奈良城的樱花落了满地，像铺了层粉白的雪。孝德天皇站在新落成的“太政官”衙门前，看着工匠们将“民部省”“刑部省”的匾额挂上廊柱，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腰间的唐式玉带——这是大唐赐予的“海东郡王”仪仗之一，玉质温润，上面的缠枝纹比倭国工匠雕的更显灵动。
“陛下，官制改革的章程已拟好，请您过目。”中臣镰足捧着一卷帛书上前，上面用汉字写着新的官制架构：以太政官为中枢，下设八省一台，完全仿照长安的三省六部制，连官职名称都一字不差——民部管户籍田赋，刑部掌律法刑狱，兵部主军政防务。
孝德天皇接过帛书，目光落在“太学”一栏。那里写着：“设太学一所，置博士五员，传授《论语》《孝经》《唐律疏议》，招生限于贵族子弟，每年考核，优者可入仕。”
“就按这个办。”天皇的声音带着坚定，“中大兄在长安的信里说，大唐之所以强盛，根在‘教化’。咱们学唐制，不光要学官制税制，更要学他们的学问。”
半个月前，中大兄皇子从长安寄来的信在奈良贵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信里详细描述了长安的国子监如何授课，《唐律疏议》如何精妙，甚至连长安城坊市的管理制度都画了简图。最让孝德天皇震动的是那句：“治国者，先治人；治人者，先治心。儒家之学，便是治心之药。”
于是，改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颁布：
——废除苏我氏时代的“部民制”，仿照唐制实行“班田收授法”，按人口分田，每六年调整一次，赋税则推行“租庸调制”，以实物和劳役缴纳。
——在奈良城中心建太学，校舍按长安国子监样式建造，门窗雕着唐式花纹，讲堂里摆着从大唐运来的案几和蒲团。
——选拔五十名贵族子弟组成首批遣唐留学生，年龄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要求“通汉字，晓礼仪”，由津守吉祥带队，赴长安国子监求学。
消息传开，奈良的贵族圈炸开了锅。有人说：“舍弃祖宗之法，学唐人那套，是数典忘祖！”也有人反驳：“苏我氏用旧法，差点亡了国；大唐用新法，四海臣服，不学才是傻子！”
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孝德天皇带着中臣镰足，亲自去太学的工地督工。他指着正在搭建的讲堂横梁说：“你们看这梁木，大唐的隼卯结构不用一根钉子，却比咱们用铁钉钉的还结实。学问也一样，好的就该学，学了能用，才是真本事。”
最终，五十名留学生的名单定了下来。其中有大伴氏的嫡子大伴古麻吕，自幼跟着遣唐使学汉字，能背半部《论语》；有阿倍氏的少年阿倍朝臣，虽才十四岁，却已能写出工整的唐诗；还有吉备氏的吉备真备，不仅懂算学，还自己琢磨过唐式水车的原理。
出发那天，奈良港挤满了送别的人。留学生们穿着崭新的唐式襕衫，背着装着《论语》和笔墨的行囊，对着天皇的方向深深鞠躬。孝德天皇站在码头高处，手里举着中大兄皇子从长安寄回的《孝经》抄本：“你们去长安，要学的不只是书里的字，更是字里的道理。学成归来，要让倭国也能如大唐一般，百姓安康，四海升平！”
船队驶出奈良港时，阿倍朝臣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陆地，手里紧紧攥着母亲给的护身符——那是用大唐的丝绸缝的，里面裹着一小撮故乡的泥土。他想起临行前父亲的话：“到了长安，要记住自己是倭人，但更要明白，学好大唐的学问，才能让倭人抬起头。”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遣唐使船队抵达登州港。早已等候在此的大唐官员带着他们换乘驿马，沿着官道前往长安。沿途的景象让留学生们啧啧称奇：官道宽阔平整，每隔三十里就有驿站，田地里的农夫用着曲辕犁，路边的孩童能背《三字经》，连驿站的小吏都能写一手好字。
“这就是大唐吗？”吉备真备趴在马车窗口，看着田埂上整齐的水渠，“他们的田地像棋盘一样，连水渠都笔直笔直的。”
大伴古麻吕翻着手里的《唐地记》：“书上说，这叫‘井田制’，是周公传下来的法子，大唐沿用了，所以粮食才多。”
抵达长安的那天，恰逢国子监开学。鸿胪寺的官员带着他们穿过朱雀大街，直奔国子监。这座大唐最高学府的门楼上，“国子监”三个大字苍劲有力，门口的石狮比奈良城的高大许多。院内的槐树枝繁叶茂，树下有学生在背书，声音朗朗，飘得很远。
国子监博士王夫子早已接到李承乾的旨意：“倭国留学生远道而来，当以礼相待，悉心教诲。使其知大唐文化之博大精深，归后传于海东，亦是功德一件。”
他领着留学生们参观讲堂、书库、射圃，最后在“国子学”的教室里坐下，指着墙上的《周礼》图说：“诸位远道而来，辛苦。大唐的学问，始于周公，成于孔孟，讲究‘仁义礼智信’。你们既来求学，便是同窗，有不懂的，尽管问。”
阿倍朝臣鼓起勇气，用汉语问道：“夫子，大唐的律法为什么能让百姓信服？”
王夫子笑着说：“因为大唐的律法，不是为了约束人，是为了保护人。比如《唐律》规定，‘老幼废疾犯罪，可减免刑罚’，这是‘仁’；‘偷盗者倍偿，杀人者抵命’，这是‘义’。律法合于情理，百姓自然信服。”
这番话让留学生们茅塞顿开。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知识：大伴古麻吕专攻《论语》，常常在深夜还对着竹简琢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阿倍朝臣迷上了唐诗，跟着博士学写“春风得意马蹄疾”，连走路都带着韵律；吉备真备则对算学和兵法感兴趣，把《孙子兵法》和大唐的《李卫公问对》抄了满满三大本。
李承乾曾在御花园召见留学生代表。当他问起倭国的改制情况，大伴古麻吕起身答道：“陛下，我邦已按唐制分田收税，太学也已开课。百姓都说，新制比旧制公道，能吃饱饭，不再怕饿肚子了。”
李承乾点点头，指着园中的石榴树说：“这树原产西域，引种到长安，一样开花结果。学问也如此，大唐的学问到了倭国，只要能用得好，也能让你们的国家兴旺。”他命人取来五十套《艺文类聚》，“这书收录了历代诗文典章，你们带回倭国，或许能用得上。”
留学生们捧着沉甸甸的书，感激得热泪盈眶。阿倍朝臣当场吟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万里渡沧海，长安见日明。愿携唐法典，归国治苍生。”虽然平仄尚欠工整，却情真意切，引得李承乾抚掌大笑。
消息传回奈良，孝德天皇特意在太学举办了庆典。他把留学生们的书信抄录下来，挂在太学的墙上，供学子们传阅。中臣镰足看着那些信里描述的长安景象，感叹道：“十年后，这些孩子学成归国，倭国必是另一番模样。”
天皇望着窗外的太学讲堂，那里传来学生们朗读《论语》的声音，虽然带着倭语的口音，却一字一句都很认真。他知道，遣唐求学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为倭国种下的一颗种子——一颗带着大唐文化基因的种子，终将在海东的土地上，长出属于自己的繁茂枝叶。
长安的槐树叶落了又绿，奈良的樱花谢了又开。留学生们在国子监里渐渐褪去了青涩，脸上多了几分大唐学子的沉稳。他们或许还会思念故乡的海，却也早已习惯了长安的晨钟暮鼓；他们或许永远是倭人，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大唐文化的传播者。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场跨越沧海的求学之旅。当第一批留学生带着满脑子的学问和一箱子的典籍踏上归途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带回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海东与大唐交融共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