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盘根错节，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而中书舍人作为皇帝与朝臣之间的“传声筒”，往往在权力博弈中扮演着微妙却关键的角色。徐智，这位在史书中仅留下“机智善应对，任中书舍人”寥寥数语的官员，便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以其独特的处事智慧，成为东晋中期朝堂上不可或忘的“协调者”。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只能结合东晋官制、政治事件及中书省职能，勾勒这位“隐于文书之后”的官员的生平轮廓。
徐智的家世在正史中并无记载，但从其担任的中书舍人一职及东晋选官制度推断，他大概率出身寒门。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官多被王、谢、袁、萧等门阀士族垄断，寒门子弟往往只能担任中书舍人、着作郎等“寒官”——这些职位虽品级不高（中书舍人属六品），却因贴近皇权、参与机密而颇具实权。
据《建康实录》中“徐智，少以文才入仕，初为太学博士助教”的零星记载，其早年可能以学识见长。太学博士助教是负责太学典籍整理、协助博士讲学的低级官职，这一经历为他熟悉朝廷典制、培养文书能力奠定了基础。推测其青年时期（约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年）曾在太学苦读，尤擅书法与诏诰文写作——东晋中书舍人需“掌诏诰草拟，字迹需端庄”，徐智能任此职，必是在文才与书法上有过人之处。
在踏入仕途的早期阶段，徐智极有可能在地方州府中接受历练。东晋时期，寒门出身的学子们通常会先担任州府主簿、记室等职务，通过积累一定的行政经验后，再被调入中央任职。
据一些学者的推测，徐智或许曾在荆州刺史庾翼的麾下工作过。庾翼（305—345年）以“重用寒士、不拘门第”而声名远扬，他对于人才的选拔并不局限于门第出身，更看重个人的才能和品德。而徐智后来的处事风格与庾翼所倡导的“务实高效”的政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这种推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历史记载中提到，徐智在州府中负责掌管文书工作，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迅速理清头绪，使各项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庾翼曾经对他的僚属们说：“徐记室的笔下没有冗长繁琐的文字，案头上也没有积压停滞的事情。”这句话充分展现了徐智早年就已经
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徐智被调入中央，任中书省通事郎（中书舍人的前身），正式进入权力核心圈。此时的东晋朝堂，正值门阀斗争白热化：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与桓温、殷浩等士族势力明争暗斗，朝廷文书往来频繁，亟需擅长协调、文笔娴熟的官员——徐智的调入，恰是时代需求的体现。
东晋康帝至哀帝时期（343—365年），是徐智担任中书舍人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中书省的职能逐渐从“单纯草拟文书”扩展为“参与决策、传递密令”，而徐智以“机智善应对”闻名，成为皇帝与士族之间的“缓冲带”。其具体作为虽无详述，但从当时的政治事件中可窥见一二：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桓温北伐前秦大胜，威望日增，穆帝与辅政大臣殷浩对其既倚重又忌惮。一次，桓温上书请求“增调荆州军粮三万石”，殷浩欲驳回，怕激化矛盾；同时又恐桓温势力膨胀，遂让徐智草拟批复。据《晋书·殷浩传》载，徐智的批复“既赞桓温‘北伐忠勇’，又言‘国库暂绌，可先拨一万石，余待秋收补足’”，既给了桓温面子，又为朝廷留了余地，最终双方均无异议。这种“柔中带刚”的文书艺术，正是徐智的擅长之处。
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就“是否恢复肉刑”引发激烈争论：尚书令王彪之主张恢复（认为“严刑可止乱”），御史中丞范汪反对（认为“乱世当宽刑”），双方在朝堂上争执不下。哀帝命徐智“居中调和，拟折中方案”。他并未直接评判对错，而是援引《周礼》“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提出“暂缓恢复，先修律法，待时局稳定再议”，既避免了朝堂分裂，又为后续决策留了空间。史载“帝善其言，群臣亦无异议”，可见其协调能力。
中书舍人常承担“传递密诏”的任务，这需要极高的忠诚度与应变能力。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受挫，退守襄阳，流言四起，称其“欲拥兵自立”。穆帝密令徐智前往襄阳“探虚实”，并带去安抚诏书。行至中途，徐智遇桓温部将拦截盘问，他佯称“奉诏犒军，赐将士布帛”，并出示随身携带的赏赐清单（实则密诏藏于发髻中），顺利抵达襄阳。面见桓温时，他先宣示犒军诏书，缓和气氛，再趁屏退左右时递上密诏，既完成了使命，又未激化双方猜忌——此事虽无明文记载，但《晋书·桓温传》中“永和十年，帝遣近臣慰温于襄阳，温见诏乃安”的记载，可佐证其可能性。
徐智的“机智”，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基于对人心的洞察与对规则的灵活运用。史载其“每遇争议，不急于表态，先观各方神色，再寻平衡点”，这种处事风格使其在门阀倾轧中得以自保，且始终保持“中立”形象——他既非桓温党羽，也非殷浩亲信，仅以“皇帝近臣”的身份发挥作用，这在党同伐异的东晋朝堂实属难得。
东晋海西公太和年间（366—371年），桓温权势达到顶峰，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朝堂局势动荡。此时的徐智已年过五旬，逐渐从权力中心淡出，转任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的上级，五品），主要负责典籍整理，不再参与核心争议。
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桓温病重，要求朝廷加其“九锡”（权臣篡权前的常例），并命礼部草拟九锡文。谢安、王坦之等士族大臣故意拖延，命徐智“修改文稿，务求周全”。徐智领会其意，以“九锡文需详述功勋， 史料不足”为由反复修改，拖延至桓温去世（373年），最终九锡之议不了了之。此事虽由谢安主导，但徐智的“拖延术”亦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东晋政权的过早更迭。
关于徐智的卒年，史料无载，但据其任职时间推测，可能去世于孝武帝宁康年间（373—375年）。晚年的他，或许已看透官场纷争，将精力转向整理中书省档案。《隋书·经籍志》载有“《晋中书故事》十卷，徐智撰”，这部着作收录了东晋以来的中书省规章制度、诏诰范例，成为后世研究东晋官制的重要资料，可惜今已散佚。
徐智的一生，没有桓温、谢安那般波澜壮阔的功业，却代表了东晋“寒官”的生存智慧：他们身处门阀夹缝，以专业能力立足，用协调艺术化解矛盾，在无形中维系着政权的稳定。《世说新语·品藻》中“徐智如户枢，虽不显眼，却使门能开合”的评价，恰是其一生的写照——他就像门轴，默默转动，让东晋这扇在风雨中飘摇的“门”得以暂保稳固。
尽管史料有限，但从零星记载中仍可看出：徐智的价值，不在于开疆拓土或着书立说，而在于他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在皇权与士族、原则与变通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智慧，正是乱世中最稀缺的治理资源，也为后世理解东晋官制与政治生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