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6年的深秋，卢加市的雾气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有着一股子生铁混着煤渣的味道，让人觉得不安。圣十字街18号的绿漆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索罗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只走得比现实还慢的怀表——五点四十七分，指针像被冻住了一样，死活不肯再往前爬一格。
“你又晚了，伊留沙。”母亲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的声音从门厅深处飘来，像是从一只旧茶壶里倒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陈年茶垢的苦涩。
她站在那儿，矮小的身子裹在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里，手里拿着那把桦木扫帚，扫帚毛已经秃得像个老头的脑袋。她脚下的地板亮得能照出天花板上那块像斯大林侧影的霉斑——那霉斑是去年冬天长的，起初只是个黑点，后来慢慢长出了鼻子和胡子，现在连烟斗都隐约可见。
“我没晚，是表慢了。”伊里亚嘟囔着，把怀表塞进兜里，那表是父亲留下的，走得慢，但活得比父亲还长。
母亲没接话，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那双手上布满了冻疮和裂口，像是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地图，每一道裂口都是一条通往过去的秘密小径。她递给伊里亚一只搪瓷缸，里面装着昨晚剩下的荞麦粥，粥面上浮着一层灰白色的皮，像是一张死人的脸。
“带着，别饿着。”她说，声音低得像是怕吵醒天花板上的斯大林，“还有，别让人看见你读那些诗。”
伊里亚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那些诗”指的是什么——一本藏在《联共党史》书套里的普希金，扉页上还有父亲用橡树皮墨水写的批注：“野蔷薇在铁丝网里也能开花。”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更淡的，像是后来补上去的：“但开花不代表能结果。”
他接过搪瓷缸，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母亲的手，冰凉，像是一块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砖头。
“我走了。”他说，转身推开门，门外的雾气立刻扑了进来，像是要把他重新拖回屋里。
母亲在他身后念起了晨祷，声音断断续续，像是被雾气打湿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她顿了一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如同《真理报》的社论所说，顺从是工人阶级的第一美德。”
伊里亚没回头，他知道母亲不是在祷告，是在背《工人行为规范》。自从父亲1930年被划为“富农分子”后，他们家的祷告词就换成了这个。上帝被开除了，换上了科里亚金同志——一个从未存在过却无处不在的人。
卢加机械厂坐落在卢加河支流旁，外墙刷着褪色的赭红色涂料，像是一块被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伊里亚在门卫室签到时，值班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正用酒精炉煮着某种可疑的绿色液体，那味道像是把旧袜子泡在汽油里再点燃。
“早啊，索罗金同志。”瓦西里咧嘴一笑，露出三颗金牙和一颗缺口，“今天又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啊？”
伊里亚没搭理他，拿起笔在签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支笔是公用的，笔尖分叉，写起来像是要把纸划破。他刚写完，考勤钟突然发出一声呜咽，像是有人用生锈的锯子在锯一根骨头。
“这钟又犯病了。”瓦西里头也不抬地说，“上次它这么叫的时候，第三车间的彼得罗夫跳了卢加河，尸体捞上来的时候，口袋里塞满了《工人守则》。”
伊里亚没接话，转身往车间走。身后传来瓦西里哼歌的声音，调子是《国际歌》，但词被改了：“奋起吧，被奴役的人们……顺从，还是解放……”
装配车间主任库兹涅佐夫同志站在冲压机床旁，穿着一套灰色呢子西装，胸口别着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当然是复制品，真品据说在1934年大清洗时被当作“反革命证据”收缴了。此人有着蒙古人种特征的狭长眼睛，左眼虹膜是琥珀色的，右眼却是普通的棕色，看起来像是两颗不同品种的葡萄被硬塞进同一个眼眶。
“索罗金同志，”库兹涅佐夫的声音像是从生锈的管道里挤出来的，“听说你母亲在贵族医院当清洁工？”
他的手指在I5型车床的操作手册上敲出规律的节奏，哒哒哒，像是某种密码。伊里亚注意到他的指甲是黄色的，像是被烟熏过的象牙。
“是……是的，库兹涅佐夫同志。”伊里亚的喉结不安地滚动，像是一只被困在皮肤下的老鼠。
“很好。”库兹涅佐夫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得可疑的牙齿，“顺从是工人阶级的第一美德，你母亲是个模范公民。”
伊里亚没说话，他注意到车间里的其他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十二台车床同时陷入诡异的静默。那些机器像是被施了定身法，钻头悬在半空，锯片停在半途，连铁屑都凝固在了空气里。
“去吧，”库兹涅佐夫挥了挥手，“今天你去第三车间，协助维修那台老冲压机。它最近……不太听话。”
伊里亚点点头，转身往第三车间走。身后传来机器重新启动的声音，十二台车床同时发出呻吟，像是十二张嘴在齐声背诵《工人行为规范》。
第三车间是厂里最早的车间，墙上的标语还是1928年的，红漆剥落，只剩下“全世界无产者……”几个残字，后面被划掉了，改成了“……联合起来顺从”。那台老冲压机蹲在角落里，像一头患了关节炎的恐龙，浑身锈迹斑斑，只有冲压头还亮得刺眼，像是某种不肯腐烂的眼睛。
“你来了。”一个声音说。
伊里亚吓了一跳，转身看见一个老头站在他身后，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胸口别着一枚“1905年革命老兵”的徽章——那徽章看起来比老头本人还老。
“我是彼得罗夫的叔叔。”老头说，声音像是从一台漏气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我来教你修这台机器。”
“彼得罗夫？”伊里亚愣了一下，“那个跳河的？”
“跳河？”老头咧嘴一笑，露出空荡荡的牙床，“不，他是被机器吞了。这台冲压机……它吃人。”
伊里亚没说话，他想起考勤钟的呜咽，想起食堂里永远只剩半块发霉黑面包的饭盒，想起更衣柜里每天多出的陌生补丁。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发现它正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延伸，直到消失在车间尽头的蒸汽阀门后面。
“开始吧。”老头说，递给他一把扳手，那扳手冰凉得像是从死人手里拿过来的。
接下来的三个月，怪事开始像卢加的雾气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伊里亚的生活。首先是食堂的铝制饭盒——无论他装多少食物，打开时都只剩半块发霉的黑面包，面包上有时还留着牙印，像是有人先尝了一口。然后是更衣柜里的工装服，每天都会多出陌生的补丁，那些补丁缝得极其工整，针脚细密得像是从皮肤里长出来的。最离奇的是考勤钟，每当伊里亚打卡时，机械齿轮就会发出类似呜咽的声音，像是有人被困在里面，用生锈的指甲刮擦着铁壁。
某个暴风雪肆虐的午夜，加班后的伊里亚在工具间发现了库兹涅佐夫的秘密。主任正蹲在角落里，用蘸水钢笔往《生产进度表》背面画符咒，那些扭曲的西里尔字母像被烫伤的蚯蚓，在纸上痛苦地蜷缩。当伊里亚看清某个符号时——那是用血写的“顺从”——车间所有的吊灯突然爆出电火花，在雪夜里绽开诡异的紫红色光晕。
库兹涅佐夫抬起头，琥珀色的左眼在黑暗中闪烁着猫科动物的光。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得可疑的牙齿：“你看见了，索罗金同志？”
伊里亚没说话，他注意到主任的影子正在地板上蠕动，像一条被切掉头颅的蛇，断口处滴落着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在水泥地上，发出腐蚀的嘶嘶声，冒出一缕缕白烟，烟里浮现出细小的字迹——全是《工人行为规范》的条款。
“顺从是美德，”库兹涅佐夫轻声说，“但反抗……是艺术。”
他站起身，影子也跟着立起来，却比本人高出一倍，头部顶到天花板，分叉成数十条黑色触须，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枯树。那些触须缓缓伸向伊里亚，尖端长着细小的牙齿，每一颗都刻着“顺从”二字。
伊里亚后退一步，撞上了工具架，一把铁锤掉下来，砸在他脚背上。疼痛让他清醒过来，再抬头时，工具间里只剩他一个人，地上留着一滩黑色的黏液，像是一滩被冻住的影子。
与此同时，阿克西尼娅最近总在凌晨三点惊醒。梁赞省的老家传来消息，祖宅的东正教堂壁画上，所有圣徒的眼睛都流下了沥青般的黑血。更诡异的是，她每天擦拭的医院走廊地面，总会在次日清晨浮现出儿子的名字，用某种发光苔藓拼成，字迹工整得像是从《工人守则》里拓下来的。
“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索罗金。”
那些苔藓在黑暗中发出淡绿色的光，像是一群被囚禁的萤火虫，拼出那个名字后便死去，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苔藓长出来，继续这个永无止境的仪式。
1937年主显节前夕，伊里亚发现自己的影子开始反向生长。当他在红色索具厂食堂排队时，影子却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延伸，直到消失在食堂尽头的蒸汽阀门后面。更可怕的是，影子偶尔会脱离他的身体，蜷缩在工具箱里发出类似啜泣的声音。
“你母亲教你的顺从，正在杀死你。”某个雪夜，影子突然开口说话。它的声音像是从生锈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带着电流杂音和铁锈味。伊里亚看着自己在机床上的倒影，影子的嘴角正在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那液体滴在金属表面，发出腐蚀的嘶嘶声，冒出一缕缕白烟，烟里浮现出细小的字迹——全是《工人行为规范》的条款。
与此同时，卢加市开始流行一种怪病。患者会突然丧失记忆，只记得要“绝对服从”。最先出现症状的是市苏维埃大楼的文书们，接着是教师和工程师。病人眼球会变成乳白色，瞳孔位置浮现出细小的锁孔状纹路，像是有人在他们眼睛里安装了微型保险柜。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在病历上写“急性集体性顺从综合征”，然后给每人发一本《工人守则》，让他们每天朗读三遍。
伊里亚在机械厂资料室找到的旧报纸显示，这种病症每隔十二年就会在卢加爆发一次。上次大流行发生在1925年，当时有十七名工人集体跳进结冰的卢加河，尸检报告显示他们的胃里都装着顺从誓词的手抄本，纸张被胃酸腐蚀得只剩边缘，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像是用某种永不褪色的墨水写的。
1938年复活节前夜，伊里亚在组装车间发现了一本被油污浸透的《工厂日志》。泛黄纸页上记载着1925年那批自杀工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家底薄弱但家教严苛”的类型，每个人的母亲都曾在贵族医院当过清洁工，每个人的父亲都曾被流放过。更悚人的是，页脚铅笔注释显示，每个病例都曾被库兹涅佐夫亲自指导过——而那时的库兹涅佐夫，还是个刚入厂的实习生，左眼就已经是琥珀色的了。
当天午夜，伊里亚尾随库兹涅佐夫来到卢加河畔的废弃船坞。月光下，主任的身影正在发生恐怖的变化——他的影子突然裂成数十条黑色触须，缠住正在巡逻的民警。那些触须刺入民警的耳道，后者立刻开始用《联共党章》条文说话，声音却带着库兹涅佐夫的音调，像是有人把主任的声带移植到了民警的喉咙里。
船坞深处传来沙沙声，像是无数人同时在背诵《工人守则》。伊里亚躲在生锈的起重机支架后，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二十多个穿着老式工装的透明人正跪在地上，用指甲在铸铁地板上刻画顺从符号。他们的后颈处都嵌着铜制铭牌，刻着“1925年集体自杀者”的字样，铭牌边缘已被磨得发亮，像是被无数次抚摸过。
当库兹涅佐夫开始用卢甘斯克方言念诵咒语时，透明人们突然齐刷刷抬头。伊里亚这才发现他们都没有眼睛，取而代之的是在眉心位置嵌着门锁——那种老式莫洛佐夫保险柜的铜制锁芯。此刻所有锁芯都在咔哒作响，像在期待着某个密码，而那密码，伊里亚隐约觉得，就藏在他母亲每天凌晨三点惊醒时的喘息里。
193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整个卢加市陷入疯狂。市苏维埃大楼的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国际歌》，但歌词被篡改成了“顺从即解放”。街上的行人开始用同一种节奏摇摆，像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他们的影子全部反向生长，汇聚到市中心广场，形成一片黑色的湖泊，湖面上漂浮着无数个“顺从”二字，像是一群被淹死的字母。
伊里亚在母亲珍藏的家族圣经夹层里发现了真相：阿克西尼娅的曾祖母曾是沙皇时期卢加女巫审判的幸存者，这个家族世代守护着对抗“顺从诅咒”的秘密仪式。但母亲从未告知真相，因为真正的顺从不是屈服于他人，而是压抑自我意志——而压抑到了极点，就会像过度充气的锅炉一样爆炸，炸出的不是碎片，是无数个新的“顺从”。
五月一日凌晨，红色索具厂的所有车床突然自行运转，加工出成堆的铜制锁芯。伊里亚在车间角落找到了蜷缩的母亲——阿克西尼娅的皮肤正在剥落，露出下面由工整字迹组成的身体：每个细胞都是她手抄的《工人行为规范》片段，那些字迹在血肉间蠕动，像是一群被囚禁的蛆虫。
“只有摧毁顺从的源头...”母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指向工厂正门的列宁像。伊里亚这才注意到雕像的瞳孔位置嵌着库兹涅佐夫办公室的钥匙，而那钥匙，正是他影子昨夜啜泣时掉落在工具箱里的那一把。此刻，整个卢加市的居民都像梦游般朝工厂涌来，他们的锁孔状瞳孔在晨光中泛着冷光，像是一群被召唤的钥匙，而钥匙孔里，正等待着被插入的“顺从”。
当伊里亚用工厂钥匙打开雕像的机械心脏时，发现里面藏着1925年的《卢加日报》。头版照片上，年轻的库兹涅佐夫正在给获奖工人颁发顺从勋章，照片角落里有个模糊人影——正是阿克西尼娅年轻时的样子，她的眼睛没有被锁孔替代，而是闪烁着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叛逆之光。配图文字触目惊心：《模范工人集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顺从观》，而文字下方，有一行用指甲划出的痕迹，歪歪扭扭地拼出一句话：
“顺从是锁，反抗是钥匙，但钥匙孔里，藏着下一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