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声音会渗入墙壁，浸透砖石，如同污渍，难以清除……
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波波夫而言，在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伊万诺夫死后，下诺夫哥罗德州工业部大楼三楼财务室的声音就是如此。那是一种细微却极具穿透力的声响，像一只金属甲虫在永无止境地啃噬着朽木的灵魂。每晚十一点整，准时响起，分秒不差，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严格遵守着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那是钢笔尖刮擦纸页的声音。
不是任何一种廉价的钢笔，不是那种会漏墨、笔尖分叉的劣质货。这是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生前惯用的那支美国派克金笔，是他在1975年因为“连续三十个季度无差错”而获得的特殊奖励——一件来自腐朽西方世界的精致工具，却被用来为最光荣的苏维埃计划经济学服务，这带着一种奇特的、近乎亵渎的讽刺。而现在，在这间空无一人的财务室里，它正自己在昏黄的灯光下（灯不知被谁打开了，或者，它自己亮了起来）书写着永无止境的季度报表。
伊里奇第一次真正鼓起勇气推开门时，那景象让他胃里一阵翻腾。墨水——一种浓稠得异乎寻常、颜色近乎漆黑的墨水——正沿着镀金笔尖不受控制地流淌出来，在苍白的纸张上蜿蜒成诡异的、如同蛇形或某种未知语言的符号。它们疯狂地填满表格的每一个方格，那急切而精准的动作，不像是在书写，更像是在执行一种古老的、填充棺材缝隙的仪式。每一格被填满，都像有一小片灵魂被彻底封存。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味，混合着劣质墨水的化学气味、陈旧纸张的灰尘味，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甜腻中带着腐败的气息，像是放久了的蜂蜜混合了……也许是蜡？他的目光投向四周的墙壁，感觉头皮一阵发麻。满室的奖状，那些曾经代表无上荣光的“劳动突击手”证书，正沿着画框边缘渗出暗红色的蜡痕。它们如同凝固的血泪，缓慢地、执拗地向下蜿蜒。
文件柜发出轻微的、持续的咔嗒声。他望过去，心脏猛地一缩。那十七本猩红色封皮的“劳动突击手”证书正在柜子里微微颤动，仿佛里面囚禁着不安的活物。烫金的cccp字母和镰刀锤子徽标正在软化、融化成一种黏稠的、如同熔融黄金般的液体，顺着封面滴落，在柜子底板上积起一小滩一小滩闪耀着不祥光芒的池塘。
“安德留沙，”他对着凝滞的、充满怪味的空气喃喃低语，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停下吧……部长会议又不看这些。他们从来不看。”
窗外，科雷马河的冰层在极度严寒中发出雷鸣般的脆响，仿佛巨人的骨头在断裂。十二月的下诺夫哥罗德彻底变成了一座冰封地狱，被无情地塞进一个巨型的、看不见的工业冷冻机里。寒风呼啸着穿过街道，如同失去孩子的妇人哀嚎。伊里奇裹紧那件磨破了领口、几乎失去保暖功能的旧呢大衣，一阵刺骨的寒意并非仅仅来自外界。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闪回到三天前的那个清晨。
场景清晰得残忍。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俯倒在巨大的橡木办公桌上，脸颊紧贴着冰冷的桌面，一侧脸压着一把巨大的计算尺，另一侧压着一卷展开的工厂蓝图。他的眼睛圆睁着，凝固的目光投向天花板上一块模糊的水渍，仿佛在那里面看到了最终生产指标的奥秘。他的左手紧紧攥着，不是捂着疼痛的胸口，而是捏着一颗用红色塑料制成的、没来得及贴上月生产计划表的五角星，指节因为死前的用力而泛白僵硬。
赶来的是个年轻的工厂医生，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烦躁和见惯不惊的冷漠。他粗略检查了一下，叹了口气，用一张官方表格草草写了死亡证明，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灵巧地把那张纸折成了一架纸飞机。“心肌梗死。大面积，”他毫无波澜地说，然后轻轻一吹，将那架白色的纸飞机掷向了角落正在熊熊燃烧的铸铁火炉——那是办公室里唯一温暖的东西。纸飞机在空中滑过一道优雅的弧线，瞬间被火焰吞没。“瞧见没？”医生对着腾起的火焰努了努嘴，“他的心室壁厚度，还没他那些宝贝奖状纸厚呢。”他说这话时，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笑意。
葬礼堪称一场荒诞剧。没有哀乐，工会主席坚持播放的是去年车间劳动竞赛表彰大会的现场录音磁带。高亢激昂的播音员嗓音和背景里循环播放的《劳动光荣进行曲》充斥着阴冷的殡仪馆小礼堂。当磁带播放到工会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念到“伊万诺夫同志，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四百！”时，那具廉价松木棺材的盖子突然发出了巨大的、有节奏的砰砰声，仿佛里面的人正在用力捶打棺木，想要出来。
人群一阵骚动，窃窃私语。脸色苍白的工会主席强装镇定，扶了扶眼镜，对着不安的人群宣布：“同志们！不要惊慌！这是安德烈同志……这是他在坟墓里，在用他最后的力量，向党和人民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一些人竟然真的相信了，或者选择相信，他们眼中闪动着被感动的泪花，而不是恐惧。
但真正的诡异，那超出常理、令人血液冻结的部分，始于头七之夜。
那天晚上，伊里奇因为处理安德烈未完成的工作而留到很晚。整栋工业部大楼突然被一种声音占据——那不是录音，而是成千上万虚幻喉咙发出的劳动号子合唱。“嘿呦！加油干！为了五年计划！”声音从墙壁里渗透出来，从通风管道里轰鸣而出，从地板下嗡嗡传来，无处不在，雄壮而空洞，充满了非人的狂热。
紧接着，锈迹斑斑的通风口开始剧烈咳嗽，然后，如同呕吐一般，喷涌出大量的纸张。不是普通的纸，是1982年度的生产指标统计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表格像暴风雪一样席卷了走廊。伊里奇惊恐地看着这些纸张打着旋，堆满角落，上面的数字仿佛在黑暗中自己发出微光。
第二天，伊里奇被指派去清理安德烈的遗物。他打开抽屉，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尖叫。那些奖章——劳动红旗勋章、金星奖章、各式各样的突击手奖章——都在自行增殖。它们像奇异的金属真菌一样在抽屉里繁殖，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一枚劳动红旗勋章的边缘竟然生出了细小的、不断转动的齿轮零件。而那座沉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杯，正在用它尖锐的底部棱角，持续地、贪婪地啃食着铁皮柜的内壁，发出令人牙酸的刮擦声，已经咬穿了一个不小的洞。
当他颤抖着拿起那第十七本，也是最新的一本荣誉证书，决心结束这一切，将它塞进吱嘎作响的部门碎纸机时，整个楼道——刚才还空无一人、寂静无声——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整齐划一的掌声。啪！啪！啪！啪！充满赞赏，充满狂热，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像出现时一样骤然消失，留下死一般的寂静和伊里奇狂跳不止的心。
看门人老布别卡，一个在大楼里待了快半个世纪、脸上皱纹比地图上的河流还多的老头，在楼梯间用他缺牙的嘴吧嗒着呛人的马合烟。烟斗里飘出的灰白色烟圈，竟然在空中奇异地组成了不断上升的五年计划生产指标图表。 “斯捷潘诺维奇同志还在加班呢，伊里奇同志，”布别卡的声音嘶哑，像生锈的铰链，“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模范。昨夜……大概三点钟，他还帮我修正了值班日志里的几个拼写错误——用他那冻僵的、半透明的手指，从门缝底下把修改好的纸片塞进来。字迹有点抖，但完全正确。”
伊里奇的理智告诉他该去看医生了，或者至少去喝个烂醉。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是好奇？是恐惧？还是对死去朋友那难以言说的愧疚——驱使着他开始在下班后偷偷留在办公楼里，窥探那间被诅咒的财务室。
第三夜，他看到了“它”。
蜡痕已经从墙壁上流淌下来，在地板上凝聚、塑形，形成了一个模糊但完整的人形轮廓。那些从奖状上剥落的碎片，如同被无形的巧手操纵，漂浮起来，拼凑出一件依稀可辨的中山装轮廓。那个苍白、半透明的影子坐在安德烈的椅子上，正用由冰凌构成的、不断滴着水的手指，敲打着老式的木质算盘。
嗒…嗒…嗒…嗒… 算珠碰撞发出的冰冷、精准的声响，与伊里奇记忆深处医院急救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的、象征生命终结的忙音——那漫长、平坦、宣告死亡的音符——完美地、恐怖地同步着。
就在这时，工厂午夜的汽笛撕裂了城市的寂静，发出巨大的、哀嚎般的鸣响。那个影子突然停下了动作，它的头部——一团旋转的、由更多奖状碎片和蜡痕组成的模糊物质——转向门口，正对着躲在阴影里瑟瑟发抖的伊里奇。在那本该是脸部的中央，两条用鲜红的红旗绶带粗糙缝制而成的嘴唇，缓缓张开，一个声音从中流出，不是通过空气振动，而是直接钻进伊里奇的脑海深处，冰冷而急切，不容拒绝：
“伊里奇同志，请把第十八个季度的先进个人申报表放在门缝下面。 deadline是明早八点。不能耽误计划。”
伊里奇连滚爬爬地逃走了，冰冷的恐惧攥紧了他的心脏。
黎明时分，天色灰蒙，一种绝望的勇气驱使着伊里奇回到了财务室。鬼影已经消失，只留下满屋狼藉和刺骨的寒冷。他发疯似的翻找着安德烈那十七本荣誉证书，仿佛答案就藏在其中。在第十七本证书坚硬的封皮夹层里，他的手指触摸到了一样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那是一张纸，边缘已经磨损，上面是用稚嫩的蜡笔画的一幅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女孩站在一栋房子前，旁边是一个高大的、没有五官的男性火柴人，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公文包。天空中有个黄色的、带着笑脸的太阳。背面是幼儿园老师工整的字迹：“爸爸回家日：____”。日期栏那里，始终是一片刺眼的空白。
接着，像一场无声的雪崩，无数用彩色糖纸折成的千纸鹤从账本的页缝里、从抽屉的角落中簌簌落下，几乎要将他淹没。每一只翅膀上，都用几乎微不可见的铅笔迹，写满了重复的三个字：“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成千上万遍，那是死者无法说出口的、无尽的忏悔。
最终清算发生在冬至庆典夜。工业部举办了年度晚会，工会主席强行命令全体职工留下，观看刚刚制作完成的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事迹宣传片。影片里，安德烈被塑造成一个没有家庭、没有个人需求、只为工作而生的超人。当画面播放到他接受第十七本证书的时刻，巨大的电影银幕突然开始渗出白色的冰碴，裂缝如同蛛网般蔓延。
那个蜡痕和人形猛地从破裂的投影仪光束中爬了出来，膨胀得巨大无比，它的身躯由无数飞舞的报表和奖状构成。它不再说话，而是开始向台下惊恐万状的人群抛洒纸张——那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不可能完成的超负荷工作日程表，纸张冰冷刺骨，沾着蜡油。
工会主席，那个肥胖的男人，发出了女人般的尖叫，他掏出打火机，猛地点燃了手里那本用来念悼词的安德烈荣誉册。“以组织的名义！退散！”
火焰腾起的瞬间，所有的奖状，无论是鬼影身上的，还是文件柜里的，甚至是人们家中珍藏的，只要是与安德烈有关的，都在同一时刻发出了集体的、尖锐的哀鸣，那声音像是无数灵魂被同时投入炼狱。
火焰并没有正常地燃烧，而是像投影仪一样，在空气中投射出闪烁的画面——安德烈三十七载被彻底异化的人生：被剪碎的婚礼照片，背面粘着先进生产者榜单；未拆封的生日礼物盒，里面塞满了待审核的财务报表；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背面却清晰地印着劳动模范推荐函的编号……那些融化的鎏金没有滴落，而是凝聚在一起，在焦糊的恶臭中，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无比、不断旋转的、灼烧着的问号，它俯视着下方每一张惨白的脸，灼烧着每一个人的瞳孔。
伊里奇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那笑声疯狂而骇人，充满了彻底的解脱和嘲讽。他猛地冲上前，从工会主席手里抢过那本燃烧的荣誉册，用尽全身力气，像抛掷一颗炸弹般将它抛向空中。“给你！都给你！安德留沙！你的奖状！”
火星如节庆的礼花般四散飞溅，向上飘升，短暂地照亮了礼堂天花板上那幅巨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壁画——画中那些笑容僵硬、肌肉发达的理想化工人们，正手拉着手，欢快地、义无反顾地跳进一座熊熊燃烧的巨型炼钢炉。
次日清晨，人们发现财务室彻底消失了。不是被毁坏，不是被清理，而是消失了。原来房门所在的那面墙上，只剩下光滑的、冰冷的墙壁，仿佛那间屋子从未存在过。只有在齐眼高的位置，贴着一张小小的便条，上面是用所有人都无比熟悉的、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一丝不苟的笔迹写着：“本办公室已超额完成历史使命，建议改为幼儿园游戏室。”
只有伊里奇知道，昨夜混乱中，有一只用蓝色糖纸折成的千纸鹤，仿佛拥有生命般，精准地飞进了他大衣的口袋。他坐在家中，颤抖着将它展开。糖纸背面，那细密的笔迹写道：
“原来快乐是种需要配额生产的紧俏品——而我永远错过了发放日。”
窗外，下诺夫哥罗德的寒风依然在呼啸，但那座大楼里，钢笔刮擦纸张的声音，永远地消失了。只是偶尔，在深夜十一点，伊里奇还会下意识地侧耳倾听，并在那死寂中，感受到一种比任何声音都更深沉的寒意。那份冰冷的配额通知单，安德烈错过了，而他们所有人，似乎也都未能真正领取。恐惧会暂时离去，但生活的荒诞和失落，却如同西伯利亚的冻土般，永恒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