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泰等部逃回突厥后，给新立的毗伽可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诱惑。面对内部逐渐凝聚的人心，以及唐朝边境的动荡，“毗伽可汗想趁机南下，对唐朝发起反攻”。
然而，老谋深算的暾欲谷再次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智慧和心理洞察力。
他劝阻道：“唐主英武、人民和洽，庄稼丰收，不可轻举妄动。我们的部众才刚刚聚集，力量还很弱小，应当休养生息几年后，才可伺机而动。” 这是一次清醒的“社会比较”。
他准确地评估了敌我双方的综合实力和心理状态，指出唐朝正处于上升期（“英武”、“和洽”、“丰收”），而突厥则处于“心理恢复期”，亟需休养，避免再次遭受重大挫折，导致刚刚凝聚的“集体效能感”再次崩溃。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对话。“毗伽可汗又打算修筑城池，建造寺庙”。
这个想法，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唐朝文明模式的向往，是一种“文化自卑”与“模仿心理”的体现。
他希望通过模仿强大的对手，来获得同样的力量。
但暾欲谷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深刻而精辟：
“不可。我们突厥人众稀少，不足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其匹敌，就是我们追逐水草，居住无常，以射猎为生，人人都习武，我们力量强大的时候，就可以进军抢掠，弱小时又可逃窜，躲进山林，唐军人数虽多，也无能为力。如今假如我们修筑城池，变更旧俗，一旦失利，必定会被歼灭。”
这段话，堪称游牧民族的“生存心理学”总纲。
暾欲谷深刻地认识到，突厥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机动性带来的“心理不确定性”和“控制感”，以及全民尚武精神所维系的“集体自尊”。
筑城定居，意味着放弃这种心理和战术优势，与唐朝进行对方擅长的堡垒攻防战，这无异于自杀。
他更进一步指出：“佛教、道教，只会把人们教育得仁义、柔弱，不是暴力争胜之术，不可推崇它们。” 这虽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形态与民族性格塑造之间的关系。
他担心温和的宗教会消解突厥人的尚武精神和攻击性，而这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心理资本”。
“毗伽可汗这才停止了。” 暾欲谷的谏言，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认知重构”，让毗伽可汗认识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特质，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在唐朝这边，面对奚人和契丹人的归顺，一项重要的战略重建工程也被提上日程。
“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恢复营州建制”。
到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唐玄宗正式下诏，“在柳城重新设立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并任命“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人修筑城池”。
史载“仅用三十天就建成了”，效率惊人。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展：“宋庆礼清廉勤勉，组织人力开荒屯田，招抚流民，数年之间，营州仓库充实，城市也繁荣起来了。”
营州的复兴，是“环境心理学”一次成功的积极实践。
它通过创造稳定、繁荣的物质环境（城池、屯田、仓库），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人的心理与行为。流民被招抚，有了固定的居所和生计，其心理状态会逐渐从“漂泊不安”转向“安定归属”。
繁荣的商业和充实的仓库，则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安全感”。这种由外而内的心理建设，与王晙提出的内迁降众进行文化同化的思路，在内核上是相通的。
贞小兕明白，这都是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最终改变人心，构建起对大唐帝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