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长史王晙，无疑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边臣。
他写给唐玄宗的那份奏表，不仅仅是一份军事分析，更是一份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报告。
他在奏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突厥降众只是因为本国国内大乱才归降我们的，如果他们国内恢复安定，他们必定会再度叛逃的。” 这精准地预言了“认知失调”的消除过程——当迫使降众归唐的外部压力（突厥内乱）消失后，他们内心的归属感（指向突厥）与外部行为（臣服于唐）之间的失调就会加剧，叛逃成为恢复心理平衡的唯一途径。
他进一步分析了降众安置在河曲之地的危害：“这些人非常狡诈，很难管理，经常不受当地军、州的约束，动辄兴兵，劫掠平民…我们蓄养他们，竟然培养了很多间谍…” 这里，他点出了“内隐认同”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降众在心理上从未真正臣服，他们的行为逻辑依然遵循草原部落的生存法则，一旦有机会，就会为母国充当信息渠道甚至内应。
他无比担忧地描绘了最坏的结果：“一旦敌人南下，他们必定会充当内应，进攻军州，届时，我们将内外受敌，就算是韩信、彭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
基于此，王晙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今年秋季，调动大量军队，向他们指明利害，送给他们路费，将他们全部迁往内地。经过二十年的同化，这些人就会逐渐改变旧有的风俗，全都会成为国家的精锐战士。” 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文化同化”与“心理重塑”方案。通过改变环境，切断其与草原的地理和心理联系，用二十年的时间，利用社会学习理论，逐步瓦解其旧有的社会认同，构建起对唐朝的新的身份认同。
中策：“调派大批人马，严加戒备，令汉族与他们住在一起。” 这是一种成本高昂的“社会监控”与“文化渗透”，试图通过高压和潜移默化来解决问题。
下策：就是维持现状，等待变故发生。
王晙甚至预判了朝中的反对声音，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当前情况与太宗时期已大不相同，关键在于“突厥人还在”，降众与之的情感联结从未断绝。
这份奏表，堪称当时对降众心理分析最为透彻的文献。然而，遗憾的是，“王晙的奏表呈上后，朝廷还没有答复，突厥降众阿悉烂和思泰等人果然又叛逃了。”
王晙的预言迅速应验，朝廷的反应是军事上的追剿。“十月二日，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赶。王晙领兵西渡黄河，昼夜兼行，追杀叛逃的突厥降众，斩杀了三千多人。”
然而，这场叛乱的根源，除了王晙所指出的宏观心理动因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由具体官员行为失误所引发的导火索。这就引出了单于副都护张知运与巡边使姜晦的悲剧故事。
“突厥人刚投降时，单于副都护（驻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张知运将他们的武器全部予以没收，驱赶他们南下”。张知运的做法，从纯粹的军事控制角度看，似乎无可厚非。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弓马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其身份象征和“心理安全”的依托。强行收缴武器，等同于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安全感，必然引发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怨恨、恼怒”。
恰在此时，“御史中丞姜晦被唐玄宗任命为巡边使”。这些心怀怨望的降众找到了他，向他诉苦，“称没有了弓矢，无法打猎”。姜晦，作为一名中央派来的文官，可能缺乏对边地复杂民情的深入了解，也可能怀有简单的“仁政”思想，他轻率地“就把武器归还了他们”。
这一收一还，完美地演绎了一场失败的心理博弈。张知运的“收”制造了心理张力，姜晦的“还”则被降众误解为朝廷的软弱和政策的混乱，这反而强化了他们叛逃的决心。“然而，等到拿回武器之后，这些突厥降众就叛逃了”。
悲剧随之而来。“张知运对此毫不知情，猝不及防，在青刚岭与突厥叛众遭遇被擒”。这位刚刚严格执行命令的将领，瞬间成了政策失误的牺牲品。“突厥叛众将要把他押回突厥，行至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境内，将军郭知运率领朔方军队截击，在黑山呼延谷（今陕西省榆林市西南）大破突厥叛众，救出了张知运”。
然而，被救回的张知运，并未等来抚慰，而是最严厉的惩罚——“唐玄宗因张知运战败，将其斩首示众”。
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张知运的悲剧，是个体在复杂系统失误中承担最终责任的典型案例。
他的行为虽有不当，但姜晦的轻率、朝廷反应的迟缓，都是构成这场悲剧的环节。
唐玄宗的严惩，或许是为了整肃军纪，但背后的心理动因，也值得深思——
这或许是一种“替代性攻击”，将对于局势失控的怒火，转移到了一个具体且“有错”的官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