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廉价的圆珠笔在登记簿上划过，笔尖因为用力过猛把纸戳破了一个洞。
陈昌没有换纸，只是顿了一下，绕过那个破洞继续写。
队伍排得很长，没有人催促。
三天，二十九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断掉的脊梁骨。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上前，把一个锈得掉渣的铝制饭盒放在课桌上。
饭盒盖子很难打开，卡扣早就蚀烂了。
陈昌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抠开，里面没有馊饭，只有半张发霉的工资条。
字迹已经淡得像水渍，但编号栏里的“b47”依然像烙铁一样清晰。
这与那天在地下室偷拍的残卷编号完全吻合。
陈昌感觉喉咙发干。
他没说话，只是双手接过那个饭盒，像是接过一枚未爆的炸弹。
这天夜里，深水埗社区中心的灯管一直在闪。
陈昌把二十九份家属提供的零碎线索摊了一地。
他在对比明德公益历年的支出明细。
这本来是本烂账，但他发现了一根极其隐蔽的细线——一笔名为“特殊抚恤金”的款项，每年雷打不动地汇入同一个账户，持续了整整十年。
顺藤摸瓜查下去，户主的身份让他后背发凉：那是周慕云表弟的老婆。
陈昌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心脏撞击着胸腔。
曝光？
不行，现在发出去只会被当成花边新闻淹没。
他去了一趟楼下的复印店，把所有资料复印了三份。
第一份塞进加急快递袋，收件人是中环律所的余文慧。
第二份投进了街角的廉政公署举报信箱。
至于第三份，他坐了一小时公交车，去了区立图书馆。
他在《香港劳工史》这排书架前站了很久，抽出一本积灰的大部头。
书号正好对应丙十七项目的竣工日期。
他把那几张薄薄的纸塞进书脊的夹层里，合上书，重新插回书架最不起眼的角落。
如果他出了事，这本无人问津的书就是墓碑。
高等法院的空调开得很足，冷得刺骨。
余文慧把那一包刚送到的补充证据砸在案头。
香灰成分报告、枪械溯源链、李国强当年的赔偿协议复印件，还有那份刚到的私账记录。
“反对。”律政司代表站起来，眉头紧锁，“这些证据来源不明，且与本案受理的行政程序无关。”
法官推了推眼镜，目光在余文慧脸上停留：“余律师，这是司法复核庭，不是重案组。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余文慧没有翻看法条，她盯着法官的眼睛，语速极快：“根据《公众利益披露条例》第6条。当一个系统性错误导致多人死亡并被刻意掩盖时，程序正义必须为实体正义让路。法官阁下，若体制失效，个体复仇即是公共正义的最后防线。”
法槌落下，休庭。
走廊里回荡着皮鞋撞击大理石的脆响。
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挡住了余文慧的去路。
他们没带工牌，脸上挂着那种职业化的、令人作呕的微笑。
“余律师，我是社会事务顾问。”其中一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你的当事人很情绪化，但这不代表不能谈。一百万，作为撤案的法律援助金，现金。”
余文慧没接名片，脚下也没停。
“余律师，走路要看路。”身后的声音冷了下来，“有些路太滑，容易摔死人。”
余文慧走出法院大门，坐进车里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她拿出手机，按下停止录音键，熟练地将刚才的音频上传云端，并设置了共享权限——接收人是黄志诚和三家独立媒体。
o记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黄志诚盯着电脑屏幕，眼里的血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
他调取了周慕云家族三代的户籍档案，鼠标停在1995年。
那一年，周慕云的父亲死于脑溢血。
看似正常的死亡，但尸检报告的附录里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血液中检测出高浓度有机磷。
黄志诚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按死在满得溢出来的烟灰缸里。
那是当年丙十七号工地为了赶工期，违规使用的强效防虫剂的主要成分。
周慕云的父亲不是单纯的包工头，他是第一批死于那个工地的人。
黄志诚翻开另一份档案——周慕云的仕途起点。
他正是凭借父亲“因公殉职”的抚恤金，才交得起政训班的高昂学费。
原来如此。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恶。
周慕云是受害者，但他把自己变成了加害者的一部分。
当年的受害家属被吸纳进利益链条，变成了最坚固的螺丝钉。
黄志诚拿起笔，在档案袋封面上用力写下一行字：压迫会复制自身形态。
半山别墅，死一般寂静。
周慕云被软禁的第三天。
窗帘紧闭，屋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红色的“账户冻结”字样，电话线早就被拔了。
他像只困兽一样在书房里转圈。
所有的离岸渠道都被堵死了，曾经那些对他点头哈腰的银行家此刻都像死人一样沉默。
他的目光落在书架最底层的暗格上。
那里藏着一个笨重的老式对讲机——当年工地的指挥专用频道，早就该报废了。
鬼使神差地，他装上电池，按下那个红色的通话键。
滋滋的电流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
“甚至没有想过会有人听。”他自嘲地笑了笑，正要关掉。
“……是丙十七的老周吗？”
对讲机里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夹杂着剧烈的咳嗽。
周慕云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机器摔在地上。
“我是当年的无线电员。”那个声音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我现在在深圳养老院，快死了。这声call，我等了三十年。”
周慕云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当年的施工日志原件，我没烧，一直缝在枕头里。”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你爹临死前，抓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他说……别让儿子走他的路。”
周慕云瘫坐在昂贵的真皮座椅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
他看着桌上那份精心撰写了三天的《关于被恶意构陷的自辩书》，突然觉得这就一堆废纸。
他抓起那叠纸，狠狠地撕成碎片。
边境渔村，海风带着咸腥味。
李俊住的破屋只有一张床，一台收音机。
这是东莞仔找人架设的地下短波电台。
每天凌晨，只有这一个频率会有声音。
没有音乐，没有新闻，只有一个机械的男声，念着一个个名字。
“张大勇，生于1962，死于丙十七地基坍塌。”
“刘福荣，生于1958，死于……”
背景音里，突然传来一阵稚嫩的读书声。那不是录音，是现场连线。
站在门口放哨的飞全推门进来，低声说：“俊哥，全港有十七个社区搞起了晨读会。那些学生和退休老师，都在念这些名字。”
收音机里正好念到：“李国强……”
李俊闭上眼。
他从怀里掏出那半盒磁带——那是他用来要挟周慕云最后的筹码。
他走到炭炉边，把磁带扔了进去。
塑料外壳在高温下扭曲、融化，黑色的烟升腾起来。
不需要了。
这不再是他一个人的私仇，这是一座城的公案。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三长一短。
李俊睁开眼，手摸向枕头下的刀。飞全已经闪身贴在门后。
门开了，雨水裹着寒气涌进来。
骆天虹站在雨里，手里没有那把标志性的八面汉剑。
他浑身湿透，黑色的风衣贴在身上，手里捏着一封用蜡封口的信。
“没人跟踪。”骆天虹的声音很冷，像金属撞击，“南区码头有个老鬼要见你。他说他手里有当年的填海图纸，知道你爹真正的埋骨点在哪。”
李俊看着那封信，沉默了很久。
他松开握刀的手，接过信揣进怀里，没有拆开。
“他在哪？”
骆天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转身指向漆黑的雨幕深处。
“南区废弃填海工地，b区地基加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