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友们都知道康熙是个汉学迷，尤其是喜欢程朱理学，对佛教和道教却不怎么感兴趣，宗教政策无非就是沿续顺治旧制罢了，相对来说对道教的管理还是更加严格一些。
想当年顺治加封张应京时明确了一品大员的工资标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来觐见讨封的时候，封赏显得很多，比如除了正一嗣教真人的封号外，还加赐了一个“碧城”的号，赏下了乾坤玉剑，送了一套北京二环内的四合院，还亲笔御书了“大真人府”的匾额挂在小院门口，顺便又给龙虎山上清宫写了幅“大上清宫”的匾额。看起来赏赐很丰厚，但是却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一品银印，也就是说只给张继宗挂了一个虚名。
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在加封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代天师为光禄大夫的时候，顺便才给张继宗封了光禄大夫的官，总算明确了他的正一品的待遇。康熙虽然对道教管理相当严格，但是纵观整个清代的皇帝，他对龙虎山的张天师真的算是挺照顾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张继宗再次入朝觐见时死在了扬州琼花观，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承袭爵位，也被诰授光禄大夫之衔。雍正五年（1727年）张锡麟入京朝觐途中，在杭州病逝。张锡麟的儿子张遇隆接任五十六代天师，前面提到过他。由于张遇隆当时还太小，不能袭爵嗣教，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叔叔署理教务，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奉旨袭爵入觐，带着一块“教演宗传”的匾额回到了龙虎山。
在张遇隆掌教期间，发生了梅毂成弹劾张天师的天师降格事件，后面会讲到，这也导致了张天师降级，也就是从那时起，龙虎山正一道才开始真正的走向了衰落。张遇隆死后，仅被诰赠为通议大夫，此时已经从正一品降到了正三品。
康熙对于龙虎山张天师的优待并不表示他对道教尊崇，对道教的危害认识得相当清楚，在御批《资治通鉴》中康熙对于宋真宗当年动不动就玩下天书雨的游戏很不以为然，说：“天书之丑，人人得而非之”。进而说：“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谕吏部官员们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尔等识之。”在《大清会典》中还记录了康熙的这样一段话：“释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康熙帝甚至认为“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已经把道教视为了邪教，非常想禁掉了，这些话无疑是表达了清王朝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
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这样说：“今日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显然经历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大清朝已经逐渐改变着四处风烟，到外不安定的局面了，而道教也被打压得只适合“留资画景与诗材”，禁不禁的都没什么影响的地步了。
总体来说，顺治、康熙二帝期间清政府逐渐巩固了统治，在初期的道教的休养生息的思想还是值得推广的，“道法自然，为天地根，老氏之学，能养其根。流而成弊，刑名放荡……”这也是道教没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原因之一。
对于黄老之道的认可，这二位皇帝都对《道德经》作过批注，可见还是比较认可这部经典的。但人家心里很清楚，《道德经》是黄老之学，道教是道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黄老之道的确有用的，而道教则是流而成弊，于世无补，所以说道教还是算了吧。
时光荏苒，转眼喜欢结交道士的胤禛接班成为了雍正皇帝，道教迎来了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转机，可惜只是刹那芳华。
雍正还是胤禛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和道士、和尚们来往，甚至还流传下来不少和这些人交往的诗文。比如有一首《赠羽士》是这么写的：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绿符灵宝录，黄牙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这首诗当然是雍正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所作，可以看出他对道教教义的肯定，对道家的外丹、内丹、符箓等等也是有所了解的，对道士的生活也有那么一点向往。
雍正还写过两首《碧霞祠题宝旛步虚词》，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琼宇璇宫日月长，奇花瑶草总飘香。
琉璃作殿苍龙卫，云雾裁帷青鸟翔。
拂露霓旌珠灿烂，御风鸾驾玉铿锵。
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万方。
这同样是雍正未登基前所作，大概是希望道士们要好好学习，端正三观，爱国讲奉献，为大清统治添砖加瓦。
影视剧中皇子们争着上位的戏码很多，有点实力参加竞争的王府里都有不少狗头军师。据说雍正家里也有一个叫戴铎的家臣，也是一直操心主子的未来，不知道听哪个远房亲戚说的，福建有个世外高人，于是就千里迢迢跑到武夷山找到了在那隐居的贾士芳贾道长。
得知戴铎的身份后，贾道长也不敢慢待，好烟好茶招待着便问来意。戴铎也不遮掩，就是想替主子胤禛问问前程如何。大老远的来了，戴铎怎么也不顺便问问自己的前程呢？只要知道了自己所依附的这位主子的前程就足够了，自己就是大树上的藤，前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胤禛能不能当皇帝。
当时贾道长是如何算的无从可考，只是非常莫测高深地写了一个“万”字，问什么意思？你猜。
现在看来，贾道长是深知天机不可轻泄、话不可说满的算命真髓。反正这个字不错，怎么猜怎么解都不会出问题。等到胤禛真的成了雍正皇帝，戴铎再回想起这个万字时，噢，当年贾神仙就知道主子未来要当万岁爷的啊，真他娘的准！
民间关于贾士芳的传说不少，在电视剧里这位也出场过，不过有点反面人物的意思。雍正八年时，雍正病了，应该属于疑难杂症，常规手段怎么也治不好的。于是雍正便在全国寻名医，同时也访高道，看来也希望有道法高深的道士能治病。结果浙江总督李卫向他推荐了贾士芳，而这位贾神仙的确是有水平，雍正的病很快就好了。按理说这是好事，皇帝病好了，贾神仙升官发财，皆大欢喜，可是没两个月雍正就把贾神仙杀了，弄得大伙都有点懵圈。特别是李卫，前几天皇帝批回来的奏折里还说“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士芳之力所致”，这怎么转眼就把人给咔嚓了呢？
经过多方分析，有人发现雍正在批阅的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什么意思？贾神仙有点不知深浅，让雍正觉得自己这病好与不好就是贾士芳的喜好，想让他好就好，想让他犯就犯，自己这一国之老大，却受一个妖道掌控生死，这怎么能忍？这件事的真假暂且不论，这种行事风格倒是挺符合对雍正评价的“雄猜阴鸷”的。
实际上雍正对儒、释、道都挺有兴趣的，也比较赞成三教合一的思路。
娄近垣在《龙虎山志》中称雍正曾经说：“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录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虽然主要是表达雍正对道教的认同，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雍正对于儒家和佛教的重视。可以说雍正是清代前期几个帝王中，对道教态度最友好的一位，至少能肯定道教的治世上还是有作用的，可以拿过来利用一番。
雍正与佛教界的来往，很大原因是因为康熙。当年和康熙关系紧密的达赖、章嘉等，出入后宫就和自己家似的，而这位二世章嘉和胤禛的关系就是最好的，在交往过程中自然会谈一些佛法之类的内容。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禛曾经到柏林禅寺坐禅，至于为什么去那里，熟悉佛教的道友可能有所了解。
柏林禅寺在河北赵县，就是有着名的赵州桥的那个赵县。赵县古称赵州，早在唐代就出了一个着名的高僧，从那时起赵州禅师就出名了。而柏林禅寺早在汉代就有了，金代时更名为柏林禅院，历史是相当悠久了。至今柏林禅寺西北角还保留着当年雍正的行宫，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四合院，当皇帝之前常在这里住，包括后来还安排屠灭江夏镇的年羹尧在这里面壁思过。
胤禛在柏林禅寺住的时候，经高僧迦陵性音的点化而开悟，不过胤禛感觉自己开悟得还差那么点，于是第二年又来开悟了一次。对于胤禛这种亲近佛教的态度章嘉非常欣赏，所以在康熙面前没少说胤禛的好话。
总体来说，雍正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还是比较注意与和尚、道士的交往的，各方也都比较注意，生怕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影响到自己将来争取上位的大事。等到胤禛变成雍正以后，就变得没什么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