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道教为什么不被满清皇帝喜欢。
第二点应该是明朝皇帝的反面典型起的作用。不但汉族人能看到，满清人同样不傻，不但亲眼看到了崇祯和李自成最后上演的那幕战争大片，嘉靖崇道败国的壮举其实也没过去多少年，至今犹历历在目嘛。
康熙三年（具体是公元哪一年就不注了，因为里面有那个太过敏感的数字，用了就会出问题），当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把一切希望都赌在了张天师主持的七七四十九天罗天大醮之上，期待着最后能够逆天改势、出现奇迹。说实话，街角卖烤白薯的大爷都能看出来，这个饱受天灾人祸蹂躏的大明要想天下太平难度至少是地狱级的，崇祯皇帝说：“我，朕只要在太原老实停下来，别再来北京了就行，噢，最好关外的多尔衮也能感冒发烧回家养病去，别总围着山海关转悠了。”
这个要求过分吗，其实挺过分的，老百姓没有活路了才造反的，张天师的罗天大醮又不能让老百姓吃饱，当然不可能救国了。李自成二月十六日打进太原，三月十七日就包围了北京，这速度也没谁了，要知道这一路上可是还要攻城拔寨的。令崇祯都想不到的是，北京这样一座天下雄城第二天就破了，而坚持“国君死社稷”没有南下的崇祯皇帝杀了老婆孩子，自己跑到万岁山自挂了东南枝。
多尔衮在关外看完了这个腐朽帝国最后贡献出的这部大片以后，对于装神弄鬼的道士怎么可能有好印象？道士如果真有那么大本事，崇祯也就不会挂到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去了。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受到了那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人的牵连。
反清复明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相当多，从侧面也反映了清初的不稳定的现状，这实在是够顺治、康熙头疼的了。
大量前朝遗民长期坚持以神道为名行反清复明之事，并不只是清初才有的。比如，顺治三年六月，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等动不动就聚起一群人来，“或起异谋，或从盗贼”，顺治被弄得脑袋都大，声称以后发现一例就灭一例，绝不容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的山东李雪臣、李兴邦父子的白莲教案，对道教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雍正十一年（1733年）江西的罗教案、大乘教黄森官案，如此等等吧，同样令满清政府提高了对宗教的警惕性，甚至最终形成了宗教就是“纠党倡道，滋害地方”这样的认识，道教又怎么可能不被人家小心警惕地对待呢。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对道教是最为警惕的，限制也比顺治严厉得多，他曾经说过：“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
所以，当道教和反清复明再有所牵连以后，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干没干过，都不可能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没有一下子禁教就算是幸运之极了。所以说一国之君对道教持这种态度，正统道教还想通过走上层路线得到国家的尊崇，难度，再定义一下就是史诗级吧。
无心插柳，清代正统道教的发展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是道教在世俗化、民间化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更加亲民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大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道教在民间发展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先后出现了黄天教、斋教、弘阳教、罗教、闻香教、清茶门教、龙天教、圆顿教、一柱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真空教等等教团、组织。有人统计过，当时大约有107个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听起来很多，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不过这些民间的小教派并没有对道教的教义、科仪或理论方面有什么创新，吸引人入教也无非是通过治病、消灾、祈求精神解脱等，让人念的最多的就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唵嘛呢叭弥吽”这些咒语，最终成为某些个人或组织达到某些目的工具罢了。这些民间教派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对道教的民俗化，为中国民俗文化发展贡献还是很大的，比如民间的红白喜事、阴阳风水等方面，老的风俗文化至今还能看到。
在这些组织中，八卦教是反清的，它的教众眼里只有教主，根本就没有清政府，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满清对其他小教派，甚至包括正统道教的态度。
其实并不仅仅是清初，整个满清统治期间，地方官对宗教都相当小心。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就给皇帝发了个微信说：“我们这里有好多人信罗教，天天没事可做，而且还只吃素不吃肉，请批准我大力整饬，严令禁止”。雍正一听气得鼻子都不通气了，听说过禁止邪教蛊惑百姓的，从来没听说过人家吃斋吃素也要禁止的，你这不是吃饱了撑住了吗，想禁也得想个好点的理由出来吧。不过这也说明了各地的地方官对于治下出现的教团组织是相当紧张的，生怕出事的现状。
到乾隆时期，对民间的宗教管理就更加严厉了，乾隆说：“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可以说从上到下认识相当统一。
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王伦起义，几天就占领了寿张、阳谷、堂邑三个县，战斗力还挺强，打得大清八旗兵大爷们一点脾气都没有。一月以后，被重兵围杀起义失败，仅被抓后杀死的就1700多人。
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发生的王伏林的圆顿教起义，不久被陕甘总督勒尔谨扑灭，杀了444人，抓了522人，当然据说很多都是杀良冒功的，这也符合那时的光荣传统。乾隆却对此表示了肯定，还说以后不论哪里再有类似事情发生，都可以先过去剿灭了然后再上报。
还有伊斯兰教的事，比如乾隆四十八年的石峰堡起义的失败，清政府便开始支持老教打击新教，把那些新教统称为邪教。
还有就是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就是围绕着关于天主的译名和祭祖、祭孔等这些问题，根源就是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政治观点上的冲突，这段历史有点复杂，不多讲了。直到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主教才逐渐驰禁，没办法，谁让洋人的大炮火力猛呢，你拳头硬就有理。
清初时的宗教关系非常复杂，有国内和西方的，有传统与现代的，还有民族的，而清政府闭关自守又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晚清才那样的，所以除了选择了正统的儒学以外，实际上其他的都是要打击的。顺治二年恢复了科举制，顺治十四年把孔子的“大成文宣”升格为“至圣先师”，顺治二十二年又加封孔子为“万世师表”，对儒家可谓抬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到康熙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之乱以后，满清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尊孔敬儒的基本国策，汉族读书人也给面子，很快就承认了满人的封建正统地位。
为了稳定，皇帝也不会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处理道教。宗教存在了千百年，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自身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是简单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消灭的。在满清政府统治下，任何宗教都只能定位在服务王道之上，只能接受“神道设教”，在大一统的政治下存在。
民间的那些众多的道派的出现，并不会考虑正统道教能否发展、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也不会为道教事业的发展去搞什么科研、创新，所以，正统道教必须要有所改变，而“圣俗一体”和“圣贤仙佛无别”的道路就是一种选择和尝试。
正统道教希望通过对自己做了一次大手术，把一些不够传统的东西剔除掉，从儒家的角度来重新整理、定义自己的教义，发展出让皇权满意的教义，这就是王常月和娄近垣的努力。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个人感觉就是龙虎山张天师没有在满清打进北京以后主动去当舔狗，整个道教界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特别淡然的样子，既没有激烈反抗表示忠于大明朝，又没有主动来投效，奉一些异象、图谶什么的表示满清是天命所归，这种坐观局势发展做法不但没有一点人情味，还让人感觉就是站在墙头看风向，怎么能让满清对你有什么好感。
不过也可能是有点冤枉张天师了。崇祯死后，福王朱由崧马上在南京组建了南明政权，江西龙虎山自然不能投降满清，这个本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满清人肯定会不高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谁能阻挡大清的铁蹄，大军南下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如此明朗的局势，小小的龙虎山还不早早纳头就拜，反而端起架子来坐看云起云落、花谢花开，你哪来的那么大的优越感啊，明显是瞧不起我们北方异族嘛。这种情绪很自然地就会推而广之，对整个道教有了意见，因为龙虎山的确有资格代表正统道教嘛。
没有道教，没有佛教都可以啊，这不是还有儒家吗，离了你们好像更好，所以特别想学习汉人的满清开始尊孔敬儒，“黜异端以崇正学”。
其实要说道教界没人去捧满清的场也不是很准确，根据娄近垣在《龙虎山志》里说，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曾经打算去北方恭迎满人的，不过却被人家怀疑要去福建追南明皇帝，有点弄巧成拙了。好在从顺治开始张天师的地位虽然地位逐渐下降，总算是一直保留着一定的待遇。
顺治尚且有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意识，认为三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所以虽然采取了严厉的政策限制道教，甚至可以说离禁教也就一步之差了，但是对张天师还算不错。顺治六年，张应京来北京为生病的皇子祈福，顺治看在天师大老远地来了不容易，再遵照前朝的旧例，敕给他一个“正一嗣教大真人”的封号，而且还赐了枚一品银印，让他管理龙虎山及上清宫等本山的教务，不过剥夺了以前的掌天下教事的实权。
同时，顺治还很严肃地对张应京说，“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录，统率族属，各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尔其中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总之你要管好自己，管好教内的弟子，不要试图蛊惑人心，不要把手伸到教外事务上来。
不知道张应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山的，反正是还没到龙虎山就死在路上了。
1655年，五十三代天师张洪任来到北京，为的当然也是讨一个皇帝的敕封，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当天师。顺治还算给面子，不但封了天师，还免了龙虎山的徭役，以后的张天师们虽然也数次进京表示出臣服，但却一直没有收获满清的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