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康和王元鹅的通话记录不多，每次通话时间都在一分钟左右，这说明赵长康所说大概率属实。
段明回了一句“无可奉告”后，问：“无缘无故，你们为什么非得给王元鹅做临终关怀？”
“怎么会是无缘无故呢？警察同志，听你的意思，好像认为我们也在蹭他热点。”赵长康的语气听起来颇为不满。
“换成别人，是要经本人申请，我们组织内部对申请情况进行核实，再研究决定是否给予申请人临终关怀。”
“王元鹅这人，虽然没什么素质，但他见义勇为，又是‘抗艾斗士’……为了彰显社会正义面，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算他本人没有提出申请，我们作为专业的慈善机构，是不是也应该主动对他实施重点帮助，彰显人文关怀？”
“他这样的英雄楷模，虽然个人素质差了点，但也应该让他感受到社会温暖，不能让他带着未了心愿去死吧？”
“但是，我也没想到，王元鹅对我会这么反感。他大概接受不了自己马上就要去死的事实，所以一看到我就只会更加‘扎心’。”
赵长康漫无目的、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却让段明对他的怀疑减轻了八九分。
最后，段明提出最后一个疑问：“你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
“堰城大学门口，有很多人在卖电话卡，卖给学生。他们为了抢生意，打价格战。开学的时候，我从那里路过，一看他们卖的电话卡一个比一个便宜，就想换个号，但我当时没带身份证，结果卖卡的说不用身份证也行，那我就换这个号了。你们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
段明再无怀疑。况且，他们本来要找的就是王乾山和李倩。
除了“黑号”，还有个电话号码同王元鹅有过十数次通话记录。通过身份信息查询，该号主人叫张得志。
第一次通话时间在5月27日上午10点，为张得志拨打给王元鹅，通话时间只有1分半钟。到了夜里，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时间长达25分钟。
此后，张得志和王元鹅基本一到两天会有一次通话，大部分都是王元鹅拨打给张得志。
6月22日夜里11点，王元鹅拨打张得志的电话，二人的通话时间长达近半个小时。
张培的口供中，曾说王元鹅于死前一个星期左右回过父母老家，也极可能就是在6月21日夜里或在22日夜里11点之前，王元鹅发现了遗留在下水道里的手指骨。
王元鹅发现手指骨以后，于第二天夜里，或者当天夜里就同张得志有过长时间通话，这意味着什么？张得志会不会就是王乾山？
6月26日凌晨1点，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最后一通电话，通话时长足有近40分钟。这个时间距离王元鹅的死仅仅只有两天。
办案人员立即回拨这个电话给张得志。却发现，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啥都不用说了，立即找到“张得志”本人。
面对气势汹汹的警察同志，张得志满脸地莫名其妙，对于被问及为什么停止使用名下电话号码，以及和王元鹅是什么关系，在电话里头和王元鹅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张得志满脸委屈地说：“我名下的电话号码一直在用。我又没有欠钱不还，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换电话号码呢。王元鹅我倒是在新闻上看到过，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也从来没和他通过什么电话。”
经查，张得志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和王元鹅通话的那一电话号码，完全不是同一个。张得志的身份证于一两年前有过一次遗失。
毫无疑问，有人捡到了张得志的身份证，并以他的身份信息办理使用了电话号码。
捡到张得志身份证的人会不会就是王乾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没法确认。
这一线索虽然到此中断，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警方根据电话号码“实名”注册信息，追查到销售这一电话卡的营业点，位于郾城汽车东站附近。
郾城汽车东站距离主城区有近40分钟的车程，周围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没有十万也有八万。王乾山和李倩会不会生活在这里，要不要在这里开展大规模排查，尝试揪出这二人？
正当警方捉摸不透、举棋不定时，刚从外地参加完培训学习的向娟，在了解基本案情后，以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这帮大老爷们：“排查？为什么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
什么办法？
“你们都瞎吗？还是没有常识？段明在监控视频里发现的穿红裙的女人，骑的电瓶车尾端下部，遮泥板上肯定会印着电瓶车品牌。查出全堰城售卖这一品牌电瓶车的全部商家，再看看这些商家当中有没有位于汽车东站附近的。”
“以张得志的姓名‘实名注册’电话号码的通讯营业点既然也在汽车东站，假如王乾山就是这一‘注册人’，那么他和李倩就住在这里的可能性较大。”
“全堰城销售电瓶车的商家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一个是汽车东站附近的五一路，一个是城区中心的塔北路，还有一个是城西的工业街。”
“一台电瓶车不贵，在价格上没有很大差别。假设‘红裙女人’就是李倩，并且和王乾山就住在汽车东站附近，他们坐上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车，跑去五一路和塔北路购买电瓶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只要找到位于汽车东站附件售卖这一品牌电瓶车的商家，拿到销售清单或顾客名册，再逐一排查，大概率就能揪出王乾山和李倩。”
众人哑口无言，灰头土脸地赶紧重新调取“柏林小区”的监控视频，将画面放大，并经技术处理后，果然在电瓶车尾端下部的遮泥板上，不但辨认出该车品牌，甚至还有销售商家名称和电话号码……
更换姓名或隐姓埋名，是所有逃犯逃避抓捕的惯用伎俩。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王乾山当时并非“逃犯”。但他做贼心虚，并且出于谨慎，带着李倩私奔后，不但给自己换了名字，就连李倩也换了名字。
正因如此，当时搜寻他二人下落时，马弘文及一干办案人员才会如此绞尽脑汁，颇费周章。
不得不说，有才华的人，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靠才华吃饭。
王乾山化名为王朝晖，在汽车东站旁边的人民公园居然靠着摆地摊替人“看八字”“算命”“卜卦”，逐渐成了附近颇为有名的“神算”。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他早年对《周易》的钻研。
李倩化名为张倩，在一家超市里做收银员。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毫无疑问，马弘文再度亲自出马，审讯王乾山。
“张秀文……就是你原配张继文，什么都交代了，当年的那把大火，是她给你出的主意。”马弘文开门见山。
王乾山似乎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愣了片刻后，居然笑着说：“我不怪她。”
这反而让马弘文愣了片刻，继而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不能以常理揣度。
“要不说说你父母？尤其是你父亲王文辉，在你眼里，他是个什么人？”
王乾山摇头晃脑地思考了一下，最后歪着脖子，看着马弘文：“这不好说……你喝过‘烟茶’吗？”
“啥？”
“就是用烟灰，或者直接用烟草泡的水，部队里面称之为‘烟茶’，用来惩罚那些抽烟的新兵。我喝过。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偷偷抽烟，被老头儿发现了，让我喝过一回。那味道……记忆犹新，直到现在，只要一闻到烟味，喉咙眼里就会涌出那一股呛人的味道。所以，我不抽烟。”
马弘文看了一眼自己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只能将它在桌上的烟灰缸里掐灭。
王乾山似乎被勾起许多回忆，又似乎将眼前的马弘文当成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更像是喝醉了一样，继续自言自语式地说道：
“你也没从潲水桶里捡过东西吃吧？我捡过吃过。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包子，我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扔进了潲水桶。那时候是在爷爷奶奶家，他们家在农村养了猪，所以会把吃剩的饭菜和汤水用桶储存起来喂猪。”
“老头儿看见我朝潲水桶里扔了半个包子，要我捡出来吃掉。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按他说的办。”
“你会不会包饺子？我会。有一年大年三十，老头儿心血来潮，说我们今年全家吃水饺过年。这北方人的习俗，我们南方人也来搞这一套？老头儿说他想念在部队过年的氛围了。那吃就吃呗。”
“结果，老头儿又玩出了新花样。说咱都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自己包给自己吃。我那时候十一二岁吧，王元鹅才几岁呀，从来没包过水饺，怎么能自己包给自己吃呢？”
“老头儿不管，他说包水饺这个事一学就会，学不会就别吃了。呵……结果那个大年三十，我和王元鹅不但没吃上水饺，连年夜饭也没吃上，并且大年初一还在家包水饺，然后我就学会了，还学会了三种包法。”
“你母亲呢，不管吗？”马弘文忍不住插嘴问道。
“她管哭啊，管说‘爸爸也是为了你们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