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新闻上看到王元鹅死了，还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他杀，我才回过味来，王乾山当时和我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王乾山这个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疯狗。如果说他杀害父母，只是一时冲动，但他如果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则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这个人，很可能已经失控……如果不把他关进监狱，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所以，我有意将话题往他身上扯……”
张秀文既然选择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就再无作伪供或隐瞒的必要，甚至将一些在她看来“不可外扬”的家务事也一股脑儿全交代了。管它有用没用，先交代再说。
“我公公婆婆生前立下一份遗嘱，把他们名下的房产门面分成三份，他们两兄弟和我，一人一份……公婆一直说要提前退休，还说要趁着能吃能喝能走的时候，到处去看看……都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更没想到他们会那么早就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一直放在老宅保险柜里。我在修缮老宅的时候……出于好奇，尝试用二老的生日作为密码套开保险柜，都没有成功，最后……试着用王乾山的生日，却成功了。”
“我看完之后……又把遗嘱放了回去，再也没动过。之后，我和王元鹅虽然在经济上产生矛盾，但这份遗嘱我从来没提过。”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扶养大，对他家的房子和门面没有半点想法。所以……想暂时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门面的所有权，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王元鹅对我本来就有误会，我要是以这份遗嘱为依据来提收取门面租金的事，只会越描越黑，让他认为我想瓜分财产。搞不好，还得对簿公堂。这种事，要是搞到那个地步……太丢人了。”
“王元鹅应该一直都不知道遗嘱的事。那天晚上，就是6月24日夜里，他居然说我……和王乾山离婚就是想发财，就是想从他家分房产和门面……我要被气死了，就和他说，我要是想打你家房产门面的主意，早就拿遗嘱出来和你打官司了。”
“他……很吃惊的样子，还说我为了钱，居然连遗嘱都造出来了。我知道，和他已经没法正常沟通，就要他回老宅打开保险柜，看看里头的遗嘱到底是真是假。保险柜的密码也告诉他了。”
马弘文仔细思考片刻，在张秀文的供词中并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问了她一些琐碎问题，接着又就仿制三唑仑的犯罪行为向其发问。
“柏林国际”小区监控视频里出现的红裙女人如果就是李倩，结合她进出小区都骑着电瓶车，以及6月28日早上王乾山在“君兮”酒吧外出现来看，王乾山和李倩极可能就生活在堰城。
无论是推进调查工作需要，还是出于搜寻王乾山的目的，对王元鹅的手机通话人进行调查都是必然之举。
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嫌疑人和搜寻范围，再结合王元鹅的手机通话记录，对王乾山和李倩的搜寻工作虽然仍旧如同大海捞针，倒也胜过之前如同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王元鹅的手机通讯录中，并没有备注为王乾山或李倩这两个姓名，或与之存在关联的相关称呼的联系人。
在通话记录中，对所有未注明姓名的电话号码进行身份信息查询后，也没有发现当中有王乾山或李倩的姓名。
那个时候，手机号码实名制不但远远没有普及，办一个手机号甚至可以不用绑定身份证号码。
所以，在王元鹅的通话人当中，出现了几个未绑定任何身份信息的“黑号”。
同时，考虑到机主本人有可能使用别人名下的手机号，再结合之前已完成的对王元鹅亲朋好友的摸排工作，在能确定部分通话人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办案人员干脆对其他所有的通话人，包括其中的“黑号”机主进行传讯。
经核查，这些人当中也没有王乾山或李倩。
这一过程中，有一名“黑号”机主引起过警方关注。
通过电话问询，警方得知这人叫赵长康，男性，25岁。
赵长康在接到警方的电话传讯后显得颇为紧张，在电话里头弱弱地说：“我昨天才被两个刑警截在饭店问话，今天……又被要求到公安.局接受问话，警察同志，我……我没犯什么事啊。”
和他通话的办案人员问：“昨天找你问话的警务人员姓甚名甚，你没犯事这么紧张干什么。”
赵长康说：“一个姓刘，一个姓段。你们……这样天天找我问话，我以为……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会不会冤枉我，所以紧张呀。”
办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得将电话交给段明。
段明听说这人的姓名，觉得有些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接过电话，交谈几句后，才记起这人居然就是他之前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的，紧随红衣女人的电瓶车后，在“柏林国际”小区大门突然停车的车主。
赵长康并非“柏林小区”业主，在案发前出入过小区，但符合这些特征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况且当时段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红裙女子”身上，所以并未对他有过多问话或丝毫怀疑。
但现在不一样了。赵长康用的手机号是“黑号”，居然同王元鹅还有过联系。
似乎还嫌自己的嫌疑不够大，赵长康居然又在电话里头说：“我今天来公安.局……来不成，刚刚出了堰城，在高速上。”
段明的警惕立即又提高几分，却仍旧若无其事地问：“你为什么要出堰城？”
赵长康的语气显得小心翼翼：“我出差去沙市，能不能……晚几天回堰城了再来配合你们调查？”
“具体要去沙市几天？”
“这个……说不准，简单说，得看我客户什么时候死。”
“你说什么？”段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得把我客户‘送走’，等他死了后才……才能回堰城。”
愣了片刻，段明问：“你是保险理赔员？还是医生？”
“不……不是，我的工作就是专门让人安心……去死。”
不仅段明一头雾水，就连周围的办案人员都被段明那一句声音极大的“你说什么”吸引了注意力，靠近后在听筒里听到赵长康的这句回复，也不禁纷纷暗想：这人居然这么猖狂？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段明问。
“我，我是临终关怀慈善组织驻堰城办事处的志愿者，我们是……是一个慈善机构，专门给身患绝症的人做临终关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临终愿望……”
段明不动声色地在纸上写下“临终关怀慈善组织驻堰城办事处，赵长康，沙市出差”一行字，然后将字条推给桌边的另一名办案人员。
“这回，我的客户是个白血病人……沙市的志愿者不够，向我们堰城要人过去帮忙，堰城办事处就……就安排我过去。”
“这是我的第二个客户，第一个客户我……我没完成好任务。要是非得让我现在就去……去你们公安.局，我这第二个客户又得搞砸。”
“你的第一个客户是什么情况？”段明有意和他闲扯，以拖延时间，让办案人员有足够时间核实相关情况。
提起这个，赵长康的紧张情绪似乎一下就缓解不少，说话也顺畅许多：
“就……就是王元鹅呀，警察同志，我和你说，王元鹅虽然是什么‘抗艾斗士’，但是他这人没什么素质，我通过电视台的人联系他，问他有没有什么临终愿望，他们都不回我电话。”
“为了让他安心去死，我还特意从网上查到他的居住地址，去他住的小区打听过，想侧面从邻居那里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和心愿，结果他们……他们都说王元鹅喜欢泡吧喝酒。”
“王元鹅躺在医院，马上……就要死了，我要是还给他酒喝，这肯定不行。”
“我只能，只能直接去医院，想单独见见他，好好聊聊，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心愿。结果，他一听我是临终关怀慈善组织的，就……就要我滚。和他打电话，每回都是没说几句就直接挂我电话。”
“警察同志，你说这人是不是很没有素质。”
张培的口供中曾说有个什么慈善组织的人，想要单独见见王元鹅，这人无疑就是赵长康。
王元鹅根本就没有绝症，当然不会有什么临终愿望。段明心想。
赵长康似乎起了八卦心理，在电话里头神秘兮兮地问：“警察同志，你们调查了这么多天，王元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时，办案人员将段明先前的纸条还了回来。
段明往纸条上看了一眼，见他自己写的那行字上被画了个红色的“?”。这意味着他的同事同赵长康所说的那一组织取得了联系，赵长康其人以及去沙市出差一事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