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星院，大型观星台（天文台）内，到此参观的宇文维行，看着硕大的观星镜（天文望远镜）惊叹不已，围着这具大型装置转来转去，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他在宫里，用的观星镜与其相比，就是牙签和竹筒比。
宇文温没有管儿子，而是在一旁仔细翻看观星镜的保养记录。
观星院隶属太史司，各种天文仪器应有尽有，位于长安城内的天象观测点，共有大型观星台五个，每个观星台内都有一具大型观星镜。
每具观星镜连同配套装置的造价都在十万贯以上，异常昂贵。
所以宇文温今天到这里，不是来看天象，是来看看这五具总价值超过五十万贯的观星镜保养情况如何。
仪器设备的保养，当然要看保养记录，而定期保养是否到位，就看记录内容是不是千篇一律，宇文温仔细翻看了一会，发现这具观星镜的保养记录内容很“丰富”，看得出保养人员是用了心的。
首先是保养时的温湿度（温字没法避讳）齐全，然后给活动部件上油的情况，观星镜内干燥包的更换，目镜、物镜的保养等内容都记载得一清二楚。
保养记录上的字迹多有不同，颜色深浅不同，看得出是好几个人在不同时间段所写，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一次性补上来的。
宇文温对此很满意，和陪同巡视的太史令刘晖交谈起来。
观星镜作为光学仪器，最重要的部件就是那硕大的物镜，按照现在的制作工艺，要制作如此一块大型玻璃透镜，良品率很低，大概是一成左右。
也就是每十片成品，只有一片是合格的。
制作大型玻璃透镜的难度很大，所以成本很高，加上良品率低，自然就使得用于观星镜的玻璃透镜价格昂贵，其造价占到了整具观星镜造价的六成，不由得宇文温不关心。
正如后世的天文台那样，观星院给观星镜配备的观星台，顶部是可活动的半圆形结构，半圆形的顶棚可以全方向旋转，其上开有长缝（可开合），以方便观星镜透过开缝观察星空。
而这五个观星台，每晚都忙碌不已，太史司的吏员和天文学者们彻夜不眠，用观星镜观测星空，这十来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观测结果，为进一步校准历法和时间提供了充实的理论数据。
宇文温很关心历法和时间准不准，首先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历法和王朝的正统性息息相关，而且农业生产也需要准确的历法来指导，不可谓不重要。
其次，天文学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时间是否准确，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许多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准确的时间计量，对于朝廷来说也是彰显天朝上国威严的华丽羽毛之一。
然后，天文学是基础科学发展的引擎之一，对于这个时代而言，天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航海导航和定位。
纬度的观察，可以通过测量日影来获得结果，而经度的观察，就只能靠各地的时间差来获得，正在蓬勃发展的海贸，各船队对于在茫茫大海上的精确定位有着巨大需求，而航海图乃至地形图的精确绘制，同样需要精确的经纬度。
这就需要更准确的测绘工具（纬度）和时间（经度）。
譬如周国的疆域图，要用新式的比例绘图法绘制出来，这就需要在全国各地进行测绘，定经纬度，然后制作成网格图，再把山川河流城镇全都画上去。
这项工作大概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而这一切的基础，包括准确的时间，需要太师司在各地的观星台进行“授时”。
任务很艰巨，所以宇文温很重视，但他关心观星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科学发展和政治需求的矛盾开始凸显。
皇权天授，皇帝乃天之子，汉时又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所以，天象异变往往和皇帝联系在一起。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食，一旦发生日食，往轻了说是朝廷的某个政策不好，导致天象有变，往重了说，是朝中出了奸佞，以至于出现日食。
这种时候，宰执要上表谢罪，等候皇帝处置，然后皇帝派人祭天，祈求上天息怒。
更有甚者，皇帝得下罪己诏，改弦易张，顺应天意。
所以，在后世看来不过是正常天文现象的日食，在古代可以引发政治风波，日食出现，不是皇帝德行有亏，就是奸人当道作祟。
日食是这样，月食乃至彗星、流星雨亦是如此，任何一个天象“异变”，都会被人解释为是“天”对儿子（天子）的警示，千百年来已成定例。
发生日食，说明帝王“失德”；发生月食，说明国家刑律混乱。
为应对这些所谓的天变，皇帝必须采取措施，纠正自己的过失，即“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这就是时代的特点，天象和政治纠结在一起，神神道道的。
现在，一旦发生日食，肯定会有人上表陈情，说粮价过低导致谷贱伤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故而上天示警，“还请陛下为江山社稷计”云云。
更有甚者，会演变为对皇后和太子的攻击：太阳（天子）被蚕食，不就是因为有天狗（尉迟氏余孽）作祟么？
这不是不可能，但真要发生了，宇文温不可能当面怼回去，说“这是天文现象，狗屁的天狗食日”，只能想办法化解，找替罪羊。
为了糊弄过去，最多厚着脸皮派人祭天，免掉几个宰执凑数，然后依旧我行我素。
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总是不好，百姓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煽动，而宇文温若让天文学正常发展，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
原来天圆地方是假的，原来大地是围着太阳转，那么太阳东升西落其实是假的，天上星辰都是一个个遥远的星星组成的，所谓二十八星宿都是人们附会出来的，那么....
夜观星象、掐指一算便算得祸福凶吉恐怕也只是假的...
真的有昊天上帝么？天若只是虚无，那么哪来的天之子。
皇帝，真的有天命在身么？
天文学发展到后面，必然动摇皇权天授的理论基础。
正是因为有如此后果，所以随着明清两代皇权集中，中原的天文学陷入低谷，朝廷不允许民间学者擅自学习天文，而钦天监等官方机构，其吏员渐渐都是世袭。
天文学知识，成了父子传授的家学，再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不要说发展，原有的知识也在一代代的父子相传中渐渐损失。
皇帝不希望天文学成为公学，不希望各种天象被人用来攻击朝政，索性采取愚民政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天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
所以，宋元时期，中原的天文学依旧位于世界前列，到了明代，朝廷就得靠色目天文学家来参与历法的修订。到了后来，甚至连历法的修订都只能靠外来的西阳传教士进行技术指导。
科技发展止步不前，甚至还大退步，这是一个文明的悲哀，却是政治现实的需求。
天文学一旦发展到某个阶段，就会动摇“皇权天授”的理论基础，那么在这个时代，会有什么出路呢？
现在需要宇文温来做选择，他的选择就是加强天象观测，争取能够做到准确预测日食、月食（最好精确到某日某时），避免异常天象发生时猝不及防。
然后任命天文学者中最会做官的刘晖为太史令，管理观星院，随时根据预测结果，编出一套说辞，将突发的天象往好处圆。
会做官，潜台词就是会迎逢上意，刘晖的天文历法造诣不是最好的，至少也属一流，却没有科研学者那种认死理的毛病，为人很圆滑，会变通。
所以，一旦观星院预测到日食、月食即将发生，可以让刘晖配合着打好铺垫，然后把上天的怪罪，引到国外去。
譬如高句丽狼子野心试图偷袭辽东，又或者南洋即将有海怪“蜃”现世作乱，所以上天才会以天象预警，反正不是因为皇帝乱搞导致天地一片昏暗。
与此同时，依旧鼓励学者从事天文学学习，但想深入研究，就得在国子监或者黄州州学等超一流州学报“天文”或“数学”专业。
大型观星镜，只能是官方机构才能有。
朝廷会采取各种手段，避免天文学学术讨论公开化，将天文学的发展成果限定在体制内，天象观测结果可以记载，可以在体制内交流，不可以公开发行。
普通学子不会了解天文学的最新发现，而对于普通官员和百姓来说，只需要知道太史司制定的历法和“授时”很准即可。
这就是宇文温想出来的办法，让天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同时，尽可能不造成政治上的麻烦，至于多年后，两者之间的矛盾再也挡不住时，该如何解决呢？.
宇文温觉得，按着如今的态势发展下去，也许到了百年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科技、经济的发展，连君主立宪制都可能出现了，所以....
那是子孙后代的事，不关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