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潜很早的时候，就考虑过，所谓天子，亦或是官府里面的官吏，经常口头上一套，行为上是另一套，表面上都是为国为民，但是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这种口头上和实际上不一致的根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斐潜一度以为，这是官僚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人心人性的问题，再后来又回过头来想，这其实是制度的问题。
人性，本身就容易贪婪，这是人生存本能所决定的，而约束本能的，一是法律，二是道德。
律法的变更，是缓慢的。
但是道德的观念，却是更新很快的，而且道德的崩坏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律法。
在华夏古代，维护道德标准的责任，原先是在儒家身上。
孔子云，何为君子？
然后他给出了答案，或者一个标准。
可是儒家并没有做好这个事情，而是很快就和权柄同流合污了。
东汉世家士族不仅仅是东汉一朝的产物，它是秦汉所开创的帝制，在其早期探索统治模式时，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相互碰撞、适应、异化后的一个历史结晶。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华夏历史走向，直至隋唐创立科举制，才开始有些修正，但是对于儒家来说，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儒教本重人世，讲修齐治平。然于生死大事、鬼神之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云敬鬼神而远之，存而不论。寻常之民，生有饥寒之迫，死有魂魄之畏也。如此，儒，既不能解其生计之困，又不能安其死后之忧。道，虽起于本土，然高士隐居炼丹，帝王求仙问道，于平民亦远矣。此时佛教东来，讲轮回，说报应，许以来世福报，恰填此空虚。此非佛道之高妙，实乃儒道之失职也！』
斐潜此言，顿时引得崔琰瞠目结舌。
这个问题么……
who cares?
对于东汉士族世家来说，百姓是百姓，万民是万民，这是两个不同的等级。
可是真让崔琰仔细想想斐潜所说的话，也开始觉得似乎是这么一个道理……
佛道后来都争不过儒，只能下沉市场，但是又不愿意过苦日子，于是各种道会门就出来了。
市场需求。
谁都贪生怕死。
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就和贪婪一样，是刻在人类基因里面的东西，谁也无法避免，谁都需要面对，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也不分性别老少。
只不过，对于传授知识，开启民智方面来说，儒佛道都有做一些贡献，但是直至小辫子，都没能开启全体民智。
儒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矛盾的统一体。
儒家既不是纯粹的『人民福音』，也不是简单的『统治帮凶』，它既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有现实主义的妥协。
它既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外衣，也为批判皇权提供了道德依据。
它既维护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秩序中的强者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
儒教，从孔子之时开始，就已经有些像是一场『豪赌』……
儒家赌的是，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制度设计，从内部『驯化』权力巨大的君主，让他成为一个『圣王』。
这场赌局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
它成功了。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夏古代政府的道德性格，催生了贤臣、清官和善政，使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稳定延续。
同时，它也失败了。
它最终无法从制度上根本性地制约皇权，反而经常被皇权利用和腐蚀。当遇到昏君暴君时，它的制约手段，所谓天谴和规劝，常常显得特别苍白无力。
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缺陷都源于此。它试图在专制主义的框架内解决专制主义的问题，这注定了其理论的深刻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它既是帝制的维护者，也是其批判者，其传承子弟也同样表现出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双标的言行，也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带来的必然特征。
崔琰思索了很久，方有些犹豫的说道：『故而……大将军立守山学宫，开青龙寺大论？』
斐潜点了点头，语气略有些沉重，『然也。今先生忧新政坏礼法，惧民智乱秩序。然若不使民富，何以解其生困？若不启民智，何以破其愚畏？若士族依旧垄断田亩、把持仕途，则黄巾之乱，岂非前车之鉴？吾均田亩，乃抑兼并，固国之邦本；兴百工，乃足财用，强社稷之体；开考绩，乃广贤路，破偏俗之陋；倡实学，重真正，乃救儒教之弊也，使其重归经世致用之本也！此非坏儒，实乃兴儒也！』
崔琰听了，眉头紧皱。他并非是觉得斐潜所说的不对，而是斐潜所言的这些，牵扯太大了……
崔琰这一次前来拜见，目的就是为了与斐潜来『灵活多变』一下，可即便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来，依旧是被斐潜打击得不行。
这已经不是『变』了，这是天翻地覆啊！
崔琰默然良久，深深揖礼，『大将军之言，震聋发聩，琰……琰汗颜无地。昔日坐井观天，拘于门户之见，今闻宏论，方知儒门确有固步自封之弊。然……然土地、举荐二事，牵涉过广，骤变恐生祸乱。昔商君变法，虽强秦而身裂；王莽改制，欲复古而国崩。还望大将军慎之，缓之。』
斐潜微微一笑，笑意却只是停留在嘴边，一晃而过，『先生之忧……实则在乎利害，在乎士族之田亩能否世守，在乎察举之权柄能否久握。然否？』
崔琰面色微变，旋即恢复，『大将军此言，未免……未免伤天下士人之心。我等所念，实为天下长治久安之道。士者，国之桢干也。士心稳，则天下稳。若尽夺士人之基业，挫伤其清望，则桢干既朽，大厦何依？此非琰一人之私见，实乃孔孟之道，圣人之训。昔孝光武皇帝中兴，亦赖河北豪杰襄助，并未尽夺其产，尽易其俗，方有近二百年之基业。此乃当将军明鉴之也。』
斐潜朗声大笑，『好一个明鉴！那吾便与先生，论一论这明鉴，究竟照见了何等真容！』
『先生只记得光武倚仗豪强，可曾细思，光武之后，汉之天下，果真安泰否？自和帝以降，外戚宦官，迭相擅权，党锢之祸，惨烈无比，乃至黄巾蜂起，天下糜烂，根源何在？』斐潜慨然而道。
崔琰蹙眉说道：『此乃奸佞蔽塞圣听，朝纲不振所致……』
斐潜摆手说道，『非也！奸佞固有之，然论其根本，乃士族豪强坐大，皇权与黎民皆受其噬是也！』
崔琰沉声说道：『大将军此言……过重了！』
斐潜也不以为意，笑着说道：『且让某试论之……』
崔琰拱手，『愿闻其详！』
『秦废分封，立郡县，乃欲废诸侯而公天下也。皇权辖万民，编户而齐兵，旨在除周弊之世卿世禄是也，使才俊不拘出身，皆可为国用。此制之初衷，善莫大焉。然汉承秦制，却未能解其根本……天子居九重，何以一人之力，治这华夏万里疆土、兆亿黎庶？』
崔琰吸了一口凉面，略有些迟疑的说道：『自然是……自当依靠贤良之士，充任百官……』
『然也！』斐潜点头说道，『此乃官僚体系是也。当需官僚而分治之。而这选官之法……武帝行察举，本是荐贤能，一曰德行，二曰学问。然此「孝廉」，果真「孝廉」？试问，躬耕于野之小民，终日劳作以求果腹，何来余资购书简、延名师？何来余暇读诗书、养清名？唯有家有恒产之地主豪富之家，方有此力。于是，这选官之权，自其伊始，便已倾向富室豪强！此非制度之弊乎？』
崔琰皱眉，『这……这黎庶之愚钝……难以通经文，自是不可为官……』
斐潜哈了一声，『黎庶愚钝？某若选百名黎庶之子，又有士族之幼亦百人，同归一学，同养一处，同从一师……且问十年之后，是黎庶之子难通经文，还是士族之幼多晓经义？』
『这个……这个……嗯……』崔琰自然是不能答。
斐潜也是嗯了一声，『此乃其一，也暂且不论了，且说其二。官僚既多出自豪富之家，一旦为官，手握权柄，其所思所想，是先国而后家，抑或是先家而后国？』
崔琰吸了口油茶，顿时觉得口腔之内粘稠起来，含糊了一下，『大将军所言……士之良莠也，岂可因噎废食乎？』
『确实亦有良莠。』斐潜也不否认这一点，『然良者，十一也。多有利用官位特权，广置田产，隐匿户口，蓄养奴婢，又不纳赋税，吞噬公财，中饱私囊，坏自耕之农是也。豪强兼并一地，朝廷便失一分税基，弱一分兵源。此非蠹虫蚀柱乎？』
大汉的自耕农，在后世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名称——
不可言说。
之所以后世『农民』会成为比较贬义的词语，不过是因为他们承受了太多太多……
而在汉唐，正儿八经的自耕农，是有百亩田的……
将时代和名称一换，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
斐潜没等崔琰回答什么，当然崔琰也回答不出什么，毕竟山东士族豪强侵吞地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用什么祖辈父亲勤不勤劳，奋不奋斗也掩饰不了。
『其三。五经博士，世代相传，几成家学。解释经义，操于少数世家大族之手。彼等互相标榜，互相举荐，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察举制至此，已非为国选才，实为士族门阀代代相传之柄也！被举者只知有举主，不知有朝廷；只知维护家族门户，不知顾全天下大局。此非公器私用乎？』斐潜盯着崔琰，淡然说道。
崔琰额头上汗珠冒了出来，滚滚而落。
斐潜用衣袖拂了一下桌案，『于是乎……士族子弟，高谈阔论，品评人物，俨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批判宦官外戚，不遗余力。然其自身兼并土地、役使佃农、逃避国课之行径，却是从未提及。此乃以清议之虚名，掩贪腐之实利！皇权空悬其上，如饰物耳！此即先生所言之光武旧事，所结出之恶果！此即先生欲某效法光武，行「长治久安」之道乎？！』
一席话，如惊雷炸响于堂内。
崔琰面色惨白，汗出如浆。
任何王朝的稳定，都依赖于一个脆弱的平衡。
皇权，或者说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也就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比如安全、温饱、相对公平等，从而获得其默许的合法性。而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皇权又必须依赖一个执行阶层，也就是常见的官僚体系。
在大汉，就是士族系统。
这个三角关系构成了帝国运行的核心矛盾。
儒家一直强调重农，因为华夏大多数时间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核心生产力是自耕农的劳动力。毕竟国家的税收、兵源、徭役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因此，帝国的经济命脉和统治根基在于维持一个稳定、能够进行再生产的小农经济体系。皇帝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重叠。皇权的长期存续，依赖于能从自耕农身上稳定地汲取资源。
因此，一个『好皇帝』或一个『有效的皇权』的根本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避免他们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的佃户。这就是皇权所『映射』，或是所『代表』的民众最根本的需求——生存与稳定的需求。皇帝行使的公权力，其合法性正来源于能否履行这一职能。如果皇帝或其官僚系统失败，导致民不聊生，起义就会爆发，其合法性即告崩溃。
可是儒家所产生出来的士族，以及在士族衍生出来的官僚，却是干着与『重农』口号相反的事情。这些官僚本身一旦获得权力，其作为个人的私欲和作为家族的利益就会膨胀。他们利用权力兼并土地、徇私舞弊、逃避赋税。
于是，三角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
皇帝发现，本应用于管理民众、汲取资源的官僚系统，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资源掠夺者和秩序破坏者。东汉皇帝，特别是中后期，曾试图反抗，他们能依靠谁？外戚和宦官。
这两者都是皇权的延伸，没有独立的社会基础，只能紧紧依附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特别多的原因，其本质是皇权试图绕过甚至打击已经异化的士族官僚系统，重新掌控局面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士族的根基已经过于深厚。
广大民众在这个博弈中通常是沉默的承受者。
不过，当这个矛盾激化到极致，民众就会用极端方式表达意志。但有趣的是，最终站出来镇压起义、并在此后瓜分天下权力的，正是那些拥有私人部曲和庄园的士族豪强。他们反而通过镇压起义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实力，他们维护王朝的统治行为，实际上是进一步破坏了王朝。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一个旨在强化公权力的制度，却在实践中培育出了最大的私权集团。
崔琰身体微颤，以袖拭汗，声音已失却了最初的从容，『大……大将军之论……石破天惊……然，然土地、宗族、乡评，乃千年传承之基，纵有弊病，焉能……焉能一旦尽毁？譬如大病之人，不可遽下猛药……当渐之进也，以教化引导，徐徐图之……』
斐潜语气稍缓，却依旧坚定：『先生仍以为此乃「弊病」？此乃沉疴！先生言「渐」，请问，自光武至今，近二百年，可曾「渐」好？唯有每况愈下，直至天下崩解！黎民百姓于乱世中辗转呻吟，易子而食之时，谁人来听这「徐徐」之论？！』
『如今山东之地，胡佛日盛。彼胡佛之教，义理浅薄，何以能动华夏民心？盖因本土之儒道，或高悬于庙堂，沦为士族进身之阶；或遁世于山野，寻求个人之逍遥。于百姓之生老病死、饥寒困顿、所求所欲，可有半分真切关怀？口称重农桑，毁农户家园者何人？言必清净之，摄财炼丹药又是何人？』
斐潜看着崔琰，沉声说道，一字一顿，『此时此刻，来的只是胡教，只称胡佛好……若是有朝一日，来的不是佛经……呵呵，就算是去了胡佛，又来什么天帝，当之如何？教义不得传，便是举刀枪呢？更何况，儒道之传人，相夺民田民产，那么……佛亦夺田产，争人口，纳奴婢……哼，又是如何？』
『这，这断然……不会如此……』崔琰头上的汗，怎么也擦不干净。因为他知道，斐潜所描绘的，不是可能，而是必然。
儒也好，道也罢，其实最开始，都是为民代言的……
孔孟说，民为重啊……
老庄言，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啊……
结果呢？
半夜鬼敲门。
可有半分的『民重』，半点的『清净』？
崔琰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他艰难地抬起头，望向斐潜。
眼前这位骠骑大将军的身影，在秋阳中显得异常高大，其目光所及，似乎已超越了这个时代，望向了一个他无法完全理解的遥远未来。他原本准备的的所有说辞、所有引经据典的辩护，在斐潜这番基于历史长河兴衰规律的宏大剖析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短视甚至……
显得虚伪。
良久之后，崔琰声音干涩，几乎难以成言，『琰……今日方知何为……洞鉴古今……大将军之论……请……请容琰……细思之……』
斐潜颔首，『善。先生可至关中河东，遍观某治下之学宫、工坊、田垄……亦可与那些新晋之寒门官吏、立功之军中士卒、甚至识字之农夫谈上一谈……不过……另有四字，先生需记下……』
崔琰拱手问道：『请大将军赐教。』
『时不我待。』斐潜淡然说道。
崔琰愣了一下，便是深深揖礼。
此次弯腰的幅度，远胜来时。
他退出大堂时，步伐竟有些踉跄。
阳光依旧明亮，但他心中的世界，已然是被搅得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