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媒婆捂着那天被钱来娣扇过、仿佛还隐隐作痛的脸颊，心里的邪火和羞愤烧得她坐立难安。在桐花巷乃至周边街坊里混了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一张巧嘴和几分脸面，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还是在那么多街坊面前，被王家人用扫把轰了出来，还挨了结结实实一巴掌！
这口气，她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不敢再去招惹明显豁出去了的钱来娣，她便将一腔怨毒都倾泻在了王美身上。她开始走街串巷，在那些惯常聚集着长舌妇的井台边、树荫下，唉声叹气，状似无意地散播着“内幕消息”。
“唉，你们是不知道啊，那老王家的闺女，看着文文静静的，心气可高着呢！”
“可不是嘛！人家白老师多好的条件，高中老师！大学生！她愣是看不上，还纵容她妈她弟打人！”
“要我说啊，就是在那什么工坊里跟一群女人混久了，心思野了，不想着正经过日子了！”
“听说啊，跟她们厂那个年轻的奚厂长，走得特别近……啧啧，怪不得看不上白老师呢……”
“年纪这么大了还不结婚，指不定有什么毛病呢……”
这些经过歪曲、添油加醋的闲言碎语，像污水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流淌开来。虽然大多数明事理的街坊对此嗤之以鼻，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乐于传播和相信这种带着香艳和争议色彩的故事。
这些话，终究还是零零碎碎地传到了钱来娣和王丽的耳朵里。
钱来娣一听，刚平复下去的火气“噌”地又冒了上来！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不算，还要在外面败坏她闺女的名声？！她当即就要冲出去找王媒婆拼命，被相对冷静的王丽死死拉住。
“妈！您别冲动！您这么冲过去，跟她对骂，不是更让人看笑话，更坐实了那些闲话吗？”王丽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思路更清晰。
“那怎么办？就由着那个老虔婆满嘴喷粪，糟践你姐？！”钱来娣气得眼圈发红。
王丽想了想，说道：“咱们不去吵，不去骂，就去跟她讲理！把那天她带着什么人来，说了什么话，原原本本告诉大家！再叫上高大民叔、乔利民叔家的几个小伙子压阵，不是去打架，是去壮声势，让她知道咱们王家不是好欺负的！看她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钱来娣觉得女儿说得在理。她立刻行动起来，叫上了平日里关系最好的孙梅、王小满，又让王丽去请了高大民家的高剑（高考结束在家）、乔利民家的乔兴国（大学生，有见识），还有朱大顺的儿子朱瑞，几个半大小子跟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直接堵到了王媒婆家门口。
王媒婆正跟几个婆子在家里说得唾沫横飞，一看这阵势，吓了一跳，但嘴上还不肯服软，隔着门嚷嚷：“干什么？干什么？钱来娣，你还想打人不成？还有没有王法了！”
钱来娣压着火气，声音洪亮，确保左邻右舍都能听见：“王媒婆！你出来！咱们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你昨天带着那个姓白的和他一家子老娘们，跑到我家里，是怎么嫌弃我闺女年纪大，怎么咒我闺女生不出儿子的？！你是怎么牵的线，搭的桥，你心里没数吗？！现在倒打一耙，在外面编排我闺女的瞎话！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给我闺女赔礼道歉，咱们没完！”
孙梅也高声帮腔：“就是！王婶子，做人要讲良心！美美那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什么样的人品我们不清楚？容得你在这里红口白牙地污蔑？”
王小满也道：“那天你们说的话，我们可都听见了！要不要我把白家那几个婆娘的话再学一遍给大家听听？”
跟着来的高剑、朱瑞几个小伙子，虽然没说话，但都抱着胳膊，沉着脸站在后面，那股年轻的、带着压迫感的气势，让王媒婆心里直发毛。
王媒婆色厉内荏地叫道：“我……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你们别冤枉好人！”
这时，一直沉默观察的乔兴国推了推眼镜，上前一步，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法律条文般的冷静和力量：
“王奶奶，根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然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可构成诽谤罪。即便情节轻微，也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您刚才说的那些关于王美同志‘心思野’、‘有毛病’、以及与厂领导关系不正当的言论，如果查实是您故意编造并散布，已经涉嫌违法。我们都可以作证。您看，是现在就跟王阿姨和王美同志道歉，澄清事实，还是等我们收集证据，向街道或者公安机关反映？”
乔兴国这一番文绉绉却分量十足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王媒婆身上。她一个老太太，哪里懂什么《刑法》《条例》，但“违法”、“诽谤罪”、“公安机关”这些词，却像重锤一样砸得她心惊肉跳。她看着乔兴国那严肃的表情，再看看周围人鄙夷和谴责的目光，终于彻底慌了神。
“我……我瞎说的……我胡咧咧的……”王媒婆脸色煞白，语无伦次，“我以后再也不说了……我道歉，我给美美道歉……”
在众人的逼视下，王媒婆不得不当着左右邻居的面，含糊地承认了自己胡说八道，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敢编排王美的是非。虽然这道歉并不真心实意，但至少在明面上，遏制住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钱来娣看着王媒婆那狼狈样，心里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半。
而事件的中心人物王美，在家庭闹剧和外界谣言的双重压力下，做出了一个决定——搬到厂里宿舍去住一段时间。
她实在无法再面对那个令人窒息的家，无法面对父亲那执迷不悟又带着悔恨（或许有，但她已不愿去分辨）的眼神，也无法忍受巷子里那些若有若无的探究目光。工坊繁重的工作，此刻反而成了她最好的避风港。
她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没有跟王兴打招呼，只跟母亲和弟妹说了一声。
钱来娣看着女儿决绝的背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给她多装了些咸菜和煮熟的鸡蛋。她知道，女儿需要空间，这个家，暂时给不了她安宁。
王勇看着大姐拎着行李离开，心里难受极了。他觉得自己那天晚上虽然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却没能更好地保护姐姐。从那天起，他和二姐王丽便承担起了给大姐送饭送温暖的任务。几乎每天，王丽都会用饭盒装上家里做的好菜，王勇则负责跑腿，送到纺织厂女工宿舍。看着大姐在厂里虽然忙碌，但眼神里少了在家时的郁气，王勇心里才稍稍好过一些。
而被全家孤立的王兴，则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痛苦和固执的自我辩解中。
他看着妻子冷漠的背影，儿女疏离的态度，感觉自己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没人理解他，没人愿意听他说。他满腹的委屈和自以为是的“道理”无处倾诉，憋得他快要爆炸。
这天下午，他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巷子口的书铺。
林新华正坐在他那把老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手边的搪瓷缸里泡着浓茶。看到王兴进来，他抬了抬眼皮，没说话。林新华是退休老教师，以前在县中学教书，算是文化人，儿女也都争气，在省城重点中学当老师，是桐花巷里公认的、有见识、明事理的长辈。
王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挪到林新华旁边，搓着手，唉声叹气地开了口：“林叔……您说，我这当爹的，难道真的错了吗？”
林新华放下报纸，透过老花镜看着他，没接话。
王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倾倒他满腹的“苦水”：“我这不是为了她好吗？啊？白老师那条件，多好啊！工作体面，文化人！她嫁过去，就是老师夫人，说出去多有面子！以后也能帮衬她弟弟……我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他们姐弟俩将来着想吗？怎么到了他们眼里，我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了？一个个的，都跟我离心离德……美美更是，直接搬到厂里去了，家都不要了……”
他说得激动，脸上带着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委屈，仿佛全世界都辜负了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林新华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偶尔端起搪瓷缸喝一口茶。直到王兴说得口干舌燥，停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他，希望这位“明白人”能给自己一些支持和安慰时，林新华才缓缓开口。
他没有评价王兴的对错，只是看着窗外熙攘的巷子，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兴子啊，这桐花树，年年开花，年年落。看着差不多，可今年的花，已经不是去年的花了。咱们觉得好的，未必就是树想要的。强扭的瓜，不甜，还容易把藤扯断了。”
他的话像一阵风，轻飘飘的，没有指责，也没有认同，却让王兴愣在了原地，咀嚼着其中意味，半晌说不出话来。林新华不再理他，重新拿起报纸，仿佛刚才只是说了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闲话。
王兴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林新华平静的侧脸，又看看窗外熟悉的巷景，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似乎真的被什么东西，远远地抛在了后面。那种孤独，比妻子的冷脸和儿女的疏离，更加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