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褪色的布票与未凉的承诺
赵桐权走进审判庭时,目光落在原告席上那个褪色的蓝布包袱上。包袱皮上绣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却被主人攥得很紧。原告是位八十岁的老爷子,背驼得像座桥,手里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拐杖头包着层厚厚的铜皮——那是当年工厂发的劳保用品,距今已有四十三年。
“原告陈述诉求。”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返还原物纠纷”几个字,眼底泛起一丝波澜。他记得前世这起案子,老爷子最终败诉,不是因为理亏,而是因为拿不出“当年承诺”的书面证据。那包藏在包袱里的布票,最后成了废品站的废纸,就像老爷子嘴里反复念叨的“厂长说过的话”,被当成了老糊涂的胡话。
老爷子颤巍巍地解开包袱,里面露出一沓泛黄的布票,还有张黑白照片——二十多个年轻工人站在厂房前,前排左三的小伙子穿着工装,笑得露出白牙,正是年轻时的原告。“法官同志,这是1980年,厂里给我们这批老工人的福利——每人200尺布票,说等退休时兑现,让我们做身新衣服,风风光光回家。”他用枯树枝似的手指点着照片,“你看这是王厂长,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好好干,退休时这布票加倍,算厂里给你们的养老礼’。”
被告席上的纺织厂现任厂长不耐烦地敲着桌子:“法官,这都什么年代了?布票早就退出流通了,就算当年有这回事,也早过了时效。再说,厂子1998年就改制了,我们是新公司,不背这旧账。”他身后的律师补充道:“原告无法提供书面协议,仅凭口述不能作为证据,请求法院驳回。”
赵桐权没看律师,反而问老爷子:“王厂长还在世吗?”
老爷子眼里的光暗了暗:“前年走了……走之前还拉着我的手说,‘老伙计,那布票的事,我跟新厂长提过,他答应了的’。”
“他撒谎!”现任厂长猛地站起来,“我从没听过这回事!王厂长的笔记里根本没记!”
“是吗?”赵桐权示意书记员调出一份文件,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他凭着记忆,让法警去市档案馆翻了三天才找到的《1980年纺织厂职工代表大会纪要》。纪要第5页第3条写着:“对连续工龄满20年的职工,退休时增发200尺布票作为退休福利,由厂部记账存档,待职工退休时兑现。”下面盖着厂工会的红章,还有王厂长的签名。
厂长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律师慌忙翻看文件,嘴唇哆嗦着说:“这……这只是纪要,没有具体名单,不能证明原告在列。”
“名单在这里。”赵桐权又调出一份泛黄的花名册,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三十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对勾,老爷子的名字“陈建国”后面,还有行小字:“1980年5月入厂,工龄20年整,应发布票400尺”。“这是当年的工会主席李大姐保存的,她去年去世前,把这些老物件捐给了社区纪念馆,幸好没丢。”
老爷子看着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突然老泪纵横:“我就说王厂长不会骗我们……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机器震得手发麻,车间温度四十多度,谁不是为了这‘养老礼’撑着?有的伙计没等到退休就走了,我替他们问过王厂长,他说‘只要厂子在,就给他们家人寄过去’。”
赵桐权的目光扫过被告席:“布票虽然退出流通,但它代表的是工人的劳动报酬,是厂子对职工的承诺。《民法典》规定,债权债务关系不因企业改制而消灭,新公司承接了原厂的资产,就该承接对应的债务。”他顿了顿,声音沉得像车间里的老机床,“至于布票的价值,按1992年布票退出流通时的市场价,1尺布票折合人民币1.2元,400尺就是480元。但考虑到这些年的物价上涨,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现在应补偿元。”
“还有,”赵桐权看向屏幕上的花名册,“除了陈建国同志,还有三十五位职工或其家属,麻烦被告方主动联系他们,按同样标准兑现。”他拿起那份职工代表大会纪要,指尖划过王厂长的签名,“当年的厂长用钢笔写下承诺,今天的厂长不能用‘不知道’三个字就抹去。工人的血汗,不该被时间泡成泡影。”
宣判时,老爷子捧着那沓布票,像捧着块金砖。赵桐权看着他颤巍巍地把布票重新包进蓝布包袱,突然想起前世老爷子的结局——他临终前还在念叨布票的事,儿子以为他糊涂,把布票当废纸扔了,老人气得三天没吃饭。
庭审结束后,老爷子非要把布票送给赵桐权:“留着没用了,但这念想得传下去。你让我们这些老骨头知道,当年的苦没白吃,说过的话算数。”
赵桐权没收布票,却收下了老爷子递来的一颗纽扣——那是从当年的工装衬衫上拆下来的,掉了漆的塑料纽扣上,还留着车间机油的味道。“陈大爷,这纽扣我留着,提醒自己,不管过多少年,总得有人记得,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承诺,比金子还重。”
走出法院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老爷子正站在台阶上,把蓝布包袱紧紧抱在怀里,阳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像给那褪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镀上了层金边。他突然明白,自己重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把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照亮,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听见——就像当年车间里的机器声,虽然早已消失,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永远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