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花之死的“意外”结论，像一块暂时镇住漩涡的巨石，让水面恢复了勉强的平静。但水面之下，暗流从未停歇。
入了冬，日子仿佛被冻得迟缓凝滞。北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田野，卷起地上的浮土和枯草。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见到几日爽利的阳光。人们裹紧了臃肿的棉袄，袖着手，说话时嘴边呵出一团团白气。
张家院子里的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在严寒中继续。
我满了百天。没有特别的仪式，只是母亲给我煮了个小小的红鸡蛋，剥了壳，在我额头上滚了三圈，嘴里念念有词：“滚滚灾，滚滚难，我家念念平平安安。”然后她自己把那个象征吉庆的鸡蛋吃了。我的“百日宴”，只有自家人围坐在一起，喝了一锅放了少许土豆和萝卜的玉米面糊糊。比起满月时的简陋，这次更简单，却更踏实——至少，没有外人在场时那种无形的审视和压力。
我的变化是明显的。不再瘦小干巴，脸颊鼓起了两团柔软的肉，手臂和腿像一截截饱满的莲藕。头发也长密了些，不再是出生时那层稀软的绒毛，而是有了乌黑的光泽。最重要的是，我对外界的反应更“正常”了——会盯着移动的东西看，会伸手去抓眼前晃动的拨浪鼓（二叔用木头边角料给我做的），会在吃饱喝足后发出满足的“啊啊”声，甚至偶尔会对着熟悉的面孔，咧开没牙的嘴，露出一个无意识的、却足以让全家人心花怒放的笑容。
我不再刻意掩饰眼神里的“懂事”，但也学会了用更多婴儿的本能反应来平衡。比如，该哭的时候（尿布湿了、饿了），我会毫不犹豫地哭出声；该好奇的时候，我会睁大眼睛四处打量。我的“早慧”，在家人的解读里，逐渐固化为“安静、省心、眼神灵”，这比“像个大人”安全得多。
母亲是最欣慰的。我顺畅地吃母乳，体重增加，是她最大的成就和安慰。她脸上的血色恢复了些，虽然依旧清瘦，但那种如惊弓之鸟般的脆弱感淡去了。她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和轻微的农活中，比如在灶房帮奶奶烧火，或者趁着日头好，在院子里用棒槌敲打拆洗过的被褥。她干活时，常常把我放在旁边的箩筐里，一边做事，一边时不时看我一眼，眼里是安稳的满足。
父亲依旧每周回来一次，有时能待一天，有时只是匆匆过夜。他带回来的东西时好时坏，有时是几块硬糖，有时是一小包难得的挂面，有时只是一些城里的新鲜消息。他对我的喜爱是笨拙而直接的，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凑过来看我，用他带着烟味和冷风气息的脸蹭蹭我的脸蛋，或者用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点点我的鼻子，然后满足地叹气：“又沉了。”
三个哥哥似乎也适应了家里多了个“小不点”妹妹的事实。他们放学回来，会先到炕边看我一眼，报告一声“妹妹今天又睡了”或者“妹妹醒了”。建党还是最喜欢把他捡到的“宝贝”——一块颜色特别的石头，一片完整的蝉蜕——献宝似的拿给我看，尽管我根本拿不住。建军和建国则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务，比如去村口井台抬水（现在去井边，家里人总是格外紧张，至少要两人结伴），或者去后山拾柴。他们沉默了些，也稳重了些，那次事件和随后的流言，像突如其来的寒风，催熟了他们脸上属于少年的棱角。
爷爷的变化不易察觉，但细心如母亲，还是能感觉到。他抽旱烟时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眉头间的“川”字纹路仿佛刻得更深。大队部的事情似乎更忙了，他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偶尔能听到他和父亲在堂屋压低声音的交谈，词汇模糊不清，但“学习”、“检查”、“成分”、“态度”这些字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山雨欲来的气息，并未因冬天的严寒而减弱，反而像冻住的冰层下涌动的暗流，更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压力。
这天，父亲回来得比平时晚，身上带着更重的寒气，眉宇间是掩饰不住的疲惫，甚至有一丝……凝重。
晚饭时，气氛比往常沉闷。奶奶特意烙了掺着少许白面的饼子（用的是父亲上次带回来的那点白面），炒了一盘葱花鸡蛋，可父亲吃得并不多。
“国锋，是不是累着了？”奶奶担心地问，“多吃点。”
“没事，娘。”父亲扯了扯嘴角，夹了一筷子鸡蛋放到母亲碗里，“秀兰，你吃。”
饭后，照例是男人们的谈话时间。爷爷、父亲，还有二叔，聚在堂屋。母亲抱着我，和奶奶、二婶在里屋做针线，耳朵却都不由自主地留意着堂屋的动静。
起初是低语，后来声音渐渐高了些，带着压抑的激动。
“……这次不一样！”是二叔的声音，有些发急，“公社下来的工作组，驻在隔壁前进大队了！天天开会，查账，找人谈话！王老五家，就因为他爹当年在镇上杂货铺当过两年伙计，成分差点被重新定！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慌什么！”爷爷低喝一声，“咱们大队账目清楚，社员成分早年就核定过，有什么好怕的？”
“爹，不是怕不怕的问题。”父亲的声音响起，比二叔沉稳，但也透着沉重，“是风向……风向真的紧了。县里供销社也在搞学习，抓思想，抓‘落后言论’。我这次回来，也是想跟您通个气，家里……说话做事，都要格外注意。”
“注意什么？”爷爷的声音带着一种经历过风浪的沉郁，“咱们家世代贫农，我张大山当大队长十几年，没占过集体一分便宜，没欺负过一个乡亲。身正不怕影子斜。”
“爹！”父亲似乎有些急了，“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您没听说吗？要‘清理阶级队伍’，要‘反对右倾保守’！您这个大队长的位置，多少人盯着？孙家那事刚过去，他们能甘心？万一……”
“万一什么？”爷爷打断他，声音陡然严厉起来，“万一他们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他们告！”
堂屋里沉默下来，只有旱烟锅子“滋滋”的轻响。
里屋，奶奶和二婶停下了手里的针线，脸上都露出了忧色。母亲抱着我的手紧了紧，低下头，用脸颊轻轻贴了贴我的额头。
我靠在母亲怀里，心里那根弦也绷紧了。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印证了我前世模糊历史认知里那个不断逼近的时间点。这不是简单的邻里矛盾或生产纠纷了，这是即将席卷整个社会、无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的时代洪流的前奏。爷爷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在这种洪流面前，显得那么单薄无力。
“那……咱们该怎么办？”二叔的声音弱了下去。
“该干活干活，该学习学习。”爷爷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队里的生产不能松，冬学要组织好，文件要学习，态度要端正。至于家里……”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低，却清晰地传进里屋每个人的耳朵：
“管好自己，管好孩子。不该说的话，一句别说；不该做的事，一件别做。尤其是跟孙家，还有村里那些……成分复杂、或者平时有过节的人家，保持距离，不要给人留下话柄。”
“念念还小，不懂事。几个男孩子，建军，你是大哥，给我管好弟弟，在学校里，在外面，不许惹事，不许跟人打架斗嘴，更不许议论上头的事情！听见没？”
“听见了，爷。”隔着门帘，传来建军闷闷的、却异常认真的回答。
“都记住了，”爷爷最后说，“咱们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这年月，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
堂屋的谈话结束了。父亲和二叔沉重的脚步声走向各自的屋子。
里屋，油灯跳动的光晕里，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抬手抹了抹眼角。二婶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线头。母亲抱着我，久久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眼神里有担忧，有茫然，但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母兽护崽般的坚韧。
她把我往上托了托，让我更舒服地靠在她胸前，然后拿起旁边纳了一半的鞋底，就着灯光，一针一线，稳稳地扎了下去。
针脚细密，匀称。
屋外，北风刮得更紧了，卷着沙粒和雪沫，打在窗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细碎的、不安的耳语。
冬天，还很漫长。
而关于未来的风声，已经透过厚厚的门板和墙壁，无可阻挡地，吹进了这个竭力想要维持平静的农家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