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军凯旋带来的振奋尚未完全平息，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秩序，便开始在宋朝的疆域内，尤其是在那向来快意恩仇、自成体系的江湖之中，悄然生根发芽。朝廷与江湖，这两个曾经泾渭分明、甚至时常对立的领域，因着北伐一役的生死与共，以及赵匡胤高明的驾驭手腕，进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而新设的“武德司”，则成为了维系这段关系最关键、最醒目的桥梁。
武德司的衙门设在汴京城内相对清静却不偏僻的一处坊市，门楣不算特别气派，却自有一股森严气象。门前不再仅仅是持刀肃立的军士，偶尔也能看到身着各色劲装、气息精悍的江湖人物进出，他们与守卫彼此点头致意，神色间少了许多以往的隔阂与警惕。衙门内，原有的朝廷官员与招募的江湖人士协同办公，处理着来自各地、与武林相关的各类事务。
其职能已然超出了最初的“侦缉逆案、护卫要人”，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方面，它继续承担着沟通上下的职责，将朝廷有意让江湖知晓的政令、悬赏（如通缉厉百川残党、慕容氏余孽），通过汪镇远这位“大宋武林总联络使”及各地联络点，迅速传达至各门各派。另一方面，它也负责接收和处理来自江湖的诉求与信息，比如某派与当地豪强发生冲突请求调解，或是某地发现疑似辽国细作活动的线索上报。
这一日，武德司内便处理了几桩颇具代表性的事务。一位来自山东的镖头，因其镖队货物被某地巡检司以涉嫌走私为由扣留，前来陈情。若在以往，这等事情多半要闹上公堂，甚至可能引发武力冲突。但如今，武德司中一位出身六扇门、熟悉律法的官员，协同一位在山东地面颇有声望的武林名宿，共同出面调查调解，很快查清是误会，货物得以放行，巡检司与镖局都保全了颜面，事情圆满解决。
另一份来自淮南的密报，则是由当地一个小帮派呈送，声称发现一伙行踪诡秘之人，操北方口音，似乎在暗中绘制淮河水文舆图。武德司接到消息，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与辽国细作有关，一方面动用官方渠道密令沿河州县加强戒备，另一方面通过江湖网络，悬赏征集更多线索，双管齐下，效率远非以往单一系统可比。
这种协作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朝廷而言，江湖不再是一个难以掌控、随时可能引爆的麻烦源头，反而成为延伸出去的耳目和触手，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地方治安，防范外敌渗透。对于江湖门派而言，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官方认可和一定的“话语权”，许多以往需要靠武力解决的纠纷，现在有了一个相对公正且有效的仲裁渠道，行事更为便利，也减少了许多无谓的损耗。更重要的是，北伐的封赏和荣誉，让许多江湖人切实感受到了“为国效力”带来的实际利益与精神满足。
作为武林魁首的丐帮，其总舵虽仍在君山，但在汴京也设立了常驻联络点，由汪镇远的亲传弟子负责，与武德司保持密切沟通。汪镇远本人虽不常驻京城，但其“大宋武林总联络使”的身份，使得丐帮在江湖中的号召力与日俱增，隐隐有领袖群伦之势。帮中弟子行走各地，腰间除了传统的老丐信物，有时还会多出一面武德司颁发的、证明其“协防”身份的腰牌，寻常官府衙役见了，也要客气几分。
少林寺依旧超然，但灵寂大师返回嵩山后，寺中明显加强了对俗家弟子的管理和引导，鼓励他们在不违背戒律的前提下，为国效力，或协助地方。昆仑、峨眉、青城、蓬莱等名门大派，也纷纷调整策略，或是派遣弟子参与边境协防，或是更加积极地与当地官府合作，维护一方安宁，以换取官方的支持与资源倾斜。
当然，这种“蜜月”也并非全无杂音。仍有一些秉持“江湖事江湖了”传统观念的宿老，或是与朝廷有着旧怨的势力，对此不以为然，在暗中冷眼旁观，甚至讥讽汪镇远等人成了“朝廷鹰犬”。但大势所趋，他们的声音在主流面前，显得微弱而边缘。绝大多数江湖人，无论是出于功利还是大义，都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秩序。
汴京城的酒楼茶肆间，说书人口中的故事，除了传统的侠客传奇，也多了不少“官侠联手破奇案”、“江湖义士助军威”的新编段子，颇受市井百姓欢迎。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念，随着这些故事的流传，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一代江湖儿女的价值取向。
武德司的运作，汪镇远的奔走，各派的配合，共同编织成一张无形却有效的大网，将原本散漫不羁的江湖力量，一定程度上纳入了王朝的治理体系之中。这并非消灭江湖，而是试图引导它，使其成为维护新生王朝稳定的一股积极力量。赵匡胤坐镇深宫，通过密报关注着这一切，深知这平衡来之不易，需要持续小心的维护。但这初步的成功，无疑为他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江湖与庙堂，在这宋初的时代，找到了一种微妙而崭新的共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