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定方略”既已在赵匡胤心中生根发芽，整个大宋王朝的战争机器，便开始以一种外人难以察觉，却又高效迅猛的方式，悄然运转起来。没有大张旗鼓的誓师，没有传遍朝野的诏令，一切都在枢密院与三司的紧密配合下，于绝对的保密与高效中进行。
首先动起来的是遍布各州军的兵器作坊。工部与军器监联袂下达了数道措辞严厉、规格极高的密令，要求河北、河东、京畿等路的重要军工作坊，即刻起进入“甲等战备”状态。并非大规模征调工匠，而是要求现有匠户轮班不休，炉火日夜不熄，全力打造、修缮军械。
汴梁城外的官营弓弩院，平日里相对宽松的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督造官频繁的巡视与匠人们凝重的神色。用来制作神臂弓核心部件的桑拓木被大量运入，经验丰富的老匠人亲自挑选、烘烤、定型，确保每一把制成的手掌张弩（神臂弓雏形）都能达到“三百步外洞穿重札”的标准。锻造甲片的工坊里，叮叮当当的锤打声连绵不绝，冷锻技法被严格推行，力求在保证防御力的同时减轻重量。打造枪头、刀剑的炉火映红了工匠们的脸庞，淬火的水槽冒着滋滋白气，检验吏拿着标准尺规，一丝不苟地检查着每一批出炉兵刃的硬度与韧性。大量的箭矢如同流水般被生产出来，箭头闪烁着寒光，箭杆笔直，尾羽整齐。
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物资大集结也在暗中展开。户部与三司使调动了大量账目看似寻常的款项，通过皇城司和可靠的官商渠道，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富庶的江淮、荆湖、四川地区，大规模收购粮食、布匹、牲畜。这些物资并未集中存放在边境，那太过显眼，而是分散储存在位于永丰、延丰等大型官仓，以及洛阳、大名府等后方战略要地的仓库中，由心腹将领率精兵把守，账目独立，对外仅以“常规储备”或“平抑物价”为由。
通往北方的漕运与官道上，满载着粮袋、草料、盐块的船只与车队明显增多，但都打着不同州府调拨、商队贩运的旗号，分批分次，悄无声息地向着预设的前线集结点汇聚。一场大战所耗费的粮秣是天文数字，赵匡胤和主持此事的赵普都清楚，必须提前许久便开始囤积，方能支撑大军长期作战。
军队的操练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驻扎在京畿以及河北、河东前线的禁军主力，接到了由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直接下达的、更加严苛的操典。不再是简单的阵列演练和弓马习射，而是增加了大量针对性的训练。
步兵方阵反复演练着如何结阵抵御骑兵冲击，如何以强弓硬弩进行梯次阻击，长枪手如何配合刀盾手绞杀突入阵型的敌骑。军中大力推广一种改良过的“拒马枪”用法，以及如何快速布设铁蒺藜、绊马索。
骑兵部队则加强了长途奔袭、迂回包抄以及恶劣天气下行军的训练，着重练习与步兵的协同，如何在步军缠住敌方主力时，从其侧翼或后方发起致命一击。对缴获或仿制的契丹马匹习性也加大了研究力度，试图找到克制其机动优势的方法。
就连水师也接到了密令，在登州、莱州等地，一些适合登陆运输的船只被秘密集结、检修，船员进行着抢滩、物资转运的演练，显然是为可能跨越渤海、直捣辽国南京道腹地的奇袭做准备。
而在深宫之中，赵匡胤与枢密使、几位心腹大将的会议也变得愈发频繁和机密。御书房的那张巨大舆图上，开始出现更多只有他们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与线条。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领的选拔至关重要。
赵匡胤的目光扫过麾下诸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稳重可靠，忠心毋庸置疑，可坐镇中枢，协调全局，或统领一部中军。义成军节度使李继勋，经验丰富，老成持重，可为一路主将。而年轻一代中，曹彬的谨慎细致、潘美的果敢善战，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是可以独当一面或担任先锋重任的人选。
他甚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一些之前因“杯酒释兵权”而离开军职、但能力卓着的老将，赋予他们监军、参谋或负责后方转运等职，以最大程度地凝聚力量。每一次人员的斟酌，都关乎成千上万将士的生死和战役的成败，他必须慎之又慎。
没有喧嚣的誓师，没有激昂的檄文，但整个大宋的筋骨，已经在为一场决定国运的北伐而悄然绷紧。打造兵器的锤声，运输粮草的车轮声，将士操练的呐喊声，共同谱写成一首无声的战歌，在北宋初年的这个秋天，低沉而有力地回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紧锣密鼓的军事准备，便是那席卷北疆的暴风雨来临前，最压抑也最真实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