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北岸的栎(yuè)阳城，矮小、粗粝，像一块被随意扔在黄土塬上的灰褐色石头。这里的宫殿没有郢都的幽深，也没有安邑的精致，夯土墙面上裂纹纵横，带着一股边陲之地特有的、混着马粪和尘土气息的草莽劲儿。
宫室之内，年轻的秦孝公嬴渠梁，正对着一卷快要翻烂的《法经》竹简出神。他的眉头锁得比栎阳城墙上的裂缝还深。祖父秦献公打了半辈子仗，勉强止住了秦国被魏国一路西压的颓势，但国家依然贫弱，“诸侯卑秦，不与盟会”（《史记·秦本纪》），中原那些自命文明的国家，开派对都不带秦国玩。
他渴望改变，渴望强秦。所以当那个名叫卫鞅（后来被封于商地，才叫商鞅）的魏国中庶子，带着李悝的《法经》和一套比吴起更凌厉、更系统的强国理论找上门时，孝公像快要溺死的人抓住了浮木。
但浮木能救命，也能砸死人。孝公清楚，要推行卫鞅那套东西，比吴起在楚国面临的局面更凶险。秦国固然旧贵族势力不如楚国盘根错节，但民风彪悍，封闭疑诈，“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部落遗风浓厚，对来自东方（尤其是敌国魏国）的“客卿”有种本能的排斥。朝廷里，以老臣甘龙、杜挚为首的保守派，更是死死盯着这个口若悬河的外来人。
信任，是比黄金更稀缺的东西。尤其是让百姓相信官府，让贵族相信变法，让整个秦国相信这个叫卫鞅的陌生人。
卫鞅对此心知肚明。他对孝公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名，做事迟疑就不会成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况且有高于常人行径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特深刻见解的人，一定会被百姓嘲笑。）
他在请求一项最宝贵的资源：不受干扰的、绝对的试错权。或者说，他需要先进行一项实验，一项测试秦国社会“信任阈值”和“服从弹性”的前置实验。
于是，在变法大幕拉开之前，栎阳城南门，上演了那出流传千古的、看似儿戏的序幕——徙(xi)木立信。
一、南门奇观：一根木头与五十镒黄金
那是个寻常的日子，栎阳城南门里外，照例挤满了入城贩货的农人、巡城的兵卒、无所事事的闲汉。突然，一群官吏模样的人，扛着一根三丈（约合现在七米）长的粗大松木，吭哧吭哧地来到城门前空地，“咚”一声将木头立了起来。
众人好奇地围上来，指指点点。这木头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官吏们接下来的举动。
他们不是要修缮城门，也不是要搭什么架子。只见为首的小吏爬上旁边一个土台，清了清嗓子，对着越聚越多的人群，大声宣布：
“左庶长（卫鞅当时的官职）有令：有能徙此木于北门者，予十金！”
（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十金！）
人群“嗡”地一声炸开了。十金？战国时的“金”多指铜，但也是一笔巨款。一根木头，从南到北，穿过整个栎阳城，虽然不近，但对一个成年男子来说，绝非难事。赏格高得离谱。
人们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不信、怀疑和看热闹的兴奋。没人动。大家都觉得，这要么是官府拿穷人开涮，要么里面有什么陷阱。
台上的小吏看着下面骚动却无人上前的人群，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再次高声宣布，这次声音更洪亮：
“徙此木于北门者，予五十金！”
赏格翻了五倍！
人群更加骚动了。五十金！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一跃成为富户。诱惑巨大，但怀疑也更浓。这简直像是天上掉下的，硌牙的金饼子。
终于，人群中走出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他或许是个走投无路的浪人，或许是个想搏一把的莽夫。他什么也没问，走到木头前，蹲身，发力，“嘿”一声将木头扛上肩，在众人惊诧、疑惑、羡慕的目光注视下，迈开大步，沿着城中主道，一路向北。
整个栎阳城仿佛都安静了，只剩下汉子沉重的脚步声和木头摩擦肩膀的吱呀声。无数人从家里、店铺里探出头来，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汉子将木头扛到北门指定地点，放下，气喘如牛。先前宣布命令的小吏立刻上前，当众，将黄澄澄的五十镒(yi)金（一说为铜），一文不少地交付到他手中。
《史记》记下了那汉子的反应：“民怪之，莫敢徙……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栎阳，进而传向秦国乡野：“官府说话算话了！那个左庶长，真给钱！”
二、实验报告：信任的“第一推动力”
后世很多人把“徙木立信”解读为一个简单的“树立诚信”的故事。但放在卫鞅的整体变法蓝图中看，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有多重目的的社会心理学实验。
实验目的A：测试民众对“官府-法令”的初始信任度与反应模式。
结果：初始信任度极低（“民怪之，莫敢徙”）。民众长期处于“官府即压榨、法令即麻烦”的认知中，对突如其来的“好处”充满警惕。这验证了卫鞅对秦国社会“疑诈”风气的判断，也说明常规的政令宣导已无效，必须用极端手段打破认知坚冰。
实验目的b：建立“法令-赏罚”之间的绝对刚性关联。
这是核心。卫鞅要灌输的观念是：我（官府）说的话（法令），每一个字都算数。说赏，哪怕事情再小，赏格再不合理，也一定兑现；那么同理，说罚，哪怕再严酷，也一定会执行。 他用五十金的“不合理奖赏”，为日后那些“不合理重罚”（连坐、黥面、劓刑）的绝对执行，做了一次震撼的“信用预存”。
实验目的c：制造轰动性舆论事件，低成本获得全国性关注。
一根木头，五十金，一个莽汉。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太易于口口相传。它比颁布一万句枯燥的法令条文都更能抓住人心。卫鞅用极小的成本（五十金对国家财政九牛一毛），完成了一次覆盖全国的“新政发布会”和“领导人形象广告”。他把自己和“言必信、行必果”的标签牢牢绑定。
实验目的d：筛选与示范。
那个敢第一个站出来扛木头的汉子，无形中成了“信任新政”的第一个受益者和示范者。他在告诉所有观望的人：听话，照做，就有肉吃。这为后续推行更复杂的法令（如耕战），培养了第一批潜在的“顺从者”和“榜样”。
徙木立信，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技术性的信任启动程序。卫鞅像一个工程师，在秦国这台老旧而排异反应强烈的社会机器上，强行注入第一剂“润滑剂”和“黏合剂”——对法令无条件服从的信任。
三、立信之后：信任的代价是铁血
信用建立起来了，哪怕只是最初的、脆弱的信用。卫鞅没有浪费。他立刻推出了变法的核心内容：《垦草令》（鼓励开荒农耕）、军功爵制、连坐法、废除井田、推行县制……
每一次推行，都伴随着更严酷的惩罚。徙木时有多“傻大方”，执法时就有多“不近人情”。
太子嬴驷（后来的秦惠文王）犯了法，卫鞅坚持“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储君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qing，脸上刺字)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两位顶级贵族，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被脸上刺字。此举震动秦国，贵族噤若寒蝉。
民间“弃灰于道者黥”（把灰倒在路上就刺面），轻罪重罚，令人胆寒。
徙木建立的“信”，此刻露出了它冰冷的另一面：这不是温情脉脉的相互信任，而是国家对个人的、单向的、不容置疑的威慑性信用。我承诺赏，必赏；我警告罚，必罚。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下不为例”。
这种信任的代价，是彻底剥夺了个人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感，将其完全纳入国家机器的精密管控之中。你不需要思考法令对不对，只需要记住：服从=奖赏，违逆=严惩。
四、实验的遗产：工具理性与历史悖论
徙木立信成功了。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为商鞅变法扫除了最初的心理障碍。秦国由此开始了一段被强力拧紧发条、朝着“耕战”单一目标疯狂冲刺的历程，并最终积累起吞并六国的恐怖体量。
然而，这个实验也留下了深远的悖论。
它建立了一种高效的、工具性的“法信”，却扼杀了基于道德和情感的“人信”与社会自发信任的生成能力。秦国的强大，建立在人人对法的恐惧与功利计算之上，社会纽带冰冷而脆弱。
当那个唯一能震慑全局的强人（商鞅本人）倒下，当严刑峻法压榨到极限引发普遍反弹（“天下苦秦久矣”），这种依靠暴力威慑维持的“信任”便瞬间土崩瓦解。徙木立信的故事，也成了后世对秦政“刻薄少恩”的一种反讽注脚——你看，他们最初就是这么用“小信”来套取“大忠”，最终却因失信于天下而灭亡。
卫鞅在南门立起那根木头时，或许只想测试一下秦国的“社会粘度”。他绝不会想到，这根木头，如同他整个变法的缩影，一头撬动了历史的杠杆，另一头，却压上了无数人的血肉，以及王朝最终的诅咒。
（第六十六章完）
信用一旦建立，奖赏的闸门便随之打开。但商鞅设计的奖赏，并非简单的金银财宝，而是一套将人的欲望、恐惧与战争机器死死绑定在一起的精密系统——军功爵制。下一步，我们将走进秦国军营，看那颗血淋淋的敌人头颅，如何通过一套冷酷的“计算器”，兑换成田宅、奴仆、爵位，乃至改变家族命运的通天梯。而每一个秦人士兵眼中闪烁的，将不再是保家卫国的热血，而是明码标价的、对“首级”的疯狂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