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的血仇得报，有易氏被灭，经上甲微这么一番铁血整肃，商族在黄河下游诸部落里，算是彻底立了威。大伙儿都看明白了：这家子人，做生意时是笑脸相迎的贾人，可谁要敢黑他们的货、伤他们的人，转眼就能变成拎着刀斧、不死不休的悍匪。软的硬的，他们都玩得转。
这种“商武合一”的气质传了几代，部落的底子越发厚实。等到一位名叫履的年轻人接过权柄时——他便是后世尊称的成汤，或称商汤——商族这辆大车，已经不再满足于在旧有的车辙里打转了。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一个能配得上他们雄心，并能支撑他们去做一件前所未有大事的支点。
这个支点，成汤选了亳（bo）。
亳在哪儿？这事儿学界至今还有“三亳”之争，北亳、南亳、西亳，说法不一。但大体的方位是确定的：就在今天河南商丘以北到山东曹县这一片，地处黄河下游南岸的冲积平原上，属于当时“天下”的东部区域。
您可能会问，选个都城嘛，看起来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不就行了？可成汤和他身边的智囊们（比如那位即将登场的传奇人物伊尹），眼光毒辣得很。他们选亳，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一步深思熟虑的战略落子。这步棋，至少藏着四层算计。
第一层，是地理与军事的“安全区”。
此时的天下共主，还是夏朝。夏的王畿核心在西部，大概以伊洛河流域（今偃师、洛阳一带）为中心。商族作为一方诸侯，实力虽增，但远未到可以公开叫板的时候。把大本营放在东部的亳地，与夏朝核心区保持了一个安全且微妙的距离。这个距离，既避免了“天子卧榻之侧”的猜忌，给了自己韬光养晦的空间；又确保了万一夏朝兴师问罪，自己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可以周旋。亳地周边河网密布，不利于大规模车战部队的长驱直入，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
第二层，是政治与族群的“根据地”。
商族毕竟是东方部落，他们的基本盘、血缘纽带、盟友网络，主要都在东方。亳地正处于传统商族活动区域的心脏地带。在这里建都，等于向所有东方部落宣告：我成汤，依然是你们中的一员，是咱们东方的代表。这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部人心，并吸引那些同样受夏朝压迫或疏远的东夷部落前来归附。《诗经·商颂·长发》里夸成汤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这虽是后话，但那股在东方积蓄力量、剪除夏朝羽翼（韦、顾、昆吾等皆东方诸侯）的势头，正是从定都亳、稳固东方大后方开始的。
第三层，是经济与物资的“大仓廪”。
亳地所在的黄河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系发达，是绝佳的农耕区。定都于此，首先能解决粮食自给的大问题。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才能养兵、养民、养工匠。更重要的是，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向东可通海岱，获取渔盐；向北可溯河而上，连接晋南的铜锡矿区（青铜战略资源的命脉）；向南可通过睢水等河道，触及江淮。王亥开创的“服牛”贸易传统，在这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亳，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控制东方物产、汇聚四方资源的战略物资总枢纽。
第四层，也是最隐晦的一层，是“天命”与“德政”的展示台。
成汤的志向，绝不仅仅是当一个富强的诸侯。从他后来的一系列作为看，他盯着的，是夏桀屁股底下那张天下共主的椅子。要夺这把椅子，光靠武力不够，还得讲“道理”，得占据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这就是所谓的“天命”与“德政”。
定都亳，在当时的政治地理语境下，本身就带有一种与西部夏朝分庭抗礼的象征意味。它似乎在默默宣示：旧的中心已经腐朽（指夏桀），新的中心正在东方兴起。更重要的是，成汤需要在亳这个地方，亲手打造一个“理想国”的样板。《管子·轻重甲》里有个故事，说“汤有七年之旱”，而成汤在亳“发庄山之金铸币，赎民无子者”，想尽办法救灾安民。这类传说真假难辨，但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成汤要在自己的直接统治区，推行一套与夏桀暴政截然不同的、宽厚仁德的治理方式。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什么样的统治者才配享有“天命”。亳，就是这个政治样板的实验场和展示窗口。
所以，当我们看到“成汤居亳”这四个字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次搬家。它是一个新兴政治集团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转型的关键一步，是 “革命”大业的总指挥部和后勤基地的奠基。在这里，成汤可以相对安全地整合内部，招揽人才（比如从有莘氏那里“挖”来了伊尹），积蓄粮草，冶炼青铜，训练军队，并观察西部那个庞然大物的一举一动。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极其高明。从亳地出发，成汤的势力像水银泻地般向四周扩展，逐步剪除夏朝的东方羽翼。最终，当鸣条之战的号角吹响时，商族大军是从东方出击，一举定鼎天下。而亳，作为“商革命”的策源地，其地位在商朝开国之初无比尊崇，祭祀先祖的“大禘（di）”之礼，据说就是在亳举行的。
亳，是棋盘上关键的一“镇”。子已落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执棋之手，能否找到最锋利的那枚“棋子”，去刺破旧时代的甲胄？这枚棋子，很快就要登场了。他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身负鼎俎、心思深沉的身影——那位来自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伊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