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河把那半块橡皮擦放进证物袋时，指腹触到袋面的褶皱，像摸到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孩子掌心的汗。技术科的冷光灯照在他脸上，把眼底的红血丝映得格外清晰——从西郊废窑回来后，他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沈队，骸骨的初步鉴定结果出来了。”年轻警员抱着报告进来，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颅骨有钝器击打痕迹，致命伤是胸腔贯穿伤，和螺丝刀的尺寸完全吻合。死亡时间确实在1997年8月，和周佩兰的死亡时间相差不到十二小时。”
沈星河的目光落在报告末尾的备注上：“骸骨左手指骨有陈旧性骨折？”
“是，第三指骨曾被重物碾压，愈合痕迹显示是案发前半年左右造成的。”警员调出x光片，“我们查了赵秀莲的档案，他1997年2月在工厂被机器夹伤过手指，病历记录和这个完全对得上。”
窗外的天已经亮透了，晨光穿过百叶窗，在地上投出一道道竖线。沈星河拿起陈默的笔录复印件，指尖划过“西郊废窑”那行字——当年的卷宗里，警方排查过所有可能的藏匿地点，唯独漏了这个地方。废窑在1996年就因塌方被封了，按理说不该有人去。
“陈建国当年的工友找到了吗？”他忽然抬头。
“找到了三个，都退休了。”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份豆浆，“我刚去见了老王头，他说1997年夏天，陈建国总往西郊跑，有时候半夜才回宿舍，身上带着股土腥味。”
沈星河接过豆浆，吸管戳下去的瞬间，忽然想起骸骨胸腔里的螺丝刀——那是种老式木柄螺丝刀，当年陈建国在工厂当维修工，用的就是这种型号。“老王头还说什么了？”
“他说陈建国那段时间总跟人吵架，好像是为了钱。”小林翻开记事本，“有一次他听见陈建国打电话，说‘那笔钱必须给我，不然鱼死网破’。但没听清对方是谁。”
钱？沈星河的指尖在桌面上敲出轻响。周佩兰和赵秀莲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陈建国要的会是什么钱？
“查赵秀莲1997年的银行流水。”他站起身，证物袋在口袋里轻轻晃动，“还有，去医院找陈默，问问他父亲有没有提过‘钱’的事。”
市医院的住院部走廊飘着消毒水味，陈默刚查完房，白大褂的口袋里露出半截钢笔。看到沈星河时，他镜片后的眼睛颤了颤，侧身让进办公室：“我知道你们会再来。”
办公桌上摆着个相框，里面是少年陈默和陈建国的合影，背景是老旧的筒子楼。“我爸坐牢后，我去看过他几次。”陈默摩挲着相框边缘，“他总说对不起赵叔叔，说那笔钱本来是给我治病的。”
“治病？”
“我小时候有先天性心脏病。”陈默的声音低下去，“1997年夏天要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爸到处借钱，后来赵叔叔找到了他，说有个‘赚快钱’的机会。”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着，“我爸没说是什么机会，只说赵叔叔反悔了，两人吵了起来，他失手……”
沈星河打断他：“赵秀莲为什么要反悔？”
“不知道。”陈默摇摇头，“但我爸说，赵叔叔手里有个东西，能让有些人睡不着觉。他本来想拿那个东西换钱，后来突然说要去举报，我爸急了……”
“什么东西？”
陈默的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个圈：“我爸没说清，只说是个‘账本’。他说周阿姨知道那东西在哪，所以……”
所以周佩兰也死了。沈星河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在风里摇晃，像被人攥着的手掌。赵秀莲手里的账本，会和谁有关？
回到局里时，技术科有了新发现。“沈队，我们在赵秀莲骸骨的衣领里，找到一张揉烂的纸片。”警员展开透明证物袋，里面是半张泛黄的收据，上面印着“红星建材厂”的抬头，金额处写着“叁万元”，收款人签名被血渍盖住了，只能看清一个“李”字。
“红星建材厂？”沈星河皱起眉，“1997年的时候，这家厂是不是出过安全事故？”
小林飞快地翻着档案：“对！那年6月，厂房坍塌压死了两个工人，后来被定性为意外。当时的厂长叫李长河，第二年就辞职了，现在在海南做房地产。”
收据上的日期是1997年8月10日——赵秀莲失踪前两天。
“查李长河和赵秀莲的关系。”沈星河把收据拍下来发给网安组，“另外，调红星建材厂当年的事故报告，特别是遇难工人的家属信息。”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档案室，沈星河在一堆旧报纸里翻到了当年的报道。标题很醒目：“红星建材厂坍塌事故：违规施工致悲剧”，配图里，穿工装的赵秀莲正接受采访，眉头紧锁，左眉的痣在照片里很清晰。
“找到了！”小林举着一份人事档案冲进来，“赵秀莲当年是红星建材厂的安全员，事故发生后，他提交过一份报告，说坍塌是因为偷工减料，但被厂里压下来了。李长河给了他一笔钱，让他闭嘴。”
沈星河的指尖点在报道里赵秀莲的脸：“所以他手里的账本，记的是偷工减料的证据？”
“很可能。”小林调出李长河的照片，现在的他西装革履，和当年报道里的油腻厂长判若两人，“我们查了他的出入境记录，他明天就要飞海南。”
“扣下他。”沈星河抓起外套，“去机场。”
候机大厅的广播在头顶回荡，李长河正戴着墨镜喝咖啡，看到沈星河亮出的警官证时，他的手顿了顿，咖啡洒在袖口上。“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他扯了扯领带，喉结滚动着。
“1997年8月，你给了赵秀莲三万块，让他隐瞒厂房坍塌的真相。”沈星河把收据拍在桌上，“后来他反悔要举报，你就联系了陈建国，让他‘处理’掉赵秀莲，对吗？”
李长河的脸瞬间白了：“没有！我没有！”
“那笔钱，是你让陈建国去拿的。”沈星河盯着他的眼睛，“赵秀莲把账本藏了起来，陈建国没找到，只能杀了他。周佩兰知道账本的事，所以也被灭口了。这二十五年，你睡得安稳吗？”
李长河的墨镜滑到鼻尖，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他忽然笑了，笑声在安静的候机区格外刺耳：“那两个工人，是赵秀莲的远房亲戚。他本来想拿账本换钱，又怕对不起亲戚……人啊，就是太贪心。”
沈星河看着被带走的李长河，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技术科发来的消息：在周佩兰老宅的地板下，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有红星建材厂的偷工减料记录，还有赵秀莲写的遗书，说要把证据交给检察院。
暮色漫进候机大厅的落地窗，沈星河掏出那半块橡皮擦，在灯光下，小熊图案的轮廓依稀可见。他仿佛看到二十五年前那个夜晚，十岁的陈默攥着这半块橡皮，在黑暗里奔跑，身后是燃烧的工厂，和两个男人的争吵声。
手机响了，是小林：“沈队，遇难工人的家属找到了，他们说明天要来局里，谢谢咱们还了他们亲人一个公道。”
沈星河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晚风从窗外吹进来，掀起他的衣角，像一声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叹息。他把证物袋放进包里，转身走向出口——外面的路灯亮了，沿着街道连成一串，像铺开的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