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曙光降临在北非海岸时，阿尔及尔的总部里弥漫着紧张而又期待的气氛。
戴高乐站在作战地图前，目光紧盯着诺曼底海岸线那些用红蓝铅笔标记的滩头代号。
他知道，决定法兰西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伦敦的办公室里，戴高乐与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会面充满了火药味。
美军将领坚持要在登陆后发行盟军军票作为法国流通货币，戴高乐拍案而起：这是对法兰西主权的侮辱！
他最终迫使盟军同意使用由自由法国发行的法郎。
更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政权交接问题上。
罗斯福始终拒绝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合法政府，甚至准备推行盟国军政府占领区(AmGot)计划来接管法国。
戴高乐在6月3日的最后一次筹备会议上斩钉截铁地宣布：任何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行政安排，我们都将不予承认。
与此同时，在法国本土，抵抗运动完成了最后的准备。
全国抵抗委员会秘密印刷了数百万份传单，制定了详细的绿色计划（破坏铁路）和蓝色计划（切断通讯）。
一位化名为马克西姆的联络官冒着生命危险，将诺曼底防御工事的详细图纸送到了伦敦。
6月6日凌晨，当盟军舰队出现在诺曼底海平线上时，柯尼希将军率领的自由法国第一空降营率先在布列塔尼着陆。
与此同时，诺曼底海岸线上，177名自由法国突击队员在基佛伯爵指挥下，攻占了奥恩河口的重要据点乌伊斯特勒昂。
在卡昂郊外，德军装甲教导师的阵地上突然响起了熟悉的《马赛曲》。
勒克莱尔将军的第二装甲师终于获准登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上绘着洛林十字架和、普罗旺斯等法国地名。
一位目睹他们登陆的英国记者写道：这些法国士兵的脸上，带着四年来积压的所有愤怒与希望。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维穆尔。
马苏将军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在夺取112高地的战斗中伤亡过半，但始终没有后退一步。
当地居民冒着炮火为伤员送水，一位老农对士兵们说。
四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真正的法国军队。
8月19日，巴黎警察总部门前响起了零星的枪声。
这场最初由警察罢工引发的骚乱，很快演变成全民起义。
抵抗组织成员用简陋的武器攻占市政厅、报社和车站。
在格勒内尔街，学生们用课桌筑起街垒；在雷阿勒市场，商贩们把推车变成路障。
被困在莫里斯饭店的德军司令肖尔蒂茨将军面临两难抉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巴黎所有标志性建筑，但起义者切断了爆破队的通路。
与此同时，瑞典领事诺德林正在各处奔走调解，争取达成停火。
此时在盟军总部，戴高乐正与艾森豪威尔激烈争论。
美军将领认为绕开巴黎直取德国更为明智，戴高乐则警告：如果巴黎发生大屠杀，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他最终威胁要单独调动第二装甲师进军巴黎，迫使盟军改变了计划。
8月24日晚9时22分，一支三色信号弹划破巴黎夜空。
比尔-哈凯姆营的坦克率先抵达市政厅广场，坦克手马塞尔·比兹安通过无线电发出历史性的讯号。
法兰西万岁！这里是巴黎！
第二天中午，戴高乐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走向圣母院。
两旁建筑物的每个窗口都飘扬着国旗，满街的群众齐声高唱《马赛曲》。
就在他步入教堂广场时，屋顶突然响起枪声。
潜伏的德军狙击手仍在负隅顽抗。
在混乱中，戴高乐镇定自若地继续前行，这个瞬间被记者永远定格。
他行走的姿态，本身就是对恐惧的否定。
在市政厅，戴高乐面对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各派代表，发表了决定性的演讲。
法兰西回来了！她将用自己的双手治愈创伤，她将用自己的法律重建秩序！
这番话巧妙地将抵抗运动纳入了国家正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内战。
随着盟军向德国边境推进，一场意义特殊的战役正在孚日山脉展开。
勒克莱尔的士兵们牢记着1941年在库夫拉绿洲立下的誓言：不见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尖顶绝不罢休。
11月23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圣母大教堂的尖顶上时，这些从乍得沙漠一路征战而来的老兵们热泪盈眶。
与此同时，在阿尔萨斯前线，法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德拉特尔将军发明了榨汁机战术。
通过多兵种协同作战，一点点挤压德军防线。
这位优雅的将军在战前巡视阵地时总带着白手套，却能准确指出每个火力点的缺陷。
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科尔马口袋。
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法军与德军在结冰的平原上展开拉锯战。
当地居民自发组织担架队，酒窖变成了临时医院，教堂的地下室成了弹药库。
1945年2月2日，当三色旗重新飘扬在科尔马城头时，一位老妇人将珍藏四年的阿尔萨斯传统服饰穿上了街头。
在解放的领土上，戴高乐开始了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
他巡视雷恩兵工厂时，亲自拉动锻锤展示复工；在里昂，他品尝了战后第一锅生产的丝绸；在马赛港，他看着第一艘货轮卸下美国的拖拉机和化肥。
临时政府面临着棘手的两大问题：清算合作分子与恢复经济。
特别法庭审判了七万多名通敌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赖伐尔和贝当的审判。
这位年迈的元帅在法庭上始终坚称自己是法兰西的盾牌，但历史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判决。
与此同时，妇女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社会保险体系开始建立，雷诺汽车厂实现了国有化。
戴高乐在咨询会议上说。
我们要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一个更公正、更强大的法兰西。
1945年5月8日，当德军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德拉特尔将军代表法国坐在战胜国的席位上。
在巴黎，欢庆的人群中却夹杂着复杂的情绪：街道两旁仍可见坍塌的建筑墙垣，许多家庭餐桌上留着永远空置的座位。
戴高乐在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献花时，特意选择了1918年的胜利日也曾使用的月桂花圈。
这个细微的举动向世人宣告：法兰西不是被解放的受害者，而是战胜国中光荣的一员。
然而，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新的挑战冲淡。
在叙利亚，法国驻军与当地独立运动爆发冲突；在印度支那，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在国内，各政治派别已经开始为战后权力分配激烈争斗。
当戴高乐在制宪会议发表演讲时，他清楚地知道，战争的结束只是另一场较量的开始。
他提醒国人：我们赢得了战争，现在必须赢得和平。
窗外，工人们正在修复圣米歇尔桥被炸毁的桥墩，塞纳河的流水依旧静静向前。
就像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在废墟中执着地重建着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