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巨头”的精力是有限的，处理错综复杂的领土争端，依赖于下属众多专门的委员会。其中，负责审查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等地区要求的委员会，成为了各方角力的微观战场。这里没有克列孟梭的咆哮，也没有劳合·乔治的俏皮话，只有专家们冷静（至少表面如此）的提问、数据的对比和地图的研读。但这里的每一句质疑，每一次反驳，都可能直接影响最终领土划分方案的走向。
委员会会议在一间挂满了各种比例尺地图的会议室里举行。来自英、法、美、意等国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人口统计专家和外交官围坐在长桌旁。罗马尼亚代表团由首席顾问斯图尔扎领衔，辅以康斯坦丁内斯库将军（负责阐述战略重要性）和几位顶尖的学者专家。对面，则是被允许与会陈述意见的匈牙利代表，一位以固执和学识渊博着称的伯爵，以及他的助手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学术辩论式的紧张，但所有人都清楚，这辩论的结果，关乎数百万人的命运。
会议伊始，匈牙利伯爵便先发制人。他站起身来，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语气沉痛而恳切。
“尊敬的各位委员先生，”他开始了他的陈述，“我站在这里，并非为那个已经逝去的、背负战争罪责的奥匈帝国辩护。我站在这里，是为了特兰西瓦尼亚土地上，那些数百万即将被强行置于外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人、塞凯伊人和德意志人发声！”他挥舞着一份文件，“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是照耀欧洲新秩序的明灯。然而，罗马尼亚的要求，恰恰是对这一原则最粗暴的践踏！”
他走到一幅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分布地图前，手指指向那些标注着匈牙利语或德语地名的城镇和区域。“请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些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匈牙利聚居区，塞凯伊人更是自古以来就守卫着喀尔巴阡山隘口的忠诚卫士！将这片土地划归罗马尼亚，意味着将这些拥有独特文化和历史的民族，变成一个新的、充满怨恨的少数民族。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持久和平吗？”
他接着阐述了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王国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联系，强调其是“圣伊什特万王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图从历史法理上削弱罗马尼亚的主张。他的陈述极具感染力，尤其当他在描述匈牙利民族可能面临的“文化灭绝”风险时，几位英美委员的脸上露出了深思和些许同情的神色。
轮到斯图尔扎发言了。他扶了扶眼镜，神色平静，但眼神锐利。他没有立刻反驳匈牙利伯爵关于少数民族的论述，而是首先将一份厚厚的、装帧精美的《罗马尼亚王国关于其领土要求的备忘录》分发给各位委员。
“尊敬的委员先生们，”斯图尔扎的声音平稳而自信，“匈牙利伯爵先生描绘了一幅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区域的、情感丰富的图景。然而，制定公正的边界，需要的是基于整体事实的理性，而非基于局部的情感。”
他首先请康斯坦丁内斯库将军发言。将军站起身，魁梧的身形自带一种战场带来的威严。他没有看匈牙利代表，而是直视着委员会的成员们。
“先生们，我是一名军人，我不擅长华丽的辞藻。”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只陈述事实。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罗马尼亚军队为协约国事业，在东线单独对抗了超过四十个师的德奥土保联军。我们付出了超过三十万人伤亡的代价，我们的国土一度大部分沦陷。但我们没有投降，我们在默勒谢什蒂、在马拉谢什蒂顶住了敌人的猛攻，我们等到了胜利的曙光。特兰西瓦尼亚，不仅仅是民族和历史问题，它更是喀尔巴阡山这道中欧与东南欧之间的天然战略屏障。一个拥有完整喀尔巴阡山防线的罗马尼亚，才能成为一个稳定巴尔干、抵御来自任何方向威胁的可靠堡垒。一个被剥夺了这道屏障的罗马尼亚，将永远暴露在威胁之下，这符合欧洲的持久安全吗？”
将军的发言，将问题从单纯民族争论，提升到了欧洲战略安全的高度。几位法国和英国军官出身的委员微微颔首。
接着，斯图尔扎回到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请出了代表团中的历史学和人口统计学专家。专家们展示了更加精细、覆盖范围更广的民族分布地图和人口统计数据。
“伯爵先生指出的匈牙利聚居点，确实存在。”罗马尼亚专家承认道，但话锋一转，“然而，他选择性忽略了更宏观的图景。请大家看这张基于最新统计数据的特兰西瓦尼亚全境民族比例图。”他展开一幅巨大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清晰标示了各民族聚居区。“毫无疑问，在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族占据了绝对多数，尤其是在乡村和广大中部、南部地区。匈牙利族和德意志族主要集中于一些城市和东部边界特定区域。以局部少数族群的存在，来否定整体多数民族的意愿和权利，这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民族自决’。”
他进一步抛出了重磅材料：“而且，我们必须审视这种少数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在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王国统治时期，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裔实行了系统性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同化政策（马扎尔化）。许多历史上罗马尼亚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在官方统计中被刻意扭曲。我们带来的这些历史档案和民间记录，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真正的‘民族自决’，恰恰是要纠正这段不公正的历史，让这片土地上的多数民族——罗马尼亚人，能够与他们的祖国同胞团聚！”
这番话，将匈牙利代表置于了一个道德上极其不利的位置。他们试图以“民族自决”为武器，却被罗马尼亚人用同样的武器，更猛烈的反击回来，并且揭露了其历史上压迫行为的疮疤。匈牙利伯爵的脸色变得铁青。
斯图尔扎趁胜追击：“至于伯爵先生担心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罗马尼亚王国政府愿意在此做出庄严承诺：在获得的新领土上，将实行最开明的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保障所有族群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这可以写入未来的条约。我们寻求的是统一，而非压迫。”
委员会的提问环节，变得异常激烈。委员们，尤其是美国的专家，反复质询关于具体边界划分的细节、少数民族保护的具体措施、以及如何处理那些确实存在大量非罗马尼亚族人口的飞地。罗马尼亚代表团凭借着几个月来近乎偏执的准备，对答如流，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地图和历史文献作为支撑。而匈牙利代表，除了重复情感呼吁和历史法理（这套说辞在威尔逊的新秩序面前已然褪色），在具体数据和应对质疑上，逐渐显得左支右绌。
当会议主席，一位法国教授，最终宣布本次陈述和答辩结束时，斯图尔扎虽然疲惫，但心中却充满了初战告捷的振奋。他知道，在委员会这个“原则的战场”上，罗马尼亚成功地守住了阵地，甚至发起了有效的反攻。他们用更充分的准备、更扎实的证据和更灵活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匈牙利人的指控，并将“民族自决”的旗帜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埃德尔一世清楚，委员会的意见只是参考，最终决定权仍在“四巨头”手中。而且，来自东方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威胁，正在成为他手中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张牌。是时候，打出“布尔什维克”这张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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