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是在一种微妙而紧绷的气氛中到来的。清河市的冬天干冷刺骨，北风卷着煤灰和尘土，拍打着家家户户窗棂上新贴的窗花。刘致远家里的年货，比往年似乎要简薄一些—，母亲不再大肆采购昂贵的糖果和干货，连一向必不可少的、用来招待拜年客人的“大前门”香烟，也换成了更便宜的“黄金叶”。
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父亲所在的国营清河纺织厂，那日益明朗化的危机。
“优化组合”的风已经刮了快一年，如今不再是传闻，而是切切实实地压在了每个工人的头上。厂里的布机车间从三班倒变成了两班倒，机器轰鸣声稀疏了不少。关于“下岗”、“分流”的字眼，开始出现在厂区的公告栏上，也成了工人们私下里最焦灼的议论话题。
父亲的话变得更少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闷着头抽烟，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电视里播放着喜庆的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和黄宏的小品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但那笑声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丝毫穿透不了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的阴云。
大年初三的晚上，家里来了几位父亲的工友。他们穿着发白的工装，带着一身寒气进屋，搓着手，围坐在小小的客厅里。母亲默默地给他们倒上用茶叶末沏的颜色浑浊的茶水。
“老刘，听说了吗？三车间可能要裁掉一半的人。”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师傅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恐慌。
“凭什么啊？我们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另一个中年汉子激动地拍着大腿。
“现在谁还讲这个？厂里效益不好，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都堆满了！听说南方那边的私营纺织厂，机器新，成本低，价格比咱们便宜一半。”
“妈的，这世道……是不打算给咱们活路了啊……”
父亲一直沉默地听着，烟雾笼罩着他沟壑纵横的脸。直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他才缓缓掐灭了烟头，声音沙哑而沉重：
“吵有什么用？喊有什么用？上面定了调子，要‘壮士断腕’……咱们这些老骨头，就是那要被断掉的‘腕’。”
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绝望的气氛，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小小的客厅。
刘致远坐在自己房间的门槛上，听着外面的议论，心一阵阵发紧。他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那个曾经在他心中像山一样伟岸、能修理家里一切故障，能在车间里抡大锤的背影，此刻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助。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父亲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铁饭碗”背后，是何等的脆弱；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那份在文化局看似“没出息”的稳定，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或许正成为一种意想不到最后的保障。
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混合着对父母的愧疚，像一块巨石，压在了他的心上。他之前所有关于南下、关于闯荡、关于自我实现的念头，在父亲可能失业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奢侈，那么不负责任。
工友们唉声叹气地离开了。母亲红着眼眶开始收拾茶杯。父亲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凝固的雕像。
刘致远走了过去，张了张嘴，想安慰父亲几句，却发现自己词穷了。任何关于“未来会好的”的空话，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父亲却忽然开口了，他没有看刘致远，目光依然空洞地望着前方斑驳的墙壁，声音低沉得仿佛自言自语：
“致远，你那计算机学得怎么样了？”
刘致远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培训班。”父亲补充道，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还在学。”刘致远有些措手不及地回答，“就是机器太老，老是出毛病。”
“哦。”父亲应了一声，又是长久的沉默。就在刘致远以为对话已经结束时，父亲却再次开口，说出了一句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话：
“要是真的有用，就好好学，别半途而废。”
说完这句话，父亲缓缓地站起身，因为长年劳累而有些变形的脊椎，让他起身的动作显得有些艰难。他没有再看刘致远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回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
刘致远僵在原地，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变相地认可了自己学习新东西的行为？
还是在暗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儿子那条他想拼命阻拦的、看似离经叛道的路，或许在这个“铁饭碗”即将被打碎的年代，反而可能是一条生路？
这一瞬间，刘致远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父亲的“松口”，并非源于理解和支持，而是源于现实残酷的碾压和自身处境的无望。这是一种多么悲哀的“认可”。
他想起夜澜在节目中说过的：“代际的墙，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拆除，但我们可以尝试在墙上开一扇窗，让彼此看到对方的风景。” 他一直试图去开那扇窗，却收效甚微。如今，竟是时代这股无情的洪流，用它残酷的方式，率先在这堵厚厚的墙上，冲开了一道裂缝。
然而，这道裂缝的出现，并没有让刘致远感到轻松，反而让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父亲真的下岗，那么他就是这个家唯一有稳定收入的人。他还能抛开一切，南下深圳吗？他还能心安理得地去追逐自己的“大海”吗？
“带着爱的负重飞行” 秦雪娇信中的话再次浮现。可这“爱”的负重，此刻变得如此具体，如此沉重，几乎要压垮他尚未丰满的羽翼。
他昏昏沉沉地回到自己的小屋，书桌上，还摊着昨晚写给秦雪娇的、尚未完成的回信。在信中，他还在向她倾诉内心的摇摆，诉说着对南方的向往与恐惧。可现在，他看着那些文字，只觉得无比遥远和幼稚。
现实的残酷，远比情感的纠葛，更能迅速地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和优先级。
他拿起笔，想把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告诉秦雪娇，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无法落下。他该如何说？说自己可能去不了南方了？说家庭的责任像枷锁一样把他拴住了？他仿佛能看到她失望的眼神。
最终，他只是草草写了几句拜年的客套话，便封上了信封。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无力感，将他紧紧包裹。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抽屉上。那里面，放着陈静的名片。
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有些冷酷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如果他现在就去深圳，凭借陈静的关系，或许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拿到比文化局高得多的薪水。这样，是不是就能更好地帮助家里，缓解父亲可能下岗带来的经济危机？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负责任”？
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打了个寒颤。这仿佛是将他与秦雪娇之间纯粹的情感，与对家庭的责任，赤裸裸地放在现实的天平上进行称量。情感在现实的生存压力面前，似乎总是最先被牺牲的那一个。
是留下来，坚守着清贫但稳定的工作，陪伴可能陷入困境的家庭，以及守护那份建立在纸上的、纯粹却遥远的情感？
还是走出去，利用可能的“捷径”，快速获取经济能力，以另一种方式承担家庭责任，却可能牺牲掉与秦雪娇的未来，并投身于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现实算计的关系之中？
父亲的背影，秦雪娇的信，陈静的名片……这三个意象，在他脑海中疯狂旋转，搅得他天翻地覆。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与迷茫中，悄然拉开了序幕。刘致远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发现每一条路都布满了荆棘，而这一次，他的选择，将不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理想与情感，更紧紧地系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庭的未来。
他，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