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发生的一个变化，本身就给（成为皇家学会院士）这件事设置了不小的障碍。这个曾经的合作组织，渐渐厌倦了让那些没什么科学素养、却想挂着院士头衔的人提供资金、借用学会名声。于是，学会希望“院士”从今往后，每一位都是真正懂科学的院士。
为此，学会将每年的当选人数限定为理事会推荐的15人，除非全体会员决定增选更多——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如今的选举成了一场“竞争考核”：标准不再是“你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推动自然知识发展”，而是“在所有申请者中，你是否能跻身前15名”。
候选名单的人数逐年激增，每年都有30到40人上榜——若是牛顿、波义耳在世，定会欣然将这些人视为科研同道。尽管今年落选的人，明年或许能当选；若自尊心允许“死磕”，后年、大后年也可能成功，但显然，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本应被接纳的人，要么终身被拒，要么等到科研生涯落幕，才勉强获得这一“科学贵族”头衔，成了“边缘人”。
与这种“打造骑士团式荣誉体系”的尝试相伴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荒唐之处——这一点本该让公众始终看清楚。这种所谓的“荣誉”，这种科学为“科研成功者”授予的标志，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区分”。比如罗文·汉密尔顿，这位当今数学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都没能在名字后加上院士标识——因为他付不起钱。
成为院士有一个先决条件：四枚红色金币。具体来说，要么每年缴4英镑会费，要么（对曾给《会刊》投稿的人）一次性缴40英镑。从学会运营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学会需要资金支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机构要打造“荣誉头衔”、自封“科学荣誉授予者”时，却把“每年能拿出4英镑”这个前提藏在背后，只在宣扬“荣誉”时绝口不提，这就完全不合理了。
我很清楚，在英国，一个人哪怕在科研领域再厉害，若天生没财力、也没能力拿出这笔钱，在大众眼里，他就算不上顶尖的“牛顿”，顶多是二流水平。就连那些所谓的“科学家”，也抱有这种想法。我记得多年前，英国海军部的科学顾问们每人每年能获得100英镑津贴，却被一个有钱的“伪科学家”嘲讽是“把100英镑当回事的家伙”——而托马斯·杨博士（着名物理学家）就是这些顾问之一。
对爱藏书的人（我指有能力藏书的人）来说，这笔钱算不上负担。比如对我而言，从书架上挪走价值40英镑的书，换成能终身使用皇家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其实是笔划算的交易。但确实有那么些人，既需要这些书，又付不起学会要求的费用。
理事会在“借书查阅”这件事上倒是很开明。我毫不怀疑，若一位知名研究者上门，要求查阅某几本书，即便他不是院士，助理秘书也会立刻让他坐下，把书送到他面前。但这和“有权在任意一天查阅任意一本书，若需要还能借出”，完全是两码事。
以上就是我与皇家学会相关的经历和看法。我必须补充一点：对于那些主动选择“置身事外”的人，我没有丝毫派系敌意。当然，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其中缘由；而那些小有名气的学者，则乐于看到“外部世界”的存在——正是这种“外部”，让他们成了“精英”。
我曾为学会的委员会效力，给一篇论文写过评审报告：他们有眼光邀请我，我也清楚，答应这件事不会让我的观点被迫妥协。只要不需要我挂上“三个字母（F.R.S.）头衔”，我愿意提供任何帮助。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很乐意成为“真正科学的支持者”，但绝不想被当成“错误理论的祭司”。
对我而言，最糟糕的事不过是：有些人会对“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报以轻蔑的微笑。人们总觉得“智慧和宗教一样，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想想《新约全书》从头到尾都在宣扬这个观点，也难怪大家会这么想了，不是吗？
“悖论”的对立面，是一人或少数人所持的孤立观点，以及其余所有人的普遍看法；而虚假荒谬的悖论之对立面，便是所谓的“通俗谬误”，即“伪信条”。关于后者，有一部伟大的着作——《医生的宗教》的着名作者托马斯·布朗爵士所着的《流行伪说》，该书通常被简称为布朗的《论通俗谬误》（首版1646年，第六版1672年）。仔细分析这部着作会发现，通俗谬误常与科学谬误针锋相对，但常识终究是常识，布朗的书中充斥着大量常识。
以下是糟糕的哲学理论反驳错误观察的例子。人们曾认为两头蛇有两个头，首尾各一个：部分是因其外形，部分是因其既能向前爬也能向后爬。对此，托马斯·布朗爵士评论道：
“倘若世间真有这种动物存在，那要解释清楚动物依据三维空间所具有的六个方位——即下方、上方、前方、后方、右侧、左侧——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正如定义所指）感官所在之处为前部与上部，与之相对的则是后部与下部，而这种动物却不存在下部或前部。由于感官位于两端，两端便都成了前部，这显然不可能，因为这些方位术语是相对的，彼此依存，缺一不可。因此，在两端各安一个头的设计实在拙劣，倒不如在一端安上三四个头来得合理。由此看来，诗人比哲学家更讲逻辑，革律翁或刻耳柏洛斯也比两头蛇正常得多。”
悖论之上或另有悖论：八世纪就有一个典型例子，主角是爱尔兰人维吉尔——他后来成为萨尔茨堡主教并被封圣，以及他与英国人卜尼法斯的争执，卜尼法斯后来成为美因茨大主教，同样被封圣。我们对此事所知有限，仅存有748年教皇扎迦利的一封信，信中传唤维吉尔（当时他似乎至多只是个普通神父，连教皇都不能完全确定）前往罗马，回应其“主张地球之下另有一个世界，且有另一轮太阳与月亮”的指控。此外再无更多记载：信中威胁若指控属实将采取措施，之后此事便从历史中消失了。既然维吉尔后来成了主教并被封圣，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他去世时仍保有正统的声誉。人们推测（且可能性极大），维吉尔主张地球各处都有人类居住，因此某些地方的下方存在对跖点；而他的同时代人对地球是球形的概念模糊不清，多数人甚至毫无概念，于是将他的话曲解为地球之下另有一个地球——或许像三明治里的第二片黄油面包那样倒置，还有自己的太阳和月亮。在八世纪，这种说法必然会让人联想到地下福音、地下教皇，以及供教皇居住的地下阿维尼翁。后来，当地球以外的行星上可能有居民的想法被提出时，人们立刻追问：那些居民是否犯过罪？耶稣基督是否为他们而死？他们的酒和水能否合法用于圣礼等等。
仅凭上述这点信息，就有人将此事塑造成伽利略受迫害的同类案例。一方断然宣称维吉尔因主张对跖点邪说而被罢黜，并附上愤慨的评论；另一方则极力为其辩护、辩解或混淆视听。有些作者称维吉尔被判有罪；另一些则说他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与卜尼法斯成了挚友：相关内容可参阅培尔的着作。还有人坚称那个主张对跖点的人与被封圣的主教并非同一人：于是便有了一个“量身定制”的第二个维吉尔。当鞋子挤脚又撑不开时，不妨直接扔掉换一双新的，对待事实也该如此。巴罗尼乌斯没想到这种“替换”的办法，但他的评注者帕吉（大致写于1690年）却为之辩护，其方式我想巴罗尼乌斯恐怕不会赞同。这个维吉尔或许是个圆滑的人。教皇在信中说，他听说维吉尔谎称得到自己的许可，要求获得某个新主教辖区的职位：教皇宣称这纯属谎言。有人以此为由论证，这样的人不可能被任命为主教并封圣：对此，人们众说纷纭。
四个世纪前的拉克坦提乌斯曾嘲讽“对跖点”，其态度看似是在讥笑“地球是球形”的观点。托勒密虽未提及对跖点，但他对全球可居住区域范围的描述表明，他并不反对“人类处于相反位置”这一说法。或许在8世纪，地球是球形这一认知仅存在于天文学家的思考中。尤其需要提醒那些坚称“真理观点遭迫害”的人：若不是从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载中得知，“对跖点存在”的主张曾在神学家间引发争论，我们根本无法确信维吉尔确实秉持过“对跖点存在”这一朴素理论。即便如今，我们也无权断言这一点有史实佐证——现有证据仅能说明，维吉尔曾被指控持有极为荒谬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更可能是无知的同时代人，对他那些合理见解进行的荒谬曲解。
这场争论中，有一处颇为奇怪：争论双方都未让扎迦利教皇提供关乎其品格的证据。天文学家说他本应是乌尔班那样的人；神学家也认为他理应如此。扎迦利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极为通情达理且善于调和，竟能让北方蛮族听从道理，这使他在那群擅长管控未受教育的武夫的早期教皇中，地位颇高。他在意大利维持了长久的和平，史学家对此都赞叹不已。即便是贝尔——那个痛恨教皇的“大君”，也不得不引用赞词评价扎迦利：“他做了许多与教皇尊严相符且卓越非凡的事。”尽管贝尔极爱挑错，比如提到扎迦利在拉特兰教堂门廊绘制了一幅小型地球地理图时，他暗指此举是为了宣称教皇是全世界的主宰。而且，他也说不清扎迦利担任教皇多久，只提到扎迦利于752年去世，“在瘟疫横行的十年间执掌教皇之位”。
维吉尔与卜尼法斯之间还有一场争论，可作为例证。一位无知的神父曾以“以父（阴性）、子（阴性）、圣灵（阴性）之名”为他人施洗。卜尼法斯宣称这一仪式无效，维吉尔则持相反意见，而扎迦利最终支持了维吉尔，理由是这种荒谬的仪式形式仅是因对拉丁语的无知所致，并非异端。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因某位教士主张“全球皆有人类居住”就将其罢黜。在我看来，现有少量信息似乎（但并非确凿地）表明：维吉尔确实主张对跖点存在；他那些无知的同时代人将其理论歪曲为“地下存在另一个世界”；教皇传召他前往罗马解释其学说——据传闻，该学说看似符合当时所有人都会认定的“异端”标准；但维吉尔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最终荣耀获释。或许这位受过教育的希腊修士扎迦利，对托勒密的着作了如指掌，因而能猜到这位被指控为异端者会如何辩解；我们已然知晓，他似乎曾扶持地理学发展。据史学家记载，那幅“地球描述”实为一幅地图；这位教皇或许比其他教皇更易对任何“地理异端”的传闻警觉，实则是希望借此获取相关知识。而维吉尔，或许在踏入教廷时，正如拿破仑一世召见雅卡尔时那般惶恐——当时拿破仑声色俱厉地威胁道：“你就是那个能在绷紧的绳子上打结的人”；但他离开时，或许也和雅卡尔一样满意，因为这场会面为他赢得了堪比绶带与养老金的回报。
再说说巴罗尼乌斯。若不是西班牙人反对，他本可成为教皇；若他能多活十年，若本会成为他天文顾问的克拉维乌斯能多活五年——那么，那场针对伽利略的重大审判、那场本会让神学永远沦为笑柄的风波，很可能，不，几乎肯定不会发生。因为巴罗尼乌斯通达事理且言辞机智，他曾言：《圣经》中圣灵的用意是教导人如何前往天国，而非天国如何运行；而克拉维乌斯在晚年也承认，整个天体体系已然崩塌，必须进行修正。
伽利略案是真实事件，维吉尔案则是虚构传说，可两者都被拿来抨击罗马教廷——这足以说明教皇及其追随者向来不怎么关心自然哲学。事实上，正统教义向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至少在英国，自然科学在近代几乎篡夺了“哲学”之名，还稍稍倾向于将本属于真正哲学的“被迫害光环”加诸自身。但中世纪的主教等人深知，例如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其对正统教义的影响，比天文学等领域的任何问题都要大上百倍。对“实体”的错误理解，可能会严重冲击“圣餐变体论”。
地球运动问题，是正统教义与科学真正产生交集的唯一一点。许多自然科学研究者曾被怀疑修习巫术，或信奉无神论：但即便这是种愚蠢的误解，遭到攻击的也确实是巫术或无神论，而非自然科学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天文学事件中，遭指控的核心正是学说本身——作为一种独立于后果之外的学说，这便是“犯罪事实”；原因在于它与《圣经》相抵触。它确实与之抵触：因为从《旧约全书》的开篇到结尾，都明确假定地球是静止的，正如假定铁是坚硬的一样。那些认为《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之神口授的人，却拒绝相信这一点，还编造出离奇的理由。他们试图先验地断定神的意图。他们宣称自己早已知道，圣灵并非要传授自然哲学；否则，他们便是从“地球确实在运动”这一发现中，反推出“《圣经》所言非实”。当然，抛开无知不谈，要么书中每字皆为真理，要么作者并非意在传述真理。但这就使全书陷入了审判境地：因为唯有先通过其他途径查明真相，我们才能知晓作者的本意。当然，有人或许会宣称自己是“天启的总督”，可常识要么接受文本的字面含义，要么就否认其字面天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