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
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决议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陕北瓦窑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不久，那份着名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墨迹已干。决议明确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具体步骤清晰指向东方和北方：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已在高层形成共识。
但共识之下，仍有忧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瓦窑堡一处较大的窑院里，军事会议召开。窑洞内烟气缭绕，粗木条凳上坐着红一方面军主要指挥员。墙上挂着手绘的陕甘晋地区简图，黄河如一条黄褐色的带子，将陕西与山西分隔开来。
主持会议的领导人开门见山：“政治局定了方向，今天请诸位来，是具体议一议东征怎么打。大家放开谈，有什么顾虑、什么想法，都摆到桌面上。”
红一方面军首长第一个发言。他披着件旧军大衣，手指在地图上黄河段重重一点：“东征，我赞成。但有两个实际问题，必须想清楚。”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众人：“第一，阎锡山的晋绥军不是软柿子。他在黄河东岸经营多年，碉堡林立，防线严密。我们要渡河，船从哪儿来？渡河点怎么选？怎么保证第一波部队过去后，能站住脚？”
“第二，”他手指从黄河东岸向西回划，“更关键的是后路。红军主力一旦渡过黄河，万一后路被切断，黄河渡口丢了，我们撤不回来怎么办？山西是阎锡山的老巢，我们人生地不熟，要是被缠住，后果不堪设想。”
首长顿了顿，说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先不急着过河。我们可以在陕北做出大举东进的态势，摆出要渡河的架势，把阎锡山伸进陕北的部队——比如那个正蠢蠢欲动的孙楚部——吓回去，让他收缩防线。我们趁这个机会，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等我们脚跟更稳了，再图东进。”
这番话务实而谨慎，引起不少点头。确实，陕北苏区刚站稳，贸然深入山西，风险太大。
但红一军团军团长有不同看法。他身材瘦削，说话声音不高，却条理清晰：“首长顾虑的，我都同意。但我补充一点：陕北太贫瘠了。”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陕北的沟壑梁峁：“这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我们要扩大红军，兵员从哪儿来？粮食从哪儿来？靠陕北，撑不起一支大军。”
他目光转向南方：“我建议，主力南下，向陕南发展。秦岭山区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像在南方那样，打游击，建根据地。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也相对丰富，是扩大红军的好地方。”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已经初步拟了个名单，哪些部队、哪些干部适合去陕南打游击，都列出来了。如果中央同意，我愿带队南下。”
窑洞里响起低声议论。南下陕南，这确实是条路子，但意味着与东征的战略方向背道而驰。
又有指挥员提出向西：“陕北往西，是宁夏、甘肃，再往西就是新疆。我们可以走河西走廊，打通与北边（苏联）的联系。如果能从北边获得武器弹药支援，红军的战斗力能上一个台阶。”
向东？向南？向西？
意见纷呈，各有道理。
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同志们的顾虑，都有道理。”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山西的位置：“阎锡山在山西搞独立王国，对日本暧昧，对红军凶狠。不打疼他，他伸进陕北的手就不会收回去。我们东征，一为抗日，二为讨逆，三为扩红——山西人口两千万，是陕北的十倍。只有打出去，红军才能壮大，抗日才有力量。”
“当然，”他转向一方面军首长，“渡河的困难、后路的安危，必须周密筹划。这不是蛮干，是要打巧仗。”
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一直沉默聆听的秋成身上：“秋成同志，你是军委委员，也说说你的看法。”
窑洞内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秋成。
秋成站起身，走到地图前。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我支持中央决定的东征方针，认为是当前最正确、最紧迫的选择。”
“我们红军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如果这时候不向抗日前线挺进，反而南下、西进，政治上就失了先手，道义上就矮了一截。老百姓会问：红军的抗日是真是假？”
他转向山西方向：“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几十年，把山西搞成独立王国，对日本态度暧昧，对红军严防死守。不打疼他，他不仅不会收敛，还可能变本加厉挤压陕北苏区。只有东征，打到山西去，才能迫使阎锡山收缩，才能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才能从山西获得兵员、物资补充。”
“至于渡河和后路问题，”秋成看向领导，“我相信，只要筹划周密，准备充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红军从江西走到陕北，什么难关没闯过？湘江、金沙江、大渡河，哪一条不凶险？”
他最后总结：“我完全拥护中央东征的决定。红八军团坚决服从命令，做好一切准备。”
秋成的发言清晰有力，坚定支持了东征方针。窑洞内的气氛明显松动。
会议又进行了详细讨论，最终统一了思想：东征山西，势在必行。具体作战计划，由军委详细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