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国安策》的制定工作在王猛的主持下，于枢密院和政事堂同时紧锣密鼓地展开，各个领域的精英被召集起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研讨和规划。而与此同时，帝国肌体内那股由格物之学和北伐战争中火炮巨大成功所点燃的“星火”，正以超出许多人预料的速度，形成燎原之势，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甚至开始溢出军事领域，渗透到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
军器监下属的格物司，如今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僻处建康城郊、略显神秘和简陋的小院落。在张翰的锐意经营和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它已经迅速扩张为一个庞大的、拥有多个下属专业工坊（如火药坊、铳炮坊、冶金坊）、大型试验场以及独立核算体系的机构。高大的围墙内，终日传来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试验火炮的轰鸣声以及工匠们热烈的讨论声，充满了活力。这里不仅持续改进着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可靠性，研发着慕容恪所期望的轻型野战炮和更高效的火铳，更将研究的触角，大胆地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基于火炮的投射原理和日益进步的冶金技术，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工匠们开始尝试铸造更大型、专门用于攻城的“破城锤炮”，以及设想中用于水师战舰的“舰炮”。虽然面临着舰船稳定性、火炮后坐力、海上高盐高湿环境下的防腐等无数棘手难题，甚至连适合的战舰都还在图纸阶段，但方向已然明确，帝国的武力投射范围，即将从广阔的陆地，延伸至更加浩瀚无垠的海洋。
在民生领域，格物之学的应用更是如同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展现出其“强国富民”的巨大潜力。
水利方面：运用格物司改进的水平仪、测量绳等工具，以及一些初步的流体力学知识，工部在规划新的水利工程时，效率显着提高，渠道走向、坝体设计更为合理科学。一些类似于“水力锻锤”的简单机械原理，被工匠们巧妙应用于捣米、纺织、造纸等民间作坊，利用水流的力量带动木轮，驱动锤头或纺机，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虽然规模尚小，却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
农业方面：格物大学内设立的农工科，其师生不再满足于闭门造车，他们主动走出书斋，与经验丰富的老农合作，深入田间地头。新式的、更适合不同土壤条件的铁犁被设计出来；用于提水灌溉的龙骨水车经过结构优化，效率更高；甚至有人根据古籍记载和力学原理，尝试复原和改进用于深耕的“代耕架”（一种两人协作的耕作工具）。这些新式农具开始在一些官田和朝廷鼓励改革的地区进行小范围推广，虽然面临着农民因循守旧的习惯和资金不足的阻力，但增产和省力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吸引了一些眼光开阔的地主和地方官员的兴趣。
医药方面：药石科的师生们在系统整理前代医书和收集民间偏方的同时，开始尝试一种更加“格物”的研究方法。他们设立药圃，尝试进行药物的人工栽培和分类；利用改进的蒸馏器具，尝试对某些药材进行初步的提纯，以获取更精纯的药液；甚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某些病症的症状、用药和结果，进行简单的归纳分析。尽管距离真正的医学突破还很遥远，且遭到了传统经验医学派别的质疑，但一种基于观察、记录和实验的、不同于纯粹依赖个人经验和古典理论的医学新思路，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萌芽。
交通方面：工匠们受火炮沉重炮车设计的启发，开始尝试设计更坚固、承载量更大、并且安装了简易减震装置（如钢片弹簧）的四轮马车底盘。虽然制造成本高昂，尚未普及，但已在朝廷的官方物资运输和一些大商号中进行试用，其稳定性和载重能力已显露出改善帝国物流运输体系的巨大潜力。
更重要的是，格物大学培养的第一批学员，在经过数年的系统学习后，开始陆续毕业。他们中的佼佼者，凭借着扎实的算学、格物基础和务实精神，进入了军器监、将作监、工部等实务部门，甚至户部（负责度量衡统一、全国田亩统计等）也开始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虽然初始官职不高，大多为八九品的技术官吏，但他们却将那种注重实证、勇于探索、反对空谈的风气，带入了因循已久的传统官僚体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另有一些学员，则选择回到家乡，利用所学知识改良本地的手工技艺、农具或水利设施，或进入地方官学担任格物教员，将“格物致知”的新知识火种，播撒向帝国更基层、更广阔的社会土壤之中。
当然，传统的阻力依然强大，无处不在。视格物之学为“末流”、“奇技淫巧”、“败坏人心”的士大夫依然大有人在，且多居于清要之位。朝堂之上，每当张翰或格物司为某项新技术、新项目请求增加预算或建议推广时，总会遭到一些清流言官的激烈质疑和反对。
一次关于是否在帝国主要官道驿站体系内，逐步推广使用新式四轮马车的朝议上，双方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位年迈的御史大夫颤巍巍地出列，痛心疾首地陈述：“陛下！马车之制，古已有之，乃圣人依牛车之理所创，合乎礼法，何须妄加改动？且此新式马车，构造繁复，耗费颇多，若强行推广，必增加百姓徭役负担，与民争利！岂不闻‘君子不器’？士人当究心经义道德，治国平天下，岂能终日沉迷于此等匠人之事？长此以往，本末倒置，国将不国啊！”
他的言论，代表了许多保守派的心声。
然而，支持者（多为与格物相关或有务实精神的官员，甚至部分因北疆大捷而转变观念的武将）则毫不客气地反驳：
“古已有之，便不可改进乎？依此高论，昔日未有纸张，以竹简载文，若循旧制，则蔡伦改进造纸术，岂非罪人？新式马车虽初造价高，然载重多，行驶稳，损坏少，长远看，必能省民力，利商旅，加速物资流转，实乃强国富民之利器！格物之学，探求万物之理，制造利民之器，实乃经世致用之实学，岂可以区区‘器’字轻蔑贬斥之？难道要让将士们仍用前朝旧甲，去应对今日之强敌吗？”
这样的争论，几乎在每一项新技术、新政策试图推广时都会发生。新旧思潮的激荡，在帝国的朝堂上下，市井之间，激烈地进行着。
但大势已然难以逆转。火炮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最高统治阶层清醒地认识到了技术所蕴含的恐怖力量和价值；格物大学的存在和人才的输出，为持续的技术革新提供了理论和人才支撑；而一些新技术在民生领域带来的切实改善，也在潜移默化地 slowly 改变着部分官员和民众的观念。
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冉闵的态度鲜明而坚定。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朝会上，肯定格物大学和张翰的贡献，并对那些迂腐的、脱离实际的反对之声予以毫不留情的驳斥：“若无知井之蛙，坐井观天，安知天地之广阔？格物致知，探究事物之理，亦是圣人之道！尔等只知空谈道德，可能造一利民之器否？能增一石之产否？能强一兵之甲否？若不能，便休要在此聒噪，阻挠国之进步！”
皇帝的态度，如同为这燎原的星火，提供了最强劲的东风。
星火燎原，其势难挡。这燎原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技术成果，更是一种重视实践、鼓励创新、追求效率的务实精神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它正在一点点地撬动延续了千年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思想观念，为冉魏王朝这艘已经扬帆起航的巨轮，注入着持续而强劲的新动力。帝国的未来，因这燎原的星火，而充满了更多的可能与激动人心的变数。这场由技术引发的深刻变革浪潮，无人能够真正置身事外，也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其最终的走向与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