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赵王国，辖扶桑诸岛及流求，以及南洋诸岛和逸洲和南溟洲。
虽远隔大海，但东赵始终奉中土大汉为正朔，世代接受汉室册封，恪守臣礼，不敢有丝毫怠慢。
终汉之世，双方使节往来不绝，商船穿梭于碧波之间，中国的丝绸、典籍、冶铁、筑城之术源源不断输入东赵，而东赵的金银、珍珠、海鱼珍馐、奇木异兽也丰富了长安的宫廷与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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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摄政，继而代汉自立，建立“新”朝。
这位以复古改制为己任的统治者，不仅在国内掀起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同周边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亦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相对平等与怀柔友好的政策，
他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国”之君自居，意图构建一个以新室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全新朝贡体系。
早已潜伏于大汉长安及中原各战略要地的东赵情报机构“黑水台”，将其敏锐的触角深入新朝庙堂与市井。
经过周密的分析与研判，黑水台向国内发回了一系列密报，清晰地勾勒出王莽极具侵略性的对外策略脉络。
其一，是辅以金钱与爵位贿赂、引诱弱小部落内附的怀柔政策；其二，是强行将原本称王的周边君主贬黜为“侯”的羞辱性贬黜政策，旨在从名分上压低其地位；其三，是派遣使者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从内部瓦解对手联盟的外交策略；其四，则是毫不掩饰的武力威胁与直接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
黑水台的报告指出，王莽的野心并非仅限于匈奴、西域，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狂热理念，必然波及海外。
果不其然，新朝的“五威将”手持符节，乘着绘有北斗星辰的华丽车驾，踏上了东赵的土地。他们宣读新天子诏书，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东赵君主自此须去王号，改封“扶桑侯”。
这一举动，在东赵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愤怒。
东赵自认承殷商正统，化外建国，虽称臣纳贡，然内政自主，王号乃高祖所赐，岂容僭越之臣随意废立？
东赵王廷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严厉斥责了王莽篡汉自立、倒行逆施之举。新朝与东赵，就此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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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朝的傲慢与潜在的军事威胁，东赵并未立即兴兵，而是选择了隐忍与暗中备战。
这个深受中原韬略影响的海外之国，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
东赵昭王下令，借助列岛丰富的森林资源，大规模扩建舟师，建造兼具远航能力与战斗性能的楼船、艨艟。同时，加紧训练水卒，改良弓弩，并在对马、壹岐等关键岛屿修筑烽燧与营垒，构建起一道纵深的海上防御体系。
整个国家机器，在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下，高效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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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原及其周边已是烽烟四起。
王莽的贬黜政策首先在北方激起了巨浪，匈奴单于对“降格为奴单于”的羞辱怒不可遏，边塞战火重燃，长城沿线硝烟弥漫。
在东北，高句丽因不愿接受“下句丽侯”的封号而叛变，不断侵扰边郡。
王莽派遣名将严尤率军征讨，严尤用兵如神，成功斩杀高句丽王，暂时稳定了东北局势。
然而，高句丽的别种濊貊仍旧屡次寇边，使得新朝在东北方向始终无法高枕无忧。
可以说，在整个新朝短暂而动荡的统治时期，严尤对高句丽的胜利，几乎是其对外战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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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汉在西域的形势则更为糟糕。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骑都尉李崇与戊己校尉郭钦等人，率领大军西征，意图重新确立对西域数十国的控制。
然而，新朝的傲慢与苛政早已失去人心，西域各国在焉耆的率领下，联合姑墨、尉犁、危须等国，设下埋伏，大败新军。王骏战死，李崇、郭钦仅以身免，率领残部退入车师。自此，西域与新朝彻底断绝往来，丝绸之路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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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四面树敌，国力在连绵的战争中不断消耗。
然而，王莽对东赵的觊觎并未消减。据黑水台密报，新朝已在青州等地沿海秘密征集工匠、役夫，大肆建造海船，编练水军，其目标直指东赵列岛。
一场跨海东征，似乎已箭在弦上。
东赵的备战等级也随之提升，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密切关注着大陆方向的任何风吹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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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
王莽托古改制的一系列措施，如“王田令”、“私属令”、频繁的币制改革等，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加上连年对外用兵带来的沉重赋役，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如同燎原之火，瞬间燃遍了长江、黄河流域。
新朝内部也矛盾重重，各地豪强纷纷起兵。曾经不可一世的新朝，在内外交困中遂步走向崩溃。
原本在齐地紧锣密鼓筹备的东征舟师计划，因腹地叛乱、粮饷中断、兵员被调往镇压内地起义而陷入停滞。
最终，随着王莽本人于公元23年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新朝覆灭，这场蓄谋已久的跨海入侵也就此“不了了之”，成为了平行时空历史档案中一个未及实施的野心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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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原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混战，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
这巨大的灾难，对于隔海相望的东赵而言，却意外地带来了新的机遇。
面对中原蜂拥而起的“流民武装”，以及大量为躲避战火而逃亡的普通难民，东赵统治者展现出了长远的战略眼光。
东赵昭王与议事堂廷议，认为这是充实其南方疆域、增强国力的天赐良机。
他们制定了系统的“招揽流移，以实南洋”的政策。
一方面，派出官方船队，主动前往江东、闽越沿海，招诱、接引那些拥有航海技术、农耕经验或手工技能的流民与失意士人。
另一方面，对前来投靠的流民武装，采取分化、整编策略。将其迁至南溟洲。授予其首领官职、田宅，将其部众纳入东赵的军事或垦殖体系。
而大量的中原移民被有组织地安置到东赵已经控制或正在开拓的南洋（大致相当于今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
东赵利用这些熟悉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移民，在当地兴修水利，开辟稻田、蔗园，引入桑蚕，开采矿产，建立城邑。移民们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和组织形式，极大地加速了南洋地区的开发进程。
更重要的是，这一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移民，深刻地改变了南洋广大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文化面貌。
原本占据多数的土着部落，在数量庞大、技术文化占优的移民涌入后，其比例显着下降。
汉语言、文字、儒家礼仪、律法制度以及各种风俗习惯，逐渐成为南洋许多地区的主流文化。
东赵通过这种“以夏变夷”的温和殖民方式，不仅成功吸纳了中原的战乱“冗余”人口，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
更将帝国的疆域和文化影响力向南推进了数千里，建立了一个以扶桑本岛为核心，辐射辽阔南洋海域的强盛海洋王国。
为其在后来的东亚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东赵在旧大陆陷入长期分裂与衰弱的时期，不仅成功规避了中原的乱局，更抓住历史契机，实现了国力的一次飞跃性拓展，真正可谓“得益匪浅”。
注:《东赵国志》昭王世家……王英明善断，解王莽新朝之威胁，引大陆流民填南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