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而摇曳的油灯光晕下，李斯披着一件半旧的深色布袍，独自端坐在乡间简朴书斋的木案前。夜已深沉，万籁俱寂，唯有笔尖在粗糙纸笺上缓缓移动时发出的、富有韵律的“沙沙”声响，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打破这凝重的宁静。撰写这部《忆往录》的过程，对他而言，绝非简单的往事追述，而是一次极为艰难、甚至堪称痛苦的自我审视与灵魂深处的彻底清算。他不仅是在力求客观、忠实地记录那些影响帝国命运和个人荣辱的重大事件，更是在进行一场不留情面的自我审判，力求以一种近乎苛刻的冷静与深刻，来“记录毕生之得失”，既不刻意粉饰其“得”，更绝不回避、淡化其“失”。
其所“得”，首先在于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极致发挥与毕生政治理想的初步实践。 他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自己从一个楚国上蔡看守粮仓、被人讥为“仓鼠”的卑微小吏，到位极人臣、官拜大秦帝国丞相、其言行足以深刻影响帝国命运乃至历史走向的巨大人生跨越。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如何凭借过人的才智、异于常人的勤勉、以及对时局精准的洞察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最终得到始皇帝嬴政的赏识与重用，得以参赞机要，辅佐这位不世出的雄主，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千古帝业。他更着重笔墨，记录了自己如何倾注心血，参与制定并强力推行了那些影响中国后世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他饱含复杂情感地写道：
“……斯，以一介布衣之身，幸遇千古明主（指始皇），得参机密，助成帝业，此乃时也，命也，亦斯竭尽驽钝之力也。废分封，立郡县，此乃断诸侯割据之根，立中央集权之基，实为万世不易之制，虽后世有反复，然其核心精义长存；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此乃凝聚天下之心力，消弭地域之隔阂，使九州之民，渐有同源共祖之认同，此乃文化一统之伟业；统一度量衡，便利民生商贸，促进货殖流通，此乃富国强兵之根本。此数者，关乎国体民生，虽非斯一人之功，始皇雄才为主，然斯于其间，或首倡其议，或力排众议，或精心规划，或强力推行，确曾呕心沥血，推动施行。于国于史，斯可谓有尺寸之功，此乃斯平生最大之‘得’。”
这份彪炳史册的功业，是他一生奋斗最显赫的注脚，也是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核心价值体现，是他内心深处最为自矜之处。
其次，在于关键时刻的决断，力挽狂澜，改变了自身与帝国的悲剧命运。 他着重以沉重而审慎的笔触，记录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沙丘之变”。在他如今的审视下，那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不仅仅是危急关头的自救之举，更是避免了帝国因昏聩暴戾的胡亥与阴险狡诈的赵高当道而可能迅速土崩瓦解的命运，为仁厚且有威望的长公子扶苏最终继承大统、推行相对宽仁的政令创造了关键的可能。他将此视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凶险、却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得”，尽管手段并非光明磊落。
“……沙丘之夜，始皇崩殂，赵高挟胡亥，欲行篡逆，屠戮忠良。斯当时若顺从，则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不过旦夕之间；若反抗，则九死一生，然或有一线生机，可挽帝国于既倒。思之再三，念及先帝知遇之恩，虑及帝国分崩之祸，遂行险棋，联合忠勇之士，布局应对。此事，手段或许有亏，近乎权诈，然于大节而言，铲除奸佞，扶立长君，避免天下重现战国纷争之惨状，于社稷苍生，未必无功。此亦斯于生死存亡之际，不得已而为之，却最终改变命运之‘得’也。”
再者，在于晚年得以功成身退，保全家族，并寻得心灵的最终归宿。 他对比了历史上众多功高震主、最终兔死狗烹、不得善终的权臣（如商鞅、吴起等），对自己能在扶苏朝平稳过渡，最终审时度势，主动上表辞去相位，归隐于这林泉之间，深感庆幸与明智。他将此部分的“得”，归因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警觉、对时局微妙变化的准确判断，以及最终放下炙手可热权位的决然与清醒。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古之明训，血泪所书。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然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此天道循环之理。能于权势鼎盛、鲜花着锦之时，察危机于未萌之态，主动上表求去，急流勇退，终得保首领以没于户牖之下，子孙安然，享天伦之乐，于这山野清风、明月松涛之间，寻得内心久违之宁静。此看似消极退避，然于个人及家族存续而言，避开了无数腥风血雨，实乃大智若愚，亦为平生一大‘得’也。”
然而，李斯的笔触，更多的、更沉重的，是落在那些深沉而痛切、甚至带着血泪反思的“失”之上。这部分，他写得异常缓慢，时常搁笔长叹，眉宇间凝聚着化不开的凝重与愧疚。
其最大的“失”，在于对法家思想工具化运用的过度与僵化，以及对民力惊人透支的默许甚至推动。 他深刻反思了始皇时代那些规模空前浩大的工程（如阿房宫、驰道、长城、骊山陵）以及为维持高效统治而推行的严刑峻法，对天下无数普通黎民百姓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晚年在乡野间的所见所闻，与底层民众的接触，让他对当年的政策有了切肤之痛的理解。
“……当时为政，只虑及集中天下之力，成就千古帝业，巩固天下一统之局。于法家之术，取其‘富国强兵’‘令行禁止’之利，却过于强调君王威权与行政效率，视民力为可无限取用之资源，视严刑为唯一有效之手段。于民力之凋敝，民生之疾苦，如筑长城者冻饿毙于道，修陵墓者生埋于地下，驰道旁累毙之尸骨，虽偶有所闻，或以为此乃成就伟业之必要代价，或自欺此乃‘使黔首自实田’后之必然阵痛，或虽心有不忍，然自觉无力扭转始皇雄图与大势所趋。今退居林下，亲见农夫耕作之艰辛，听闻闾左徭役之悲声，方知当年之政，失其根本。法，可为治国之利器，亦可为虐民之凶器。过于刚猛，失却仁恕之心，则政令虽行，而民心已离。长城固然御敌于外，然脚下累累白骨，谁人怜之？驰道固然利兵马商旅，然筑路之夫，几人得还故乡？此实为斯辅政期间，目光短浅，未能强谏，甚至为求事功而竭力推行，所造下之深重罪孽，心中常怀巨恸，无可推卸，此乃平生最大之‘失’！”
其次，在于政治斗争中的权谋算计，对某些具体人物的亏欠。 他并未回避自己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中，为求自保、为推行主张、为打击政敌而使用的种种并不光彩的权术手段，包括对同僚的排挤、构陷，对潜在威胁的防范与打压。他尤其提到了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韩非，字里行间流露出极其复杂的、混合着敬佩、嫉妒、惋惜与愧疚的情绪。
“……韩非之才，洞悉世事，文辞犀利，深明法术之要，胜斯何止十倍。然其性刚直，其学过于深刻尖锐，不为骄矜之秦王所喜，亦为同僚所忌。斯虽口称敬其才，内心实深惧其能，恐其得势而取代己位。于其被困咸阳，乃至最终遭李斯、姚贾构陷而被迫服毒自尽之悲剧，斯未能以同门之谊、爱才之心而全力营救，反因一己私心，惧其才高震主，恐失己宠，而有落井下石、推波助澜之嫌。虽可推诿于党派之争、时势使然，然扪心自问，岂无一丝嫉妒与维护权位之私心作祟？此于心有愧，对故人不住，亦为一难以弥补之‘失’。” 这种对自身道德瑕疵的坦诚揭露，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显示出他晚年的反省之深。
再者，在于对家族教育的某种偏失与对权力荫庇的过度依赖。 他反思了自己在子女教育上，过于强调仕途经济，期望他们能延续家族的权势与荣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他们独立人格、健全心性以及更广阔人生价值的培养。虽然最终长子李由成才，为官谨慎，次子李瞻（虚构名）另辟蹊径，不慕权势，但这个过程让他深刻意识到，将家族命运过于紧密地捆绑在权力战车上的巨大风险与短视。
“……昔时教导子女，多言庙堂之高，权术之要，望其克绍箕裘，光耀门楣，延续李氏之显赫。却少言君子之道，立身之本，更未引导其见识山林之乐，布衣之真。殊不知，权势如虎，伴之愈久，危之愈深，依赖愈重，则失落愈痛。幸而晚年有所醒悟，不再强求，导其向善，各安天命，方未酿成如赵高、阎乐之辈倚仗权势而覆族之祸。然此教育之初衷，已是一偏失，险些误了子女一生之幸福，思之赧然。”
最后，是一种更宏观的、带有哲学意味的“失”——对历史洪流中个人力量局限性的无奈体认。 他认识到，即便自己拥有超越同时代许多人的远见卓识，试图逆天改命，辅佐始皇建立万世不朽之基业，但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在庞大帝国机器的惯性、复杂的人性弱点以及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面前，依然是渺小而有限的。他无法彻底改变始皇帝晚年追求长生、刚愎自用的性格，无法根除官僚体系内部日益滋生的腐败与低效，无法在短时间内调和统一过程中积累的尖锐社会矛盾。
“……人力有其穷尽时，时势有其不可违之限。纵有凌云之志，改天换地之心，亦难敌岁月之沧桑，制度之惰性，人心之私欲。所能为者，不过顺势而为，于关键处略尽绵薄之力，求其改善于万一而已。欲以一人之力，逆亿万之人心，抗累世之积弊，终是徒劳。此非推诿责任之辞，实乃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后，认清自身渺小与局限后之慨叹，亦是一种深刻之‘失’——对理想终究难敌现实之无奈。”
通过这番毫不留情、深刻入骨的“记录毕生得失”，李斯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解剖与灵魂的洗礼。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功勋卓着、毁誉参半的铁血丞相，也不再是那个只求安度晚年的归隐老翁，而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在历史大潮中奋力挣扎、既有经天纬地之大功、亦有荼毒苍生之大过的、真实而立体、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这份近乎残酷的坦诚记录，使得《忆往录》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个人回忆录或功过自述，它成为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于帝国兴衰、权力本质与人性的历史档案，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面可供深刻借鉴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