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统一”的宏大蓝图，需要具体的路径来落实。李斯作为秦帝国政治哲学的总工程师，深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道理。他洞察到，军事征服可以快速平定疆土，行政改革可以建立统治框架，但唯有触及灵魂的教育，才能实现思想与文化的根本性整合。因此，他将“兴教育”视为实现思想统一最根本、最有效、也最具长远影响力的战略途径。他的目标，远不止于培养能够处理文书、执行律令的技术型官吏，更是要着眼于未来，从童蒙时期起，系统性地塑造一代代认同大秦统治合法性、熟稔秦律精神、内化官方价值观的“新秦人”。这是一项旨在重塑天下人心秩序的庞大社会工程。为此，李斯以其法家的缜密与务实，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彻底改造和有效控制帝国教育体系的政策。
首先，是加强对官学体系的控制、扩展与制度化建设。秦朝原本就有“学室”制度，但其规模有限，主要集中于都城，旨在为中央官府培养专业的文法吏员。李斯在此基础上，以惊人的魄力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大力扩充和规范地方官学体系。他颁布政令，要求各郡、县必须仿照中央模式，设立相应的官立学校（即“郡学”与“县学”），并明确规定其建制、员额和经费来源。地方长官有责任选拔本地聪慧颖悟的良家子弟入学，而教师（“博士”或“文学掾史”）则需由朝廷直接派遣或经过严格认可。办学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主要部分，中央财政则根据考核情况给予专项补贴，以确保这些学校不至于因地方财力不均而运转不灵，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官学网络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这些官学，其职能已远超简单的技能传授，其核心课程被严格规定为以下几个环环相扣的模块：
一为 “律学”。这是官学课程体系的基石与重中之重。李斯认为，法律是帝国意志的体现，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唯一准绳。因此，所有学生必须深入研读《秦律》的主要条文，不仅要背诵记忆，更要理解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与严酷原则。教学中甚至引入了案例分析和模拟判案等实践环节，旨在让法律的威严、缜密与不可逾越性，从学生时代就深深烙印在其心灵深处，使他们将来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能成为自觉守法、心怀畏戒的顺民。
二为 “政术”。此部分主要讲授法家经典精髓，如《商君书》、《韩非子》以及经过李斯亲自筛选、诠释的其本人论述。课程内容高度侧重于帝王南面之术、富国强兵之道、驭臣治民之方，极力宣扬中央集权、耕战立国的优越性，同时系统性地批判分封制的历史弊端以及儒家、道家等“异端邪说”的危害。这是塑造学生基本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的关键课程，旨在培养其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执行者。
三为 “忠君爱国”教育。为了增强灌输效果，李斯巧妙地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策略，融合了一些经过彻底改造的儒家伦理概念。他组织那些愿意合作或被迫屈从的博士官，精心编写了一套道德教化教材。这些教材着重讲述大秦历代君主，特别是始皇帝扫灭六合、统一宇内的丰功伟业，将“忠君”与“爱国”两个概念紧密绑定，强调忠君即是爱国的最高体现，爱国则必须无条件忠君。同时，也大力宣扬“孝道”，但将其内涵引申为对“国家”这个更大、更高层级的“家庭”的绝对忠诚与无私奉献。教材中还穿插了大量经过加工的故事，歌颂秦军的英勇无畏与纪律严明，贬低六国旧贵族的腐化堕落与不得民心，以此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新兴帝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优越感。
四为 “实务”。包括基本的算学（以应对赋税、工程计算）、规范的书吏公文格式（确保行政文书的高度统一），乃至一些基本的农工常识（便于管理生产）。这部分旨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实用技能的管理人才，能够立即胜任基层政务，体现了法家学用结合的务实风格。
其次，是系统性地限制、规范并最终边缘化私学。李斯深知，思想的多元化与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战国时期以来百家私学的泛滥。他并未像后来“焚书”事件中那样采取极端禁绝的粗暴手段，而是采取了更为精细、更具策略性的管控措施。他下令，所有意图开办私学的“师儒”，必须到当地官府进行详细登记，申报其所授课程、学生名册。其讲授内容受到严格监控，绝对不得与官方确立的法家教义相抵触，尤其严禁讲授任何“非议朝政、妄言分封”或宣扬六国旧俗的内容。官府会不定期派员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违规，视情节轻重，轻则训诫、罚款、取缔私学，重则可将塾师治罪。与此同时，李斯在选官制度上进行了关键性的倾斜，规定官学毕业生在出任官吏时享有绝对优先权。这一制度设计，从功名利禄的根源上，引导天下有才学的士子纷纷倾向于进入官学体系，从而间接地、也是根本性地削弱了私学的生存基础与吸引力。
再者，是全力推进师资队伍的整肃与教材的标准化统一。李斯深刻地意识到，教师是思想的直接传播者，教材是思想的固定载体，二者是确保教育效果的关键环节。他下令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师定期培训与考核机制，内容不仅包括学术水平，更着重考察其“政治可靠性”，确保其成为帝国思想宣传的可靠喉舌。对于那些思想顽固、难以改造的旧式儒生，则采取各种手段逐步清退出教育系统。更为核心的是，李斯亲自挂帅，组织了一个由核心法家学者、顺从的博士官以及精通文墨的资深吏员组成的编纂班子，开始系统编撰一套从蒙童识字课本到高级政术经典的标准化教材。这套教材从文字、史观到价值判断，都将完全贯彻李斯的“文化统一”思想，确保帝国境内的所有官学，使用的都是同一套话语体系，讲授的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同一版本的官方历史与价值观。
李斯的“兴教育以统一思想”策略，是一项着眼长远的系统工程，并非指望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更迭才能显现出稳固的效果。但他坚信，这是化解六国离心力、巩固帝国统治的治本之策。他憧憬着，当千千万万的孩童日复一日在官学中，朗读着颂扬大秦统一的课文，背诵着细密如网的秦律条文，讨论着法家富国强兵的霸道之术时，当“忠君守法”成为他们刻入骨髓的本能信念时，那么，“分封复古”的论调自然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帝国的统治也就拥有了最深层、最坚实的思想根基。在他的构想中，在帝国的每一个郡县，每一所官学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正汇聚成一股无形却强大的洪流，持续不断地冲刷着旧时代的思想残余，精心塑造着一个崭新的、统一的“大秦魂”。这项工作，虽然默默无闻，远不如修筑长城、驰道那般显赫于当世，但其对于帝国命运的意义，在李斯心中，或许比他经手的任何一项具体政务都更为深远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