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所带来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便是帝国监狱里那些被判处刑罚的囚徒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一现象不仅直接反映出了新政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方面所取得的显着成效，更从侧面折射出了民间社会正逐渐呈现出一种安居乐业的良好态势。
在始皇帝时期及更早的战争年代，秦法以严苛着称，连坐法、轻罪重罚等现象普遍，加之繁重的徭役征发，导致刑徒数量极其庞大。骊山陵、阿房宫、驰道、长城等巨型工程，其劳动力主要来源便是这些触犯律法或被连坐的刑徒。道路上，常见被锁链串连、衣衫褴褛的刑徒队伍，在皮鞭的驱使下，奔赴未知的苦役之地，成为帝国肌体上一道沉重而灰暗的风景。
然而，昭德新政实施数年后，这一景象发生了改变。首先，持续推行《恤民诏》和《拨乱反正令》，使得地方官吏擅兴徭役、变相盘剥的行为受到严厉打击和遏制，百姓因“未能完成徭役定额”或“微小过失”而沦为刑徒的案例大幅减少。
其次，大规模的工程停罢，直接减少了对刑徒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以往需要数十万刑徒才能支撑的工程如今不再进行，自然也就不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的刑徒。
再者，持续进行的“刑徒复核案”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被冤屈或轻罪重判者得以平反昭雪或减刑释放，他们回归乡里，不仅自身重获自由，更使得其家庭得以保全，减少了因一人犯罪而全家破败的悲剧。
各郡县上报的刑狱文书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以往堆积如山的案卷开始减少，新收监的犯人数量逐年下降，而且所犯罪行也多以民间纠纷、盗窃斗殴为主，那种动辄牵连数十上百人的“大案”、“逆案”已极为罕见。
通往边疆苦役之地的道路上，押送刑徒的队伍变得稀疏零落。相反，在乡村田野，则能看到更多安心耕作的农夫；在城镇市集，则能看到更多为生计忙碌的商贩工匠。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那种“今日不知明日事”，随时可能被锁拿离家的 pervasive 恐惧感，确实**渐渐消散**了。
一种基于基本生存保障的**安居**意识，开始在民间缓慢滋生。人们开始规划自家的田亩，考虑子女的婚嫁，修缮破旧的房屋……这些在动荡年代无暇顾及也无意义的“长远打算”，如今变得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再仅仅依靠律法的恐怖威慑，也开始有了民生改善带来的内在凝聚力。
当然，秦律的严苛框架并未改变，作奸犯科者依然会受到严厉惩罚。但刑徒数量的减少，无疑标志着社会矛盾的缓和与治理方式的微调。帝国正从一个完全依靠高压维持的战争机器，逐渐向着一个能够容纳普通民众**安居**乐业的正常国家形态过渡。这对于经历了数百年战乱和十几年高压统治的华夏大地而言，无疑是一个积极而宝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