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5日的沈阳，深秋的阴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得人透不过气。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北风卷着枯黄的落叶疯狂打转，程野手里捏着一份刚打印好的《刑事判决书》，纸张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边角在他的指缝间微微发皱。
下午2点整，宣判庭内座无虚席。秦柏被法警押着走进来，依旧是那身灰色囚服，头发却比开庭时更显苍白，贴在脸颊两侧，露出清瘦的下颌线。他走到被告席站定，目光平静地扫过法庭，最后落在程野身上——程野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手里握着那支曾记录无数案情的钢笔，指尖微微发凉。
审判长敲击法槌，厚重的声音压过了窗外的风声：“现在宣读判决结果。被告人秦柏，因故意杀人罪，致四人死亡，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虽其作案动机源于沈砚冤案，且有悔罪表现、主动配合调查，但不足以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秦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各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000元，从其个人财产（房产变卖款）中扣除。”
“死刑”两个字落下时，庭内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北风撞击窗户的“哐当”声隐约传来。秦柏站得笔直，没有丝毫晃动，只是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随后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是对这段充满仇恨与遗憾的人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宣判结束后，法警将《判决书》递到秦柏面前，让他签字确认。他接过笔，指尖没有颤抖，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工整得不像一个即将面临死刑的人。程野作为本案的关键办案民警，需要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他拿起笔，笔尖划过纸张时，脑海里突然闪过第一次在哈尔滨调查时看到的装修队记录——那上面也有秦柏的签名，彼时的字迹还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如今却只剩坦然与决绝。
走出法院时，北风更烈了。郑钧的妻子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判决书的复印件，眼泪已经流干，脸上只剩麻木。程野走过去，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她却先开了口，声音沙哑：“程警官，这案子……总算结束了。”程野点点头，心里却沉甸甸的——对受害者家属来说，判决是慰藉；对秦柏来说，是解脱；但对他而言，这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警示，提醒着每一个执法者，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要。
11月8日，沈阳看守所的会见室里，窗户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秦柏坐在玻璃这边，他的远房表姐坐在另一边，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姐，别难过，”秦柏看着表姐，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我能看到沈哥平反，已经知足了，没什么遗憾的。”
表姐打开布包，拿出一件深蓝色的新棉衣，隔着玻璃递过去：“这是我给你做的，棉花塞得厚，你路上穿暖点，别冻着。”秦柏接过棉衣，贴在胸口，轻轻摩挲着布料，声音软了些：“谢谢姐，这些年，也只有你还惦记着我。”
会见快结束时，秦柏从口袋里摸出一封叠得整齐的信，交给表姐：“姐，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程野警官。他是个好警察，帮了我和沈哥很多。”表姐接过信，紧紧攥在手里，泪水又忍不住涌了出来：“我知道，我一定帮你送到。”
秦柏看着表姐哭红的眼睛，轻轻说了句：“别送了，姐，以后好好过日子，忘了我吧。”说完，他站起身，对着表姐深深鞠了一躬，随后转身跟着法警离开，没有再回头。
11月10日清晨，天还没亮，沈阳的街头一片寂静，只有零星的路灯亮着，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秦柏被依法执行死刑的消息，通过内部渠道传到了程野的耳中。他没有去执行现场，而是独自留在办公室里，翻开了秦柏的案卷。
案卷第一页，是那张记录着蓝色纤维的勘查报告——那是案件最初的线索；中间夹着秦柏的笔迹练习稿，上面满是模仿何绍基的字迹，能看出他当年的偏执；最后一页，是沈砚案的平反通知书复印件，上面“无罪”两个字格外醒目。程野一页页地翻着，每一份证据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段跨越三年的悲剧过往。他想起第一次见到秦柏时的场景——在哈尔滨的装修工地上，秦柏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眼神里藏着不易察觉的疲惫与仇恨；想起秦柏在看守所里，拿到沈砚案复查报告时颤抖的双手；想起秦柏最后陈述时，平静而坦然的样子。
上午10点，看守所的民警敲开了程野办公室的门，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纸箱：“程警官，这是秦柏的遗物，按照他的遗愿，交给您。”程野接过纸箱，入手很轻，却感觉像抱着一块巨石。
他打开纸箱，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封写给他的信，和一张泛黄的合影。信是秦柏亲手写的，字迹工整，没有丝毫潦草，能看出写的时候很平静：“程警官，您好。谢谢你帮沈哥洗清了冤屈，也谢谢你在会见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纯粹的坏人。我知道，我杀了人，罪该万死，所以我接受死刑的判决，没有任何怨言。我死后，骨灰不用埋，麻烦你帮我撒在呼兰河就行——我想看着沈哥的家乡，也想在那里，给那些被我伤害的人赔罪。最后，希望你能一直做个好警察，不让更多像我和沈哥这样的人，再遭遇这样的悲剧。”
程野读完信，眼眶忍不住发红。他拿出笔，在信的末尾补了一句话：“你犯了错，该受惩罚，但你的故事，会提醒我们每一个警察，要守住正义的底线，不让冤案重演。”
随后，他拿起那张合影——照片上，秦柏和沈砚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农具厂的门口，笑得露出牙齿，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四个字：“兄弟，等我。”程野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的字迹，心里一阵酸涩——这两个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轻人，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一个蒙冤而死，一个为复仇走上绝路。
当天下午，程野驱车来到沈村，找到了刘桂兰。他把那张合影递给老人，轻声说：“婶子，这是秦柏的遗物，他让我交给您。”
刘桂兰接过照片，看着上面的两个年轻人，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纪念册，小心翼翼地把照片贴在沈砚的照片旁边，轻声说：“这两个孩子，生前是好兄弟，死后也该在一起。”纪念册的最后一页，刘桂兰拿起笔，颤抖着写下：“1986年11月10日，秦柏走了，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可怜人。”
离开沈村后，程野开车去了呼兰河。深秋的呼兰河，水面平静，泛着淡淡的寒意。他站在河边，看着河水向东流去，想起秦柏信里“撒骨灰在呼兰河”的愿望，心里默默说：“秦柏，我会帮你完成的。”
那天晚上，程野在日记里写道：“作为警察，我们抓凶手，是为了维护正义；但比抓凶手更重要的，是防止正义缺席——因为每一起冤案，都可能让一个原本善良的人，走上极端的道路，毁掉自己，也毁掉别人的人生。秦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执法者的警示，这个教训，我会记一辈子。”
秦柏被执行死刑后，《辽宁日报》以《一桩冤案引发的复仇悲剧》为题，详细报道了整个案件，文中重点分析了“冤案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引发了全省公安系统对“执法规范”的大讨论。省厅还将秦柏案列为“典型警示案例”，要求各地公安部门组织学习。
程野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多次被邀请去给新人培训。每次讲解完案情，他都会拿出秦柏和沈砚的合影，对新人说：“这个案例不是要批判谁，而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手中的权力，关系着别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幸福，不能有丝毫马虎。办案时多一份严谨，多一份负责，就能少一起冤案，少一个像秦柏这样的悲剧。”
时间一天天过去，呼兰河的水依旧向东流着，烈士陵园里的松柏愈发苍翠。程野每次路过呼兰河，都会停下脚步站一会儿；每次去烈士陵园，都会给沈砚的纪念墙献一束花。他知道，秦柏和沈砚的故事，会一直提醒着他，要做一个坚守正义、敬畏生命的警察，用自己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份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