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0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透，刑场周围的荒草就结满了白霜。沈河穿着厚重的警服，站在警戒线边缘，指尖冻得发僵，却紧紧攥着那份早已被体温焐热的死刑执行通知书。法警押着李存根从囚车上下来时，他特意看了一眼——这个曾经在红星村村民眼里“老实巴交”的男人，此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新囚服，头发被理得整齐，可下颌的胡茬还是冒出了青黑色的印子，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麻木的空洞。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执行法官走到李存根面前，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李存根张了张嘴，喉结动了动，半天只挤出一句：“给我烧点纸，别让我在底下饿着。”没有对受害者的道歉，没有对罪行的忏悔，甚至没提一句家人。沈河站在不远处，把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沈河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风卷着枯草的碎屑吹过脸颊，带着一股土腥味，他想起第一次去北洼麦田勘查时，刘桂花抱着王建军的照片哭到晕厥，想起张大山的母亲攥着儿子的旧布鞋说“人没了，判死刑又能怎么样”，想起那些未找到亲人遗骸的家属，每次见到他都红着眼问“还会找吗”。他突然觉得，这一枪虽然结束了李存根的罪恶，却永远换不回那六条鲜活的生命，也填不满那些破碎家庭里的空洞。
回到县局时，天已经大亮。沈河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了那本深蓝色封面的日记本——这是他从警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每次办完大案，都会写下几句心里话。他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慢慢写道：“1985年12月10日，李存根伏法。死刑是法律能给出的最重惩罚，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可它终究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也抹不掉那些刻在活着的人心里的伤疤。往后的日子，要做的还有很多。”写完，他把日记本放进抽屉最深处，那里压着六张受害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上的人都笑得真切，像是在提醒他，这份责任永远不能放下。
转眼到了1986年春天，沈河再次开车去红星村时，发现村里的变化比他想象中要大。车刚开到村口，就看到几个村民扛着锄头往北洼麦田走，说说笑笑的，丝毫没有了之前“闹鬼”时的恐惧。他停下车，跟村口晒太阳的大爷打招呼：“大爷，现在敢去北洼种地啦？”
大爷笑着点头，手里的烟袋锅子“吧嗒”响了两声：“敢去了！杀人犯都伏法了，还有啥好怕的？再说地里的麦子不等人，总不能让地荒着。”他指了指远处的麦田，“你看，今年的麦苗多好，估摸着又是个好收成。”
沈河顺着大爷指的方向看去，北洼麦田里一片绿油油，春风吹过，麦苗轻轻晃动，像一片绿色的波浪。只是当他看向村西头时，发现李存根家的旧宅还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土坯墙已经有些倾斜，门窗被厚厚的木板钉死，木板上还留着村民们用石头砸的坑洼。院子门口的压水井被填上了水泥，只留下一个圆形的土堆，土堆上连野草都没长——没人愿意靠近这里，仿佛这里还残留着罪恶的气息。
“沈队长，你来了！”村支书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乡上的医生今天来村里做心理疏导，之前有几户人家总因为‘见过李存根没揭发’自责，晚上睡不着，现在好多了。”
沈河跟着村支书往村里走，路过供销社时，看到门口围了不少人，小刘正站在一个高台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喊：“大家听好了！以后找活干，千万别跟陌生人走！乡上的劳动服务站每个月都有招聘会，县供销社也能登记找活，要是有人说‘带你去外地赚大钱’，那肯定是骗子！”
人群里有人举手提问：“小刘同志，要是有人找我帮忙去山里拉货，我该咋办？”
“先问清楚拉啥货、去哪个山，再跟家里人说一声，最好找个伴一起去！”小刘拍了拍手里的宣传册，“这里面有安全常识，还有乡上和县城的联系电话，大家拿回去好好看看，遇到可疑的人就打电话报警！”
村民们纷纷上前领宣传册，之前贴满“失踪启事”的墙，现在已经被崭新的安全海报覆盖——海报上画着卡通人物，有的在拒绝陌生人的邀请，有的在给家里打电话，生动又好记。沈河看着这一幕，心里踏实了不少，至少从现在开始，村民们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不会再轻易被骗子蛊惑。
走到村中间时，沈河看到了一间挂着“建军小卖部”招牌的屋子，招牌是红色的，旁边还画着一个小小的太阳，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推门进去，看到刘桂花正忙着给一个大娘拿酱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沈队长，你咋来了？”刘桂花看到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杯，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快坐，我这小卖部刚开没多久，东西还不太全。”
小卖部不大，货架上却摆得满满当当，从酱油醋盐、针头线脑，到孩子们爱吃的糖果、作业本，应有尽有。“这是用政府给的抚恤金开的，”刘桂花擦了擦货架上的灰尘，语气里带着一丝欣慰，“之前总在家里待着，一看到建军的照片就难受，现在忙起来了，反而没那么多心思胡思乱想了。有时候村民来买东西，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心里就觉得暖和。”
沈河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货架最上面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王建军的黑白照片，照片被擦得一尘不染，相框边缘还系着一根红绳。“建军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肯定会高兴的。”沈河轻声说。
刘桂花点点头，眼睛有些发红：“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好活着，把日子过好，才对得起他。对了，张木匠和王二婶的事，有消息了吗？”
提到这两个人，沈河的心情又沉重起来：“还在找，我们没放弃，有消息了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离开小卖部，沈河去了张大山家。院子里晒着不少被褥，张大山的母亲正蹲在地上收拾行李，看到沈河，连忙站起来：“沈队长，你来得正好，我明天就要去城里跟儿子住了，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
老人的行李不多，一个旧木箱，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她从布包里拿出一双布鞋，递给沈河：“这是我亲手做的，你不嫌弃就收下。之前多亏了你，大山的案子才有了结果，你是个好人啊。”
沈河接过布鞋，鞋子做得很精致，针脚细密，鞋底纳着“人”字形的花纹，还垫了一层软布，穿起来肯定舒服。“大娘，谢谢您，这鞋我一定好好穿。”他看着老人鬓角的白发，心里一阵发酸，“去城里后要是有啥困难，就给我打电话，别客气。”
老人点点头，擦了擦眼角：“我这心里啊，还是惦记着张木匠和王二婶，他们俩都是好人，咋就落得这么个下场……要是能找到他们，让他们入土为安，我这心里也能踏实点。”
从张大山家出来后，沈河决定再去李存根家的旧宅看看。队员们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小王手里拿着金属探测器，小李扛着铁锹，大家都知道，找到张木匠和王二婶的遗骸，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李存根家的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沈河拨开野草，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突然，他注意到院子西北角有一块地面的颜色和周围不一样，比其他地方更黑，而且没有长草。“小王，过来测测这里！”
小王立刻拿着金属探测器走过来，探测器刚靠近那块地面，就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沈队，下面有东西！”
队员们立刻拿起铁锹，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挖了大约半米深，一块木板露了出来，木板上还钉着钉子，看起来像是一个地窖的盖子。沈河让队员们放慢速度，慢慢移开木板——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夹杂着淡淡的土腥味。
他打开手电筒，往地窖里照去，地窖不大，只有几平方米，墙壁是用土坯砌的。当光线扫到墙角时，沈河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墙角的土坯墙看起来有些松动，像是被人重新砌过。“小李，把撬棍拿来！”
小李连忙递过撬棍，沈河和小王一起，小心地撬动松动的土坯。随着土坯一块块被撬开，两具骸骨渐渐显露出来，骸骨旁边还放着一些物品——一把木工刨，刨刃上还留着木头的痕迹，正是张木匠失踪前常用的那把；一件灰色的毛衣碎片，毛线的纹路和王二婶儿子手里的一模一样，碎片上还缝着一颗蓝色的纽扣。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小王激动地喊了起来，声音都有些发抖。沈河看着骸骨，眼眶一热，他拿出相机，仔细拍下每一个细节，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骸骨和物品整理好，装进特制的箱子里——这些东西，是给张木匠和王二婶家属最后的交代。
鉴定结果出来的那天，沈河亲自去了张木匠家和王二婶家。张木匠的妻子看到木工刨时，当场就哭了，她抱着刨子，像是抱着自己的丈夫：“老张，我们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王二婶的儿子拿着毛衣碎片，跪在地上，眼泪滴在碎片上：“娘，我带你回家，以后我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让你为我骄傲。”
1986年冬天，第一场雪如期而至。沈河踩着积雪，再次来到北洼麦田。雪下得不大，轻轻落在麦田里，覆盖了绿色的麦苗，也覆盖了曾经的罪恶。他慢慢走着，突然看到麦田中间立着一块木牌，木牌是用杨木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逝者安息”四个大字，字体虽然不工整，却写得很认真。
雪落在木牌上，慢慢融化成水，顺着字迹往下流，像是在为逝去的人哀悼。沈河站在木牌前，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他知道，这场跨越了五年的追寻，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些逝去的人，终于可以安息；那些等待的家属，终于得到了慰藉。
风又吹了过来，带着雪的清凉，沈河紧了紧衣领，转身往村里走去。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帮张木匠和王二婶办后事，继续在村里宣传安全知识，关注那些还有心理阴影的村民。但他心里清楚，只要守护好这片土地，守护好这里的人，那些曾经的伤痛，总会慢慢被时间抚平，就像麦地里的余温，即使在冬天，也能孕育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