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裹脚布
奶奶的脚，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明也最特别的印记。那是一双缠过足的小脚，比我的巴掌大不了多少，常年被一层黑色的裹布紧紧裹着，像一件被时光反复摩挲过的老物件，带着旧日子里特有的粗糙与温度。我曾在历史课上学过，自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起，便大力主张废除女性缠足这一延续千年的陋习，可奶奶直到生命尽头，都没卸下过那层裹布——仿佛那不是束缚双脚的布条，而是她与自己一生岁月紧紧相连的纽带。
小时候我总爱黏在奶奶身边，尤其喜欢看她睡前解裹布的模样。每天晚上，她坐在炕沿边，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斑驳的土墙上。她先将外层的黑布轻轻解开，手指在布缝里慢慢抠，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珍宝。裹布一层叠一层，解开时能看见布上沾着的细碎棉絮，还有些地方因为常年磨损，边缘已经起了毛边，露出里面浅灰色的衬布。等最后一层布解开，才能看见她的脚：脚趾被裹得紧紧挤在一起，大脚趾孤零零地伸在前面，其余四个脚趾则被压在脚底，脚背弓成一个小小的弧度，像个蜷缩的虾米。皮肤是深褐色的，像老树皮一样皱着，脚踝细得仿佛一捏就会断，上面还留着几处浅浅的疤痕，奶奶说那是年轻时下地干活被石头磕的。她从不允许我们碰她的脚，每次解完裹布，都会用温水轻轻擦一遍，再把那些黑布仔细叠好，方方正正地放在床头的小木箱上，像是在安放一件极其贵重的东西。每隔十天半月，她会把裹布拆下来洗一次，选一个晴天的上午，端着木盆坐在院子里，用皂角慢慢搓揉。黑色的水顺着盆底的缝隙流到地上，在青砖上晕开小小的印子，阳光晒在她的白发上，泛着淡淡的银光。洗好的裹布要晾在院中那棵老桐树和榆树之间的绳子上，风一吹，布条轻轻晃荡，黑色的影子在地上来回移动，像极了奶奶年轻时在田埂上走动的模样。
奶奶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五出头，常年穿着藏青色的大襟褂子，领口和袖口总是缝着补丁，却永远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油污。她有一双双眼皮的眼睛，眼尾有些下垂，眼白微微发黄，可眼神里总透着一股精明劲儿——谁家的鸡丢了，谁家的孩子没按时回家，她扫一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她的头发在我记事时就全白了，总是用一根银簪子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簪子上的缠枝花纹被磨得有些模糊，却是她最宝贝的东西，说是当年她娘留给她的嫁妆，走亲戚时才舍得拿出来戴。奶奶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不是那种细声细气的笑，而是“嘎嘎嘎”的，像老母鸡下蛋后的欢叫，响亮又清爽。每次她一笑，眼角的皱纹就挤在一起，连带着嘴角的酒窝也露出来，屋里的气氛瞬间就亮堂了。有时候她坐在门口择菜，跟邻居家的张奶奶、李奶奶聊天，笑声能飘出老远，连隔壁胡同里的人都能听见，仿佛整条街都被她的欢喜染透了。我小时候总不知道奶奶的本名，那时村里的女人大多没有自己的名字，人们都习惯喊她们“xx妈”——在丈夫或儿子的名字后面加个“妈”，便是她们的称呼。奶奶也不例外，因为父亲叫“建国”，所以大家都喊她“建国妈”。邻居们见了她，远远地就喊“建国妈，在家呢？”，她也乐呵呵地应着，一声简单的称呼里，藏着那个年代最朴素的烟火气。
奶奶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有着一门让全村人都佩服的“本事”——帮人寻物找人。谁家丢了牛、少了鸡，或是孩子走丢了，都会第一时间来找她。她从不推辞，总是先让来人坐下，喝口水，然后蹲在院子的泥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慢悠悠地画起来：先画一个圈，再在圈外画几竖，竖与竖之间又隔着小小的圆圈，线条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章法。画完后，她盯着地上的图案看一会儿，若是找牛或找东西，就会笃定地说：“没走出圈，就在附近呢，往村东头的老井那边找找，或是去南坡的麦地边上看看，准能找着。”来人照着她说的方向去，十有八九能把东西寻回来。我记得有一次，邻村的王大伯家丢了一头黄牛，找了大半天都没踪影，急得满头大汗，特意来求奶奶。奶奶画完图后，说牛没走远，就在我们村西头的河沟附近。王大伯半信半疑地去了，没过一个小时，就牵着牛回来了，说牛果然在河沟边吃草，还差点掉进水里。
可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村里的李大爷去镇上买东西，到了傍晚还没回来，他家人急得团团转，来请奶奶帮忙。奶奶蹲在地上画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叹了口气说：“唉，这人走出圈外了，怕是不好找了，你们再往远了找找，去镇上东边的岔路口看看吧。”李家人找了整整一夜，镇上的岔路口、周边的村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着李大爷的影子。后来才知道，李大爷在镇上被一辆拉货的马车撞了，送医不治，遗体是在镇外的树林里找到的。从那以后，村里人更觉得奶奶的“本事”神奇，连带着我也觉得，奶奶身上好像藏着一种说不清的“玄学”，而这种“玄学”，似乎还悄悄遗传给了我。长大后我对玄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书、学习的时候总觉得得心应手，那些晦涩的理论、复杂的推演，别人要花很久才能弄懂，我却一看就明白，仿佛小时候奶奶在我睡梦中，悄悄把这些知识讲给我听过一样。有一次，厂里新来一个小朋友，我见他脸色不太好，随口说：“你是不是肠胃不好，经常肚子痛？”那孩子惊讶地睁大眼睛：“您怎么知道？我早上还痛得直冒冷汗呢！”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奶奶蹲在地上画圈的模样，心里又暖又酸。
奶奶身上有着很矛盾的性子，既“胆大”又“胆小”。说她胆大，是因为她最见不得有人欺负人。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在村口的空地上玩，有一次邻村的大孩子抢了堂妹的毽子，还把堂妹推倒在地上，堂妹哭得眼泪鼻涕直流，我吓得不敢说话，正好被路过的奶奶看见了。她二话不说，拄着那根磨得光滑的枣木拐杖就走了过去，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像在敲着警告的鼓点。她站在那个大孩子面前，仰着头，眼神里满是威严：“你这么大的孩子，欺负小的算什么本事？把毽子还回来，给俺娃道歉！”那大孩子比奶奶还高半个头，可被奶奶盯着，竟吓得往后退了两步，最后不仅把毽子还了回来，还不情不愿地给堂妹道了歉。还有一次，村里的王婶因为宅基地的事跟李婶吵架，王婶仗着家里男人厉害，说话特别难听，还推了李婶一把。奶奶正好去河边洗菜，撞见了这一幕，放下菜篮子就走了过去，把李婶护在身后，跟王婶理论：“宅基地的事有村干部评理，你动手打人就不对！今天你必须给李婶赔个不是，不然这事没完！”王婶见奶奶较真，又知道奶奶的脾气，最后只好服软道歉。久而久之，村里没人再敢随便欺负人，大家都有点怕奶奶这份“认死理”的胆大，可也都佩服她的公正。
可这份“胆大”之外，奶奶又格外“胆小”。后来她年纪大了，神志渐渐不清，总爱趁人不注意就往外跑。我们怕她走丢，每天都得有人看着她，可哪怕看得再紧，她也能找到机会溜出去——有时是趁我妈做饭的功夫，有时是趁我爸下地的间隙，悄悄拉开门就往外走。不过我找她从来不用费力气，因为我知道她总爱往脚下不好走的地方去。许是年轻时走惯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哪怕后来村里修了平坦的柏油路，铺着整齐的水泥砖，她也总要绕开那些好走的路，去寻那些长满野草、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候她会走到村西头的老磨坊旁边，那里的路因为常年没人走，坑坑洼洼的，还积着雨水，她的小脚踩在泥里，裤脚沾了不少泥点也不在意；有时候她会往村后的田埂上走，田埂窄得只能容下她的小脚，旁边就是绿油油的庄稼地，风一吹，庄稼叶子擦过她的衣角，沙沙作响。不管她跑多远，最终都会站在田埂上，望着地里的玉米或小麦发呆，手里还会下意识地搓着衣角，像在回忆年轻时种地的日子。有一次我找到她时，她正站在一片麦田里，阳光洒在她的白发上，她伸手摸着麦穗，嘴里还念叨着：“你看这麦子，颗粒多饱满，今年肯定是个好收成。”
有一年我二十五岁，经村里的媒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姑娘性子文静，说话轻声细语的，眼睛像溪水一样清亮，我挺喜欢，便约好让她下午来家里做客，想让家里人也看看。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只有三间土瓦房，墙皮都有些脱落了，露出里面的黄土，院子里也没什么像样的摆设，只有一个旧木桌和几条长凳。我特意提前跟奶奶叮嘱：“奶奶，今天有客人来，是个姑娘，您可别乱跑，我没时间找您。要是您跑丢了，人家姑娘不愿意当您孙媳妇，以后可没人喊您老奶了。”我以为她听不懂，没想到她竟点了点头，坐在炕边的椅子上没动，手里拿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布偶，慢悠悠地摩挲着布偶的耳朵。下午姑娘来的时候，奶奶竟主动站起身，拉着姑娘的手往炕边坐，她的手枯瘦得像老树枝，皮肤皱巴巴的，却很暖和，掌心还带着常年干活留下的薄茧。她没说话，只是用手轻轻摸着姑娘的手，眼神里的热络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还从床头的小木箱里拿出一块用红纸包着的水果糖，塞到姑娘手里。姑娘有些不好意思，笑着接了过去，剥开糖纸尝了尝，说“真甜”。那天奶奶特别乖，一直坐在旁边听我们说话，偶尔还会帮着添茶水，一点也没有要跑出去的意思。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以为这门亲事能成，可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姑娘的家人觉得我家条件太差，不愿意让她嫁过来——我和那姑娘没能走到一起。后来每次想起那天的场景，我都觉得有点对不住奶奶，我没能让她如愿听到有人喊她“老奶”，没能让她看到我成家立业的模样。
奶奶终究还是没等到那一天。在我二十七岁那年的冬天，她因为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天我正在外地打工，接到父亲的电话时，我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眼泪已经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连夜赶回家，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趟汽车，到家时天已经亮了。推开门看见奶奶躺在炕上，身上盖着她最喜欢的藏青色被子，脸色苍白得像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笑着喊我的小名，再也不会解下裹布给我看她的小脚了。办丧事的时候，我把奶奶的裹布洗干净，用温水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污渍都消失，然后像她生前那样，仔细叠好，放在她的手边——我知道，这是她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东西，带着它走，她或许能更安心些。
后来我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孩子，乐乐和萌萌相继出生，我也因为工作忙，很少回村里了。直到三年后的大年三十下午，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放鞭炮，空气中飘着饺子的香气，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回村里过年，第一件事就是去给奶奶上坟。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长满了野草，我用镰刀把野草割掉，又把带来的纸钱、纸衣服和奶奶生前喜欢吃的点心摆好。乐乐和萌萌第一次来，拉着我的衣角问：“爸爸，这是谁的坟呀？”我蹲下来，摸了摸他们的头，说：“这是你们的太奶奶，她是个特别好的人，以前最喜欢小孩子了，要是她还在，肯定会给你们糖吃。”说完，我点燃了纸钱，火苗“噌”地一下就窜了起来，烧得特别旺，橘红色的火焰在寒风中跳动，纸灰一卷一卷地向上飘，像一群白色的蝴蝶，朝着天空飞去，仿佛奶奶在天上看着我们，笑着说“我看见你们了”。我对着坟茔轻声说：“奶奶，我带您的重孙子、重孙女来看您了，又该过年了，咱们回家过年。您放心，我现在过得很好，孩子们也很乖，您在那边不用牵挂我们。”
如今再想起奶奶，那些记忆依然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她解开裹布时轻柔的动作，晾在绳子上的黑色裹布在风中晃动的模样，田埂上望着庄稼发呆的背影，蹲在地上画圈时专注的神情，还有那“嘎嘎”的笑声。奶奶的裹脚布，很长很长，一头缠着她的一生——缠过旧时光的苦难，缠过田埂上的风霜，缠过她对家人的牵挂；另一头，也曾牵着她深爱的亲人们——牵着她娘家远在几十里外的侄儿侄女，牵着那些她年轻时常常牵挂却难得一见的亲人，牵着她对故乡的思念。那裹布上的每一根线头，都藏着她的故事，藏着她对生活的热爱，也藏着我对她最深的思念。每当我想起奶奶，就觉得那黑色的裹布从未离开，它像一条温柔的纽带，把我和奶奶紧紧连在一起，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永远温暖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