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语，如同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剖开了大明王朝基层治理溃烂的脓疮，将那个“皇权不下县”的残酷现实，
以及士绅阶层在其中扮演的复杂角色，赤裸裸地呈现在了少年天子的面前。
乾清宫内，檀香的青烟袅袅盘旋，却驱不散弥漫在君臣之间的凝重气息。
朱翊钧静静地注视着俯首于地的徐阶，心中五味杂陈。
果然，这些盘踞朝堂数十年的老臣，个个都是人精，对天下的弊病了如指掌。
他们并非懵懂无知，更多时候，是清醒地、有选择地坐视，甚至参与到这积重难返的进程之中。
徐阶便是明证。他昨日呈上的《陈天下大弊五事疏》，对时局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洞若观火。
此刻身处生死关头，他侃侃而谈，指陈时弊，其见识之深、才学之广，几乎让朱翊钧忍不住要为他喝彩。
徐阶说错了吗？
从某个层面看，并没有。
大明朝的治理结构，与中枢朝廷的运作模式如出一辙。
皇帝把控着宏图大略，而日常政务的运转，必须依赖文武百官。
放大到整个帝国，便是由中枢制定方略，而地方的具体治理，则由官府与士绅共同完成。
皇帝无法取代内阁六部，事必躬亲地处理所有国家大事；
中枢同样也不可能越过层层级级，去微操每一个县乡的具体事务。
这是人力有穷时，是客观存在的治理半径问题，并非由谁的意志所决定。
然而，权力与责任本是一体两面。
当朝廷无法有效承担起基层治理的责任时，这份责任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力，便会迅速被地方的官僚、士绅、豪强所填补、攫取。
这正是大明王朝当下最根本的矛盾所在。
社会最基础的运转——乡里的治安维护、孩童的启蒙教育、农田的耕作收割、孤寡的抚恤赡养，
乃至最基本的社区秩序，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士绅阶层。
可以说，大明帝国庞大的躯体，其末梢神经的感知与反应，就维系在这套以佃租关系为核心的乡土体系之上。
而与此同时，这些士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拥有功名、官身，享有特权的“官户”——凭借朝廷定制，合法地免除了大部分的徭役和杂税。
虽然理论上仍需缴纳正赋，但那不过是九牛一毛。
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本身出自官场，或是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官员胥吏要么与之勾连牟利，要么干脆就是他们的门生故旧。
“自己人”自然好办事，许多在平民看来天大的难题，于他们不过是一句话、一顿饭便能解决的“小事”。
这就在法定的特权之外，又叠加了一层隐形的、更为强大的特权——那便是大规模地隐匿田亩，隐瞒丁口。
士绅官户们享受着“岁月静好”，而国家运转所需的成本并不会消失，
那些被转嫁、被放大的负担，最终都重重地压在了没有任何特权屏障的小民身上。
小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为了生存，只得将田产“投献”给官户，自身沦为佃户或奴仆，以换取一丝喘息之机。
如此，官户士绅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日益膨胀。
他们不服徭役，不纳杂税，还大量隐匿田亩丁口。
社会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人力）并未消失，只是在账面上和实际控制中，越来越集中到官户地主的囊中。
中枢朝廷能征收上来的税赋日益萎缩，而开支却不断增长（尤其是军费），财政窘迫之下，只能再度加码征税。
这更沉重的负担，最终又落在了那些尚未“投献”或无法“投献”的自耕农身上，逼得他们最终也只能弃地逃亡，加入流民的大军。
于是，士绅日益壮大，而位于两头的中央朝廷和底层小民，却日渐干瘪、困顿。
所以，历朝历代到了末世，往往呈现出这样的景象：
流民四起，动荡不安；
中枢财政崩溃，调控能力丧失；
地方豪强并起，尾大不掉。
这便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崩坏。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该责怪士绅官户吗？
可若站在徐阶他们的视角，正如他方才所言，你中枢朝廷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总得有人来管。
承担了这份维持基层运转的责任，相应的权力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能怪朝廷无能吗？
可“皇权不下乡”难道是皇帝自己愿意的吗？
广袤的疆域、落后的交通、高昂的行政成本，这些都是冷冰冰的现实，从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至于百姓？
他们是最无辜的承受者，若将亡国的责任推卸半分到他们头上，简直是丧尽天良。
似乎每个角度，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和“合理”的逻辑。
于是，在这看似“合理”的循环中，天下，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倾覆的边缘。
朱翊钧看着徐阶，真心实意地发出一声赞叹：“徐卿，你果然是有大才的。”
他话锋一转，带着深深的惋惜，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徐阶闻言，连忙从地上直起身，脸上带着急切分辩的神色：“陛下！臣……臣非是贼寇啊！”
朱翊钧缓缓摇头，声音不高，却带着沉重的力量：“朕闲暇时曾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始知两宋疆域远逊我朝，然其在熙宁、元丰年间，岁入竟高达六千万贯以上！
即便到了哲宗元佑之初，废除诸多新法苛政之后，岁入尚有四千八百万贯。”
他的目光锐利起来，如同实质般压在徐阶身上：
“反观我大明，幅员万里，远超宋室，然岁入折银，尚不及宋之半数！中枢财用匮乏，捉襟见肘；
黎民百姓困苦，嗷嗷待哺。
这海量的银钱，难道不都是被尔等这般蛀虫，一点点啃噬殆尽了吗？”
朱翊钧的声音陡然提高：“尔等食君之禄，受国之恩，却行此蠹国害民之事，难道还称不上一声‘国贼’吗？！”
他挥了挥手，示意一旁的李进给徐阶搬个凳子。
李进取来一个矮凳，放在徐阶身边。
徐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脸上青红交替，嘴唇嚅动着，欲言又止。
朱翊钧拿起御案上那份《陈天下大弊五事疏》，目光落在上面，对徐阶道：
“你方才所阐述的，便是这奏疏中所列一弊。
朕看了，也承认，其中有些道理。”
“你说士绅是地方统治不可或缺的根基，朕认。”
“你说地方官府摊派杂税，是维持治理的必要代价，朕也认。”
“你说百姓投献于你，多为逃避苛捐杂税，自愿者居多，朕还是能认。”
他话锋陡然一转，目光如炬，紧紧盯住徐阶：“但是！”
“天下，正因为这无数个‘徐阶’的兼并、聚敛，而一步步走向衰亡！徐卿，这个结果，你认，还是不认？！”
徐阶沉默了，如同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颓然跌坐在那只矮凳上。
他此前那一番慷慨陈词，自然不是为了简单的狡辩。
更深层的用意，是向皇帝剖析时弊的根源，指出这是在整个大明体制下，几乎无法避免的痼疾。
皇帝想“杀鸡儆猴”，而他则试图告诉皇帝，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并非杀一两个“鸡”所能解决。
只要中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治理模式，那么地方上的士绅，依然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既然如此，何不放他这条“识时务”的“鸡”一条生路呢？
可皇帝显然不接这茬，揪住了导致天下衰败的“果”，只问谁该为此负责。
那语气，几乎就差明说，他徐阶就是这亡国之兆的罪魁祸首之一了。
这让他如何应答？
若要争论，自然还有辗转腾挪的空间，引经据典，混淆概念，本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他今日不是来逞口舌之快的，他是为了求生。
话说到这个份上，需要更加谨慎。
徐阶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昨日多方打听到的关于这位少年天子的性情——
据说，只要在这位圣君眼中显得言之无物、木讷蠢笨、毫无主见，便不会得到重视。
反之，像高拱那样，即便做出了“挟逼君上”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皇帝私下里仍几次三番夸赞其“意气高远，心志坚韧”。
就连如今被朝臣私下讥讽为“严嵩再世”的吏科都给事中栗在庭，
也并非一味的阿谀奉承，而是“谄媚”出了自己的一套道理和逻辑。
正因如此，徐阶方才才敢站在士绅的立场上，说出那番看似“义正辞严”的话。
这便是他的为官之道，投其所好，但必须“言之有物”。
此刻面对皇帝直指核心的诘问，徐阶明白，他不能简单地否认。
就像皇帝能承认他道理中的部分事实一样，这王朝衰败的趋势也是客观存在，无可辩驳。
若强行诡辩，反而落了下乘，成了皇帝眼中“言之无物”之辈。
但是，认罪归认罪，姿态却不能丢，风骨更不能失。
他徐阶，毕竟是当过首辅的人！
电光火石间，徐阶已想好了应对之策。
他深吸一口气，迎向皇帝灼灼的目光，声音恢复了部分镇定：
“陛下！历朝历代，确系因无数如臣这般兼并聚敛之行而衰亡，此事……臣无可辩驳。但是——”
他神色一凛，甚至带上了一丝属于学者的执拗与激昂：“四季轮转、瓜熟蒂落、风雨雷霆，此皆自然天数，非人力所能强逆！
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不过是国朝运数流转中的一环而己！臣……不以此为罪，臣，心中不服！”
朱翊钧颇为意外地看向徐阶。他记忆中关于徐阶的资料，可没显示此人还有这般“学术风骨”。
真是奇哉怪也！
但不得不说，徐阶这副敢于坚持“己见”的模样，反而让他对其观感提升了一些，比那些一味磕头求饶的软骨头要强。
朱翊钧也来了兴致，他想看看这位老臣还能说出什么来。
他再次挥手，让侍立在旁的张宏、李进等所有太监宫女全部退下，直到殿内只剩下他们君臣二人，才开口道：“继续说下去。”
徐阶仿佛受到了鼓励，振振有词道：“陛下！兼并之势，自古皆然，是抑制不住的！”
“华夏有史三千余载，大国吞并小国，大商挤垮小商，大族兼并小民，此乃常态，何曾真正被遏止过？”
“银钱如水，总是流向低洼处？非也！它是自发地涌向那已然盈满之地！涓涓细流，终归要汇入大江大河。”
“中枢日渐干瘪，小民髓尽血干，而官绅、富商、地主则日益膨胀。
其间纵有少数家族盛极而衰，或有个别寒门天降鸿运，也不过是汪洋中的几朵浪花，改变不了大势。
非得等到王朝鼎革，天地翻覆，重新洗牌，方能暂得缓解，而后又进入新一轮循环。”
他的神情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清醒”与“无奈”：“陛下，这是天数运转的一环啊！
并非您位居中枢，想要攥住中间，便能将血液重新输送给两头已然枯竭的肢体的！”
徐阶此刻的神情，带着七分迎合帝心的表演，却也掺杂了三分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
兼并集中，在他看来，确非简单的杀人所能阻止。
权力与财富，仿佛自有其意志，总会向着某些中心汇聚。
虽然这规律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是他宦海沉浮一生，观察得出的结论。
所谓“知行合一”，既然悟到了这层“道理”，他顺势而为，加入其中，壮大自身，在他所受的心学熏陶看来，这何尝不是一种“致良知”？
朱翊钧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抚掌，语气复杂地叹道：“好！好一个心学门人！”
“好一个‘知行合一’，‘致良知’！”
“朕总算明白，像徐少湖你这等聪慧睿智之人，是如何能如此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地做出那些事了！原来根源在此！”
他这话并非全然反讽，确实带着几分“理解”后的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