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则在纸上记下“京营”二字，然后计算：三百二十四万减一百二十万，仅剩二百零四万。
最后，见皇帝和户部没有再提出新的紧急开支项目，张宏在纸上补充了一句：
“余银二百零四万两，其具体分配（于内帑、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节慎库等），容后由廷议议定。”
看着少年皇帝脸上那掩不住的些许委屈和无奈，张居正心中微动，忍不住劝慰道：
“陛下，改元伊始，便能一举整顿盐政，为国库开辟每年百万两的新财源，已是旷世之功。
往后再也不会如眼下这般窘迫了。”
他语气放缓，带着一丝长者的宽慰：“陛下春秋鼎盛，来日方长，不必急于一时。”
朱翊钧点了点头，知道张居正说的是实情，心中稍感宽慰。
但他随即又想起一事，神色变得严肃，着重强调道：“元辅，有一点必须明确——
往后京营的饷银，绝不能像从前那样，越过总督顾寰，由兵部或其他人擅自分发！”
此前彰武伯作为京营总督，形同虚设，有时下面营卫都发完饷了，他这个总督还被蒙在鼓里。
如今他换上了信得过的顾寰，这个漏洞必须堵上。对于士兵而言，谁亲手把饷银发到他们手里，他们就认谁。
绕过主帅发饷，乃是军中大忌，也绝不利于他对京营的掌控。
张居正神色一凛，郑重地点了点头：“臣明白，此事关乎京营体制，臣定当督促兵部，严格依制办理。”
见皇帝似乎仍有些不放心，张居正沉吟片刻，忽然抬起头，目光深邃地看向朱翊钧，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陛下，若是心有所虑，欲亲掌干钧……何不，择吉日，亲临校场，阅视京营？！”
此话一出，承光殿内顿时一片寂静。
王国光和张宏都屏住了呼吸，看向皇帝。
亲自阅兵！
这可是向天下，尤其是向那些潜在的对手，展示皇帝权威与军权的强烈信号！
“亲自阅兵……”
朱翊钧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陷入了沉思。
张居正提出这个建议，他并不感到意外。
这位首辅大人，在武备国防上，是朝中公认的强硬派、激进派。
虽然在边患压力下，他会审时度势，提出诸如“封贡”、“羁縻”之类的缓和策略，
但其内心深处坚信的理念，早已在其奏疏中表露无遗：“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
意思是，眼下防守看似够用，但鞑虏如同禽兽，不把他们狠狠打痛一次，边境就永无宁日！
而当面对“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这三大现实困境时，张居正更是认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
在他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皇帝有无坚定的决心。
只要皇帝能“赫然奋发，先定圣志”，那么其他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抽丝剥茧的改革，逐步解决。
至于阅兵之议，就更非临时起意了。
这其实是旧事重提。
当年，张居正在那封着名的《陈六事疏》中，就曾向先帝（隆庆皇帝）恳切请求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
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
他希望通过皇帝的亲自检阅，来整顿武备，提振军心。
张居正并不忌惮，甚至可说是主动希望皇帝能更深入地了解并掌控军权，只要这有助于“饬武备”（整顿军备）。
仅此一点，便足见其公忠体国之心。
此刻，张居正静静地站在下首，垂眸等待着皇帝的决断。承光殿内一时陷入了寂静，只有更漏滴滴答答的声音。
过了许久，朱翊钧才缓缓摇了摇头，语气平和却坚定：“元辅此议，其心可嘉。不过……朕以为，此事还是等到今年季冬，农闲之时再议吧。”
他拒绝的理由很现实——他如今还是个半大孩子，身高不过一米四出头。
让这么个小不点站在高台上，去校阅理论上多达十万的虎贲之士？
那画面想想都有些滑稽，非但不能树立威严，恐怕反而会打破一些士卒对天子“天宪煌煌”的想象滤镜，效果适得其反。
他很清楚，张居正这些大臣之所以对他这个少年天子恭敬有加，
是因为他们能在日常的经筵讲学、君臣奏对中，近距离感受到他的心智、决断和潜质。
但若是在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上，绝大多数官兵只能远远望见一个模糊的孩童身影，很难不被“以貌取人”。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京营这块招牌，内里早已烂透了！
烂到甚至让他觉得，眼下搞任何形式主义的阅兵来收买人心、提振士气，都是一种浪费。
京营的腐朽，并非一日之寒。
它的不堪，早在嘉靖二十九年那场骇人听闻的“庚戌之变”中，就暴露无遗。
当时鞑靼骑兵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京营的虚弱本质被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营伍仓促集结，竟不及五六万人；
被驱赶出城迎敌时，士卒皆涕泣不敢前行，各级将领也面面相觑，脸色惨白。
最后，这支帝国理论上最核心的武装力量，竟只能紧守营门，眼睁睁看着鞑靼人在京城周边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整整八日！
为何会烂到如此地步？
答案是：兵也烂，将也烂，制度更烂。
世宗皇帝（嘉靖）在此奇耻大辱后，勃然大怒，下决心整饬京营。
当时代理兵部事务的王邦瑞上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奏疏：“据籍，见在者止十四万有奇……
而在营操练者，又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
兵册上有十四万多人，实际能拉出来操练的只有五六万。
一到户部领饷就“满额”，一到兵部调兵就“没人”！
王邦瑞请求派遣得力官员“通查十二团营”，彻底清查空额，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动手，自己就先被政敌攻讦罢官了。
京营到底有多少人，成了一笔糊涂账。
吃空饷吃到这个份上，哪里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世宗皇帝雄心勃勃，意图将京营定制为二十六万大军（正兵十二万，备兵十四万）。而
权臣严嵩一句“今正兵尚不足，况备兵乎？”
（现在连正兵都凑不齐，还谈什么备兵？），
直接给皇帝泼了盆冷水，宏伟蓝图就此夭折。
次年京营改制完成，丰城侯李熙上报，新的京营定额为十二万人。
借着这次改制增设“选锋”、“标兵”、“壮丁”等名目，朝廷勉强清查了一番“差占”（被权贵借调去做私役）、“冒饷”等问题，
最终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偌大的京营，实际可战之兵，仅四万人左右。
直到嘉靖三十八年，世宗皇帝与镇远侯顾寰通力合作，才总算将京营兵员扩充到了九万人左右——按编制，京营三十个小营，
“听征官军每枝（小营）三千”。
但随着世宗驾崩，顾寰被调离，隆庆年间的京营再度落入了文官系统和勋贵集团的复杂掌控之中。
如今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能打仗的兵，连兵部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
除了兵员数额的巨大水分，将领系统的腐朽无能，更是京营积重难返的毒瘤。
这倒不是说大明朝没有能打的将领，而是在于，现行的制度和风气，天然地具有“逆向筛选”的功能，把有本事的排挤走，把无能的留下来：
其一，勋贵集团结党排外，把持要职。
京营初设时定制，主要将领需从勋贵子弟中选拔。
经年累月，十几家勋贵内部通婚、互相提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就这么点家族基数，能出几个真正知兵善战的将才？
结果可想而知。
为此，隆庆元年十月，朝廷曾违背祖制，征调在东南抗倭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
然而，“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言官御史议论纷纷，兵部也态度暧昧。
阻力巨大之下，戚继光最终只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
而即便是这个副将，他也只干了三个月就被调离了，原因是他上奏直言：“京营士卒，率皆豪贵寄养，难以管束！”
根本指挥不动那些背景深厚的兵痞。
其二，京营武官待遇低下，入不敷出。
像宣府、大同的总兵，往往有上百顷的“养廉田”作为补贴，每年实际收入可达数千两银子。
但京营将领没有这个待遇，导致京营“禄最薄”，而身在京城，各种官场应酬、人情往来的花费却极其高昂。
其三，升迁无望，被视为“冷衙门”。
隆庆元年后，边镇将领只要三年任内防御无过失，就能加升职衔。
京营将领想“照边将例”提拔，却被兵部以“利害劳逸，相去甚远”（边镇危险辛苦，京营安逸）为由断然拒绝。
久而久之，武官圈子形成了“重外轻内，以京营为冷局”的风气，认为“将官一入此地，如同弃置”。
边镇将领若被兵部选调入京营，常会想方设法请求督抚“咨留”（挽留）或“托故规避”。
而那些已经在京营的军官，则“百方营干，谋求外升”。
兵部的一些“聪明人”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索性“猥以处劣转者，如云某考中下，转京营；
又云某不堪外用，处京营”——直接把考核不合格、或者被认为不堪任用的边将，打发到京营来，作为变相的惩罚！
于是，京营彻底成了“懦劣者入营备员，冀望躐等”（庸碌无能者混日子、指望侥幸升官）的垃圾场。
在这样的将领带领下，军士训练的废弛，战斗力的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总而言之，京营如今就像一栋被白蚁蛀空了的百年老宅，看似梁柱犹在，实则轻轻一推就可能轰然倒塌。
这些都是伤及根本的“基础病”，绝不是朱翊钧搞一次轰轰烈烈的阅兵，喊几句鼓舞人心的口号就能挽救的。
与其现在大张旗鼓，引来各方瞩目却暴露自身虚弱，不如暗中积蓄力量，等整顿初见成效之后，再以全新的面貌举行校阅，一鸣惊人。
张居正何等人物，察言观色，见皇帝神色沉静，目光深邃，便知他心中已有通盘考量，不再多劝——
这位少年天子对京营的关注和了解，远比先帝要深入得多，不必自己过分催促。
他沉吟片刻，转而提醒道：“陛下，京营积弊已深，牵一发而动全身。
若欲大力整饬，最好……还是先行文与兵部商议，取得共识为上。”
此前强行调顾寰回京总督京营，已经是按着兵部的脑袋才办成的。
好在顾寰到任后，并未急于争夺权力，才让兵部的不满稍稍平息。
如今若再有大动作，难免又会让兵部衙门“沸反盈天”。
他这是在委婉地提醒皇帝，做事需要讲究策略，能协商解决的，尽量不要硬来。
朱翊钧点了点头，明白张居正的深意：“元辅老成持重之言，朕省得。”
朝廷与鞑靼右翼达成和议后，宣府以西的七处边镇压力稍减，但蓟镇和辽东仍要严防鞑靼左翼诸部，京师的防御压力依然存在。
若此时与掌管全国兵马的兵部闹得太僵，万一影响到整体边防大局，就得不偿失了。
几人又商议了几件其他政务，张居正便与王国光一同行礼告退。
朱翊钧起身，依礼相送。走到殿门口，他忽然想起一事，叫住了已经步下台阶的张居正，快走几步跟上，说道：
“元辅留步，朕送送您。还有一笔款项的用途，方才忘了提及。”
张居正闻言，脚步一顿，脸色下意识地一黑，无奈地与身旁的王国光对视了一眼。
两位掌管国家钱袋子的重臣，脸上都露出了“果然还有”的苦笑。
朱翊钧无视了他们丰富的表情管理，神色严肃地说道：“这笔钱，是为日后推行‘度田令’预先准备的。”
“度田”二字，在当下并不算敏感话题。
张居正就任首辅后，其施政纲领几乎明晃晃地摆在了百官面前，就是为了吸引志同道合者聚集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