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内的丞相府旧址前，一群曹魏士兵正将刻有“诸葛丞相府”的匾额摘下，换上“魏益州牧府”的新牌。匾额落地的刹那，围观的老吏中有人垂泪——这座曾见证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的府邸，如今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更令人唏嘘的是，府内珍藏的《诸葛氏集》副本、八阵图图谱与《便义十六策》手稿，或被士兵焚毁，或被当作战利品送往洛阳。这种制度遗产的流失，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痕迹，而是蜀汉统治连续性彻底崩塌的象征。从诸葛亮构建的“科条严明”制度体系，到后期“纲纪废弛”的混乱局面，四十余年的制度崩坏，让蜀汉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当一个政权的制度遗产无法传承，其灭亡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科条废弛”：法律体系的崩坏与权威丧失
诸葛亮时期构建的“法治”体系，曾是蜀汉统治的重要支柱。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共同制定《蜀科》，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试图以法律整合荆州、东州、益州三大势力。《蜀科》虽“刑颇严峻”，却因“执法公平”得到普遍认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蒋琬因“饮酒误事”被贬，彰显“功过分明”。这种法律权威，为蜀汉初期的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到蜀汉后期，法律体系因“权贵擅权”而全面崩坏。黄皓专权时期，“法外施恩”与“法外施刑”成为常态：依附黄皓的陈祗“纵容家奴杀人，仅罚钱了事”；反对黄皓的罗宪“因小事被贬，实则报复”。更严重的是，法律条文被随意篡改，“有利权贵者保留，不利者废除”，如《蜀科》中“禁止豪强兼并土地”的条款被删除，“限制宦官干政”的规定被无视。成都县令曾试图“按律查处黄皓党羽”，反被“以‘谤讪朝政’罪名处死”，导致“官吏皆畏黄皓而不畏法”。当法律沦为权贵的“工具”，其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便彻底丧失。
司法程序的“形同虚设”加剧了法律权威的衰落。诸葛亮时期，“狱讼不冤，人心安定”，设有“大理寺”专司司法，案件审理需“三级复核”；而到后期，司法权被宦官与外戚掌控，“狱吏皆黄皓亲信”，案件审理“只看贿赂多少，不看证据虚实”。巴西郡民张达“被豪强诬陷杀人”，因“家贫无钱行贿”，未经审讯便被判处死刑；而豪强之子“酒后杀人”，却“以‘过失’定罪，罚铜二十斤”。这种“司法不公”让百姓“不信国法，私刑泛滥”，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法律教育的“中断”导致制度传承断裂。诸葛亮曾在太学设“律学博士”，讲授《蜀科》与法家经典，培养司法人才；但到后期，“律学博士”被废除，太学专注于“经学空论”，年轻官吏“不知法律条文，只知迎合权贵”。景耀年间，南中都督霍弋“欲按律处置叛乱夷帅”，却因“属吏皆不懂法律程序”而延误时机，导致“叛乱蔓延”。当执行法律的人不再懂法，法律体系便成了“空中楼阁”，难以维系。
法律体系崩坏的根源，在于“制度权威让位于个人权威”。诸葛亮虽“用法严峻”，却能“以身作则”，法律权威源于“公正”；而后期的统治者（后主与黄皓）“以私废公”，法律权威被“个人意志”取代。这种转变，使得蜀汉从“法治”退回“人治”，而“人治”的致命缺陷——“因统治者素质波动而失序”，最终导致了制度的全面崩塌。
二、“官制紊乱”：行政体系的低效与功能丧失
蜀汉的行政体系，在诸葛亮时期形成“丞相—尚书台—郡县”三级架构，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丞相总揽政务，尚书台负责具体执行，郡县负责基层治理，如《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强调行政体系的协同性。但到后期，这套体系因“机构重叠”“权责不清”而陷入低效，行政功能逐渐丧失。
“机构冗余”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后主刘禅时期，为“制衡大臣”，增设“中常侍”“奉车都尉”等宦官职位，与尚书台争夺决策权；又设“镇军大将军”“辅汉大将军”等虚职，导致“将领多而军队少，官员多而事务少”。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景耀年间蜀汉官员总数较诸葛亮时期“增加一倍，而政务处理速度下降一半”。一件“郡县任免”的文书，需“经尚书台、中常侍、大将军府三重审批”，往往“数月不决”，行政体系沦为“互相推诿的泥潭”。
“权责不清”引发政出多门。黄皓专权后，宦官集团与尚书台、军方形成“三足鼎立”，各自发号施令：尚书台下达的“减赋令”，被宦官以“军用紧急”为由搁置；姜维的“军事调度”，因“黄皓暗中阻挠”而无法执行。阳安关守将蒋舒曾“同时收到尚书台‘坚守’与黄皓‘弃城’的两道指令”，最终选择“投降以避祸”。这种“政出多门”的混乱，让基层官吏“无所适从”，行政体系的执行力彻底瘫痪。
“官员尸位素餐”加剧行政功能丧失。蜀汉后期的官员，多为“黄皓党羽或世家子弟”，“任职不问政事，只知搜刮敛财”。尚书令陈祗“每日宴饮，不批文书”；司隶校尉诸葛瞻“虽掌监察，却对黄皓恶行视而不见”；益州刺史董厥“任内未巡查过一县”。这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行政体系“形同虚设”：户籍登记“十年未更新”，土地兼并“无人查处”，灾荒救济“文书履行”，最终让蜀汉的治理“停留在纸面上”。
对比曹魏的“行政精简”，蜀汉的官制紊乱更显致命。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与“三省制”，机构精简，权责明确；而蜀汉的“机构膨胀”与“权责不清”，使其在面对曹魏伐蜀时，“行政体系反应迟缓，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当一个政权的行政体系失去“效率”与“功能”，其统治便成了“名义上的存在”。
三、“军制崩坏”：军事制度的瓦解与战斗力衰退
诸葛亮时期构建的“军制”体系，曾让蜀军“进退有序，战力强劲”。这套体系包括“部曲制”（军队编制）、“军屯制”（后勤保障）、“将略培养”（军事教育）三大支柱：部曲制将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州郡兵”，层级分明；军屯制在汉中、祁山等地“兵农合一”，保障粮草；将略培养通过“传帮带”（如诸葛亮教姜维兵法）提升将领素质。但到后期，这三大支柱相继崩塌，蜀军战斗力急剧衰退。
“部曲制”的瓦解导致军队失控。诸葛亮时期，军队“统属明确，令行禁止”；而到后期，因“将领世袭”与“宦官监军”，部曲制名存实亡。将领们“各拥私兵，不听调遣”：阎宇的“南中兵”只服从其个人，姜维调不动；诸葛瞻的“禁军”因“皇亲身份”，不受大将军节制。更严重的是，黄皓派“宦官监军”，这些监军“不懂军事，却胡乱指挥”，如沓中之战中，监军胡烈“强令姜维分兵，导致被邓艾分割包围”。当军队“只认将领，不认朝廷”，其战斗力便成了“私人工具”，难以形成合力。
“军屯制”的废弃加剧后勤危机。诸葛亮时期，军屯“年产粮食数十万斛”，基本满足军需；而到后期，因“士兵逃亡”与“官吏侵占屯田”，军屯“十废其七”。汉中的军屯被“蒋琬家族侵占，改为私田”；祁山的屯田士兵“多被强征北伐，土地荒芜”。军屯的废弃，让蜀军“粮草全靠搜刮民财”，进一步激化军民矛盾。沓中之战时，姜维军队“粮尽三日，士兵溃散”，正是军屯制崩坏的直接后果。
“将士培养”的中断导致将领无能。诸葛亮时期，“将领需经基层历练，熟悉兵法”；而到后期，将领多“靠门第或行贿上位”，“不知兵法，不懂指挥”。诸葛瞻“未历战阵却掌大军”，绵竹之战中“放弃险要，主动出击”；马邈“疏于戒备，致江油失守”；蒋舒“不懂防御，弃阳安关而逃”。这些“无能将领”的存在，让蜀军在面对魏军时“一触即溃”，加速了灭亡。
军制崩坏的本质，是“军事制度被权力斗争腐蚀”。黄皓为巩固权力，“刻意削弱将领权威，安插亲信”；世家子弟为“保家族利益，不愿军队太强（以免被征调）”；而姜维的“频繁北伐”，又进一步破坏了军制的稳定性。这种“内耗”让蜀汉的军事制度从“高效运转”沦为“各自为战”，最终在曹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
四、“传承断裂”：制度记忆的流失与政权合法性终结
蜀汉制度遗产的流失，最终表现为“制度记忆”的断裂——当亲历诸葛亮时期制度的人陆续离世，当《蜀科》《八阵图》等文本被焚毁，当“法治”“高效行政”“严明军制”成为“传说”，蜀汉便失去了自我认同的最后依据。这种传承的断裂，比军事、经济的崩溃更具根本性，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政权已“无迹可寻”。
制度亲历者的凋零导致“口述传承”中断。诸葛亮时期的大臣，如蒋琬、费祎、董允等，既是制度的执行者，也是传承者；但到景耀年间，这些人已全部离世，年轻一代官员“未经历制度初创期，不知其精髓”。如诸葛瞻虽为诸葛亮之子，却“自幼长于深宫，不知其父法治之严”，执政后“宽纵豪强，违背《蜀科》精神”。当“知制度者”逝去，制度便成了“死条文”，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文本典籍的流失导致“文字传承”断裂。曹魏灭蜀后，将蜀汉的官方典籍“悉数运往洛阳”，其中《蜀科》《诸葛氏集》等制度文献“多散佚”。据《隋书·经籍志》，西晋时《蜀科》已“仅存残卷”，《八阵图》图谱“失传”。这种文本流失，让后世无法完整了解蜀汉制度，更让蜀汉失去了“制度存在的证明”。当一个政权的制度连文字记录都无法留存，其“历史合法性”便大打折扣。
制度精神的遗忘导致“认同危机”。诸葛亮时期的制度精神——“公平”“高效”“务实”，到后期被“腐败”“低效”“虚浮”取代。年轻官员“不知‘科教严明’为何物，只知行贿钻营”；士兵“不知‘军纪严明’为何事，只知抢掠逃亡”；百姓“不知‘法治公平’为何感，只知官吏如虎”。当制度精神被彻底遗忘，蜀汉便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政权，其存在的意义被严重质疑。
对比曹魏对“制度传承”的重视，蜀汉的断裂更显遗憾。曹魏不仅继承了东汉的制度遗产，还加以创新（如九品中正制、三省制），并“重视典籍整理，设秘书监保存文献”；而蜀汉的制度遗产，因“战乱”“内耗”与“胜利者的刻意抹杀”，大多湮没无闻。这种差异，使得曹魏在灭蜀后能“迅速整合益州”，而蜀汉则“彻底消失在历史中”。
从“制度构建”到“传承断裂”，蜀汉的四十年历程证明：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创建制度，更在于维系制度的传承。当制度被权力腐蚀、被内耗破坏、被记忆遗忘，这个政权便失去了“自我复制”与“自我修复”的能力，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消亡。
成都丞相府的匾额被焚毁时，一位老吏偷偷藏起一块残片。多年后，他将残片交给孙子，说：“昔诸葛公在此，令行禁止，夜不闭户。”这个细节或许是虚构的，但它道出了一个真理：制度的生命力，终究存在于人的记忆中。当记忆也被遗忘，政权的灭亡便真正“尘埃落定”。蜀汉的教训在于：任何宏伟的制度，若不能被传承、被信仰、被践行，终究会沦为历史的尘埃，而承载制度记忆的，从来都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同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