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静立片刻，书房内只余炭火偶尔爆开的噼啪轻响，安德森·梅隆的信内容清晰，结果完美，但他知道，接下来的回信同样至关重要，既要巩固联盟，又要为下一步行动铺路，分寸必须拿捏精准。他不需要那些东方式的含蓄委婉，对安德森这样的美国银行家，直接、明确、互利才是有效的沟通方式。
他沉吟片刻，伏于书案前开始回信。
“安德森，信已收到。平仓操作完成得干净利落，时机把握精准，我对结果非常满意。感谢你和团队的高效工作。”
这笔1.79亿美元的落袋，是未来一切计划的基石。必须首先肯定安德森的功劳，维持其积极性。合作的基石是 （互利），清晰的赞赏是必要的。
“梅隆家族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我提供的建议，是基于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判断。但市场永远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在经济复苏期也是如此。未来的任何重大操作，务必保持谨慎，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
徐渊不能让他们因为这次的成功而过于冒进。他的“预见性”并非万能，1930年代中后期依然有波折。必须给他们注入冷静剂，避免他们将来冒进失利，甚至牵连到自己。盟友的价值在于长期稳定，而非一次性的赌博。
“请代我向你的父亲安德鲁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上次徐氏实业采购团在美期间，得益于你们提供的市场信息、安全建议乃至必要的政治沟通，我们才能以最优价格购得那些关键的工业设备和资料。这份支持，对我的实业布局帮助巨大。”
这次“抄底”对美国本土产业算是抽血，没有梅隆家族这层保护伞，很难如此顺利。这份人情要认，这能鼓励他们未来继续提供类似支持。实业才是长远根基，比金融投机更稳当，也更符合自己的目标。
“我们必须继续强调保密原则。外界只需看到你我之间的私人友谊。所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建议，都应仅限于我们核心几人知晓。这对我至关重要，长远来看，对梅隆家族避免不必要的关注和潜在风险也同样重要。”
树大招风。无论是摩根、洛克菲勒，还是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若过早注意到徐渊一个“中国人”在其金融市场和实业收购中扮演的角色，将引来无穷麻烦。更深的秘密，更是绝不能有丝毫泄露。用“私人友谊”打掩护，是最佳策略。
“另外，请密切关注摩根、洛克菲勒，以及欧洲的罗斯柴尔德等主要财团的动向。他们的任何大规模资产配置或政策游说方向，都可能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或风险，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这些大鳄的动作是风向标。虽然徐渊有历史知识，但这个时空因他的存在已产生细微扰动，需要现实的情报来验证和调整判断。安德森的位置，正好可以提供这些顶层视角。
“最后，也是当前对我最迫切的一点：我需要人才。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熟练工人。我在华的工厂、矿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急需这些专业力量。希望你能以梅隆家族或关联企业的名义，牵头组织招募和派遣。这对你们而言，也是在失业率依然高企的当下，一项展现社会责任感、创造就业的正面举措，能赢得声望。详细的需求清单，我会尽快提供。”
技术可以买，设备可以运，但人才是活的知识载体，是消化技术、实现自主发展的关键。利用美国尚未完全恢复的就业市场，以“援助发展”或“项目合作”的名义招揽人才，比直接去挖墙角阻力小得多，也更隐蔽。这对梅隆家族是举手之劳，却能解徐氏实业缺乏各种人才的燃眉之急，也是将美国的技术能力间接转移到东方的重要一步。
“资金已到位，期待下一次合作。祝好，徐渊。”
写完后，他用另外一套密码本转译一下后，烧掉原件，安排仆人叫来助手。
徐渊再次望向窗外，山城的雾气似乎淡了些。回信直截了当，巩固了友谊，明确了需求，也埋下了未来行动的种子。接下来，就是如何用好这笔巨资和即将到来的人才，在这波澜壮阔又危机四伏的时代，真正扎下根基了。
人到了以后，徐渊吩咐了几句，助手拿着加密后的信稿退出书房，屋子内重归宁静，只有炭火持续散发着稳定的热量。徐渊并未起身，而是将身体更深地陷入椅背，双目微阖，指尖在光滑的红木扶手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
半晌，徐渊打开抽屉，指尖从中捏出一张泛黄的名单，上面用蓝黑墨水密密麻麻记着随“大采购”而来的欧美人员信息——有德国克虏伯的机床技师，有美国西屋电气的机械工程师，还有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冶金顾问。
他把名单平铺在梨木书案上，铅笔尖在“汉克·密尔顿”这个名字旁圈了圈，想起上周去江北机床厂视察的场景：汉克·密尔顿蹲在新到的精密车床旁，用生硬的英语夹杂手势，教中国学徒校准主轴刻度，额头上的汗顺着胡茬往下滴，连厂里准备的糙米饭都顾不上吃。
“这些人已经在这里，是最现成的资源。”他对着空气低声自语，指腹反复摩挲着名单上的入职日期。1934年的欧美还没从大萧条里缓过来，德国街头满是失业的技工，美国工厂的开工率连六成不到，这些人来远东，本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让他们就这么回去，不仅是设备没人会用，连刚冒头的技术火苗都会灭。”他猛地攥紧拳头，指节泛白——上周川南钢铁厂的高炉因为没人懂半自动化温控系统，硬是停了两天，最后只能靠老工匠凭经验手动添煤，产量掉了三成，这让他更清楚，留住这些人不是“选择”，是“必须”。
他又俯身拉开书桌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叠用油纸包着的薪资报表，是助理从上海洋行抄来的欧美技术人员平均薪资。手指在数字上划过：1934年德国技工月薪约30-50马克（因经济危机，马克购买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工程师月薪40-60美元。
他拿起铅笔，在报表旁写下新数字：“月薪200美元，每月另发50美元生活补助，合同满一年额外给等同于两个月薪资的安置津贴。”写完后，他对着数字愣了愣，随即笑了——这笔钱对1.79亿美元的资金池来说，确实像从湖里舀了一勺水，但对汉克·密尔顿他们来说，200美元足够让远在柏林的家人租个带小花园的公寓，足够让美国工程师的孩子读上教会学校，这在大萧条的欧美，是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金钱不是唯一的钩子，但一定是最实在的垫脚石。”他把报表推到一边，开始草拟合同细则，特意加了“家属可随迁，公司承担租界内的租房费用与子女学费”的条款——他知道，比起自己，家人的安稳更能拴住这些异乡人的脚步。
至于“事业与尊重”方面，徐渊的思路更贴合1934年的实际。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封面磨损的《工厂管理法》（1928年美国版），在“技术顾问权责”那一页贴了张便签。他想的不只是给“技术顾问”的头衔，而是真真切切的权限：让汉克·密尔顿他们参与工厂的设备布局规划，允许他们对不合理的操作流程提反对意见，甚至让他们牵头成立“学徒培训班”，自己挑选学徒、制定课程表——不用像在欧美工厂那样，得听工头指手画脚。“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洋雇工’，要让他们觉得是‘技术先生’。”
他想起经理团之前去美国考察时带来的一些细节信息，福特工厂的老技师因为能优化流水线操作、多拿了5美元奖金而满脸自豪——这种被需要的成就感，比钱更能让人投入。
他还准备特意交代后勤科，把欧美人员的宿舍重新整修：每间是带壁炉的双人间，铺着从上海洋行买来的羊毛毯（1934年山城冬季湿冷，壁炉是稀缺配置），每层楼设两间公共卫浴，早晚各两小时供应锅炉烧的热水；食堂还从上海法租界的西餐厅聘来一位厨师，每周一、三、五能做牛排和罗宋汤——不是顿顿都有，但足够让他们少点思乡病。
更重要的是，他计划每周安排人员带这些技术专家去工地转转：看正在浇筑水泥的钢铁厂高炉基座，看工人用马拉绞盘搬运的矿山机械部件，看图纸上的机械厂厂房一点点立起钢架。“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技术不是用在欧美工厂的重复流水线上，而是在帮一个国家建‘工业底子’——这种事，在他们本国可遇不到。”他仿佛已经看到，汉克·密尔顿等人站在新机床旁，对学徒们说“这是我教你们调的机器”时，眼里的光。
最后是“设立目标”，这才是高薪优待他们的根本原因！
徐渊把名单按技术领域分成几堆：机床组、电气组、冶金组，每组旁边都标上对应的工厂名称。
他给每个组定了明确的任务：“合同期半年，机床组要培养出20名能独立操作精密车床的技工（误差不超过0.1毫米）；电气组要带出15名会维护半自动化电机的技术员；冶金组要让10名中国工程师能看懂高炉温控记录表。”
他还加了考核机制——学徒达标率超过90%，技术顾问能拿到双倍生活补助；要是能留下中英对照的技术手册（关键步骤得配上手绘的示意图，方便不认字的老技工看），还能额外拿50美元的“技术传帮带奖”。“目标不能模糊，得像灯塔一样，让他们知道往哪走，也让我知道他们走了多远。”
他把这些要求写进合同附件，又在末尾加了句“合同到期可续签，续签者能参与设备改良——比如把欧美机床改得更适应咱们本地的钢材”
1934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还谈不上“核心研发”，能把外来设备本土化，就是最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