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宏业而言，马建华的主动投怀送抱自是求之不得。
但关键在于，这段关系必须经过杨树彬的首肯。
出乎意料的是，杨树彬见过马建华几次后，竟对她颇为赏识，认为“此女可堪一用”。
得到老大认可，吴宏业便安心与她过起了日子。
在交谈中，杨树彬得知马建华来自山西农村，便有意问起当地的户籍管理情况。
马建华坦言，她老家那边管理颇为宽松，乡镇派出所就有权办理落户、改名等事宜——这与如今县级统一管理的严格制度截然不同。
杨树彬闻言心中一动，又试探道：“你在那边可有熟人？”
马建华爽快应承：“当然有！”
杨树彬便顺势提出：“那能否帮我们弄几个户口？”
马建华何等精明，立刻意识到他们可能身负案件，只是万万想不到竟是杀人重罪。
她猜测顶多是些打架盗窃之类的小事，加之对吴宏业一往情深，便未深究。
而吴宏业也故作糊涂，大手一挥：“能办就办，问那么多干嘛！”
于是，为讨心上人欢心，马建华答应设法办理。
然而此事需从长计议，她得寻找合适时机返回老家运作，无法一蹴而就。
因此当时仅是提上议程，尚未付诸行动。
转眼到了2004年。
眼看“911案”风声渐息，警方似乎并未追查到他们，而手头积蓄日渐拮据，几人便萌生了“重出江湖”的念头。
尤其是张玉良，平日挥霍无度，早已囊中羞涩；吴宏业既要养活马建华和两个孩子，原本分得的赃款本就不多，更是捉襟见肘。
唯有杨树彬与他们不同。
他极具规划，自律甚严，将所得赃款悉数积攒，盘算着干几票大的便洗白身份、转做正行。
而张玉良与吴宏业则只顾眼前，有钱便挥霍一空，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
最终，他们商定“再做最后两票便收手”。
2004年6月，一行人辗转至浙江省。
广东与东北已成禁区，包头则是计划中未来的藏身之所，不宜作案。
而江浙一带经济富庶，目标众多，便成了理想之选。
他们最终选定台州市，作为新一轮罪恶的起点。
抵达台州后，他们沿用旧策：戢红杰先行潜入夜场物色目标，杨树彬则扮作挥金如土的富豪登场。
很快，两名女子相继落入圈套。
在租住的屋内，她们遭遇了熟悉的暴力逼问，被迫交出银行卡密码。
这一次，他们劫得近二十万元。
得手后，两名女子惨遭杀害并肢解。
这一次，他们在“处理”方式上变得更为谨慎，不再冒险冲入下水道，转而将尸块分散抛弃于不同地点的垃圾箱中。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张玉良完成了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蜕变”。
曾经那个在剔骨削肉时双手发抖、满心恐惧的他已不复存在。
如今的他，竟将这一血腥过程视若某种“艺术创作”。
据他后来供述，彼时他已对此“上了瘾”——
手持利刃，将肢体逐段分解，刀刃游走间务求剔得干干净净。
其手法之娴熟，几近电影《新龙门客栈》中那个令人胆寒的屠夫。
他沉醉于此，甚至不愿他人插手，坚持独自“处理”两具尸体。
完成后，他将尸块投入锅中沸煮，自己则叼着烟在一旁凝视。
看着白骨在翻滚的泡沫中沉浮，他竟感到一种扭曲的满足，仿佛目睹灵魂在蒸汽中“升华”。
随后，他将煮过的骨骼敲碎，打包后丢弃于偏僻的垃圾站，整套流程冷静得近乎程序化。
此次劫得近二十万，杨树彬认为可以收手。
然而张玉良却意犹未尽，恳求道：“不行，我还没过瘾，咱再干一票吧，老大！”
杨树彬最终默许。
一行人随即转战浙江嘉兴。
这次他们省去了戢红杰前期铺垫的步骤，直接从夜总会随意诱骗一名女子至出租屋，仅劫得八万元后便将其杀害。
缺乏内线提供情报，收益果然大减。
事后，杨树彬对张玉良说：
“玉良，你不是醉心你的‘艺术品’吗？这个就交给你了。”
张玉良欣然应允，再次拿起刀具，沉浸在长达两天的“创作”中。
事毕，他长舒一口气，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众人随即返回包头。
回到包头，他们开始全力推进身份洗白的计划，而这项任务的关键执行者，落在了马建华身上。
2005年，马建华独自一人，悄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山西省兴县蔡家崖镇苏家塔村。
她未携带子女，刻意以一派光鲜亮丽的形象出现在乡亲们面前。
其时尚的装扮、洋派的谈吐以及身上散发的香水气息，都与记忆中的她判若两人。
加之她本就风韵犹存，如今更显容光焕发。
最关键的是，她出手极为阔绰，花钱如流水，立刻成为了村里的焦点人物。
果不其然，回乡没几天，她便与当地派出所的相关人员打得火热。
终日饮酒、打牌，她巧妙地通过“输钱”、抢着买单等方式，迅速拉近了关系，很快便与他们称兄道弟，混得烂熟。
关系到位后，马建华适时提出了请求。
她以算命的说法为借口，声称丈夫“王华眼”的名字中的“眼”字阻碍运势，希望能改为炎黄子孙的“炎”字。
对方听后，不以为然地满口答应：“这点小事，包在哥身上！”
副所长张春平亲自带着她找到户籍警白元喜，很快便完成了更改。
于是，吴宏业成功冒名顶替，变成了“王华炎”，他的出生日期也从1964年3月26日，被改成了196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