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5日的南京，复兴社总部大楼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一张盖着“军统局绝密”印章的改组令被阳光晒得发白，却挡不住人群中此起彼伏的议论声：
七七事变爆发仅一周，戴笠就下令对复兴社情报体系进行紧急改组，撤销“反共侦查处”“苏区情报处”等六个专项反共部门，加强“对日情报小组”，整合全国日军情报资源。
陈默站在人群外围，目光扫过改组令上的条款，指尖不自觉地收紧——这不仅是机构调整，更是权力的重新洗牌。
撤销反共部门，意味着复兴社的核心职能彻底转向抗日；而“对日情报处”的设立，像一块肥肉，吸引着总部各派系争相抢夺——戴笠的嫡系、蒋介石的亲信、甚至地方军阀背景的官员，都想在新部门中分一杯羹。
“陈处长，李处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身后传来杨锐的声音，语气带着几分紧张，“刚才听行动处的人说，李处长想推荐你去对日情报小组当常务副处长兼综合分析科科长，不过戴老板的秘书好像是推荐了别人，怕是要争起来。”
陈默心里一动，快步走向刘静庵的办公室。
作为情报分析处的老处长，刘静庵虽对戴笠“塞人”不满，但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对陈默的分析能力早已认可。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和“梅机关”任务中，陈默展现出的沉稳和专业，让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可用、可控”，如今改组，自然想把陈默拉到自己麾下，增强在新部门的话语权。
“坐。”刘静庵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份人员推荐名单，见陈默进来，直接开门见山，“改组令你看了吧？对日情报处要设综合分析科，负责汇总全国日军情报，这个位置很关键。我想推荐你当常务副处长兼科长，直接向我汇报，怎么样？”
陈默没有立刻答应，反而沉吟道：“处长，综合分析科要对接各地情报站，还要向戴老板提交报告，责任重大。只是现在各派系都在争这个位置，我资历浅，怕是镇不住场子，反而给您添麻烦。”
他刻意放低姿态，既表达了对刘静庵的尊重，又暗示“位置烫手”——他清楚，刘静庵虽然想推荐他，但背后还有戴笠的嫡系虎视眈眈，过早卷入派系争夺，只会成为众矢之的。
刘静庵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陈默会拒绝。
他放下名单，叹了口气：“你说得也对，现在总部乱得很，戴老板的秘书想把他的亲信安插进去，还有几个元老也推荐了自己人，确实不好办。不过你放心，我已跟戴老板提了你的名字，说情报分析处必须有人进入对日情报核心，否则后续的情报汇总没人能扛起来。”
陈默心里一暖，起身道谢：“多谢处长提携！不管能不能去综合分析科，卑职都会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您的信任。”
离开刘静庵办公室，陈默直奔戴笠的办公室——他知道，这场改组不仅关乎个人职位，更关乎未来潜伏工作的走向。
如果能进入对日情报核心体系，就能接触到全国日军的核心情报，为组织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反之，若被边缘化，之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戴笠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墙上挂着新的“全国对日情报网络分布图”，各地情报站的位置用红笔标注得密密麻麻。
他见陈默进来，指了指地图上的“华东区”：“你看，华东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地方的情报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综合分析中枢，你觉得谁来牵头合适？”
“老师，学生觉得刘处长经验丰富，适合统筹全局。”
陈默没有推荐自己，反而将刘静庵推出来，“学生认为，情报分析处的核心优势是‘综合研判’，可以负责将各地情报去伪存真、分类汇总，为指挥部提供决策参考。至于具体负责人，李处长牵头，学生协助，既能发挥他的资历，又能让学生快速熟悉新工作。”
这番话既给足了刘静庵面子，又暗示自己“愿意配合”，恰好符合戴笠“平衡派系”的需求。戴笠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你说得有道理。刘静庵统筹，你负责具体的情报分析，你们俩配合，我放心。日特情报小组下设综合分析、无线电监听、一线行动三个部门，根据形势所逼，必须加强对日情报小组的力量，将你在的情报分析处整体并入综合分析部，你任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直接向我汇报。”
陈默心里一喜——虽然不是正职，但“主持日常工作”意味着他掌握了综合分析部的实际权力，而且“直接向戴笠汇报”，又避开了派系纷争，还能接触到最核心的情报。
他躬身应道：“谢谢老师的信任！学生一定不负所托，做好情报汇总分析工作！”
走出保密室，陈默快步回到情报分析处，迎面撞上了沈兰。
她手里抱着一摞文件，见四下无人，快速递过来一张纸条：“戴老板刚敲定，对日情报小组明天正式挂牌，你任综合分析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文书室也会并入对日情报小组，负责文件流转，以后我们工作交集更多，方便传递情报。”
陈默接过纸条，心里满是笃定。
沈兰的文书室并入新部门，意味着他们能更便捷地传递情报——她负责接收各地情报，他负责分析汇总，两人一内一外，能完整掌握日军情报的流转脉络，为组织提供最及时、最准确的信息。
接下来的几天，改组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派系围绕对日情报处的职位展开激烈争夺：
戴笠的嫡系拿下了无线电监听部和一线行动部的正职，蒋介石的亲信担任对日情报小组副组长，刘静庵、陈默仍然是挂名副组长，刘静庵名义上统筹综合分析部，却因陈默“直接向戴笠汇报”，他的实际权力被架空了。
陈默则低调行事，一边协助刘静庵整合情报分析处的人员和档案，一边制定《综合分析部工作流程》，明确“各地情报先由文书室接收登记，再交分析员分类初筛，最后由他复核汇总”的流程。
确保了情报流转的规范，又将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和沈兰手中，为后续情报传递埋下伏笔。
7月20日，对日情报小组正式挂牌。
挂牌仪式上，戴笠站在台上，语气严肃：“从今天起，军统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抗日展开！对日情报小组的职责，就是摸清日军的动向、兵力、武器，为委员长制定抗日策略提供情报支持！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搞派系斗争、耽误情报工作，我绝不轻饶！”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明白，戴笠的话既是警告，也是决心。
陈默站在人群中，目光扫过身边的沈兰，她微微颔首，眼神坚定——他们的潜伏工作，将在这个新的平台上，以“抗日”的名义，继续前行。
挂牌仪式结束后，陈默立即召开综合分析部会议。
会议室里，20多名分析员和文书人员坐得整整齐齐，沈兰坐在角落，负责记录会议内容。
“从今天起，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快、准、全’，”陈默站在台前，语气沉稳，“快，就是各地情报要在24小时内完成初筛；准，就是要辨别情报真伪，标注可信度；全，就是要覆盖日军兵力、武器、战略意图等所有维度。”
他顿了顿，看向沈兰：“沈文书，各地情报先由你登记编号，再按区域分给分析员，每天下午五点汇总给我，没问题吧？”
“没问题！”沈兰起身应道，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会议结束后，陈默留在办公室，整理第一天收到的情报——北平日军已突破29军防线，正向保定推进；上海日军“梅机关”策反了几名国民党军军官，准备里应外合；南京城郊发现日军间谍，正在绘制江防地图。
他快速将这些情报分类整理，用红笔标注出“紧急”“待核实”“已确认”等字样，然后将日军的兵力番号、进攻方向等关键信息，用密写药水记录在文件边缘——这些信息，将由沈兰在传递文件时，悄悄抄录下来，通过新华书店接头，传递给老吴。
傍晚，沈兰送来整理好的情报汇总表，压低声音：“戴老板明天要去上海视察，想带你一起去，了解日军‘梅机关’的最新动向。这是个好机会，能实地获取日军情报，还能顺便联系上海地下党。”
陈默点点头，心里满是期待。
去上海实地考察，不仅能获取“梅机关”的第一手情报，还能与上海地下党建立直接联系，为后续的情报传递打通更便捷的渠道。
回到住处，陈默打开加密笔记本，写下：
“1937年7月15日至20日，复兴社紧急改组，撤销反共部门，增设对日情报小组，情报分析处并入综合分析部，任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直接对接戴笠。沈兰所在文书室同步并入，负责情报登记流转，两人工作交集增多，情报传递更便捷。改组期间派系争夺激烈，以低调行事、协助刘静庵为由，避开纷争，掌握综合分析部实际权力。制定情报流转流程，将关键环节（接收、初筛、复核）掌握在自己及沈兰手中，为传递日军情报创造条件。戴笠计划明日带往上海视察‘梅机关’动向，拟借机实地获取情报、联系上海地下党。后续需利用综合分析部职能，全面收集日军核心情报，通过沈兰传递组织，助力抗战情报工作。”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月光。
对日情报处的成立，标志着他的潜伏进入新阶段——从“隐蔽蛰伏”到“主动作为”，从“单一传递”到“系统汇总”。全面抗战的战火已经点燃，而他将在对日情报处关键岗位，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组织为民族，传递每一份关乎胜利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