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湾的春雾带着咸腥气，漫过刚解冻的稻田。王二柱蹲在田埂上，用手指捻起一把黑褐色的泥土，凑到鼻尖闻了闻——混着火山灰的土腥味里，还藏着点没散尽的雪气。他身后，十几个日本农夫正围着那架新来的曲辕犁打转，指节敲在犁身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在试探这铁器的脾气。
“这东西可比咱们的‘锹犁’轻多了。”一个戴斗笠的老农伸手想去摸犁铧，被王二柱轻轻拦住。“大爷，这犁头刚淬过火，锋利着呢。”他操着刚学的几句日语，配合着手势比划，“你们看这弯杆，耕的时候能省一半力气，女人都能扶得动。”
老农叫松平次郎，去年还在反抗明军的队伍里扛过枪，此刻斗笠的带子勒得很紧，把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我们世代用锹犁，”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三个人拉一架，也能把地翻透。”话虽硬气，眼睛却没离开犁身上的那个小机关——王二柱说，那是“转向轴”，遇到石头能自动抬起来，不会像老式犁那样卡壳。
王二柱没再争辩，转身解开牛栏的绳子。那头黄牛是从山东运过来的，比日本本地的黑牛高大半个头，蹄子上还裹着麻布，怕在冻土上打滑。他扶着犁柄往前走，黄牛“哞”地叫了一声，犁铧切开土地的瞬间，翻起的土块像被梳过似的，又细又匀，连藏在土里的草籽都露了出来。
松平次郎的喉结动了动。他身后的年轻人已经发出低低的惊叹，其中一个叫佐藤健的，去年在战场上被明军俘虏，后来自愿回乡务农，此刻忍不住跟着王二柱的脚印走，用手量着翻起的土垄：“比咱们的锹犁深两寸，这样下种，苗能扎得更牢。”
王二柱停下犁，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番薯种。块根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芽眼鼓鼓的，像刚睡醒的眼睛。“这个叫‘番薯’，”他拿起一块递给松平次郎，“不用像稻谷那样泡水育秧，埋在土里就能长，就算天旱，也能收不少。”
松平次郎捏着番薯，指尖蹭过粗糙的表皮，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村里有三家因为歉收，把女儿卖到了大阪城。他把番薯往怀里一揣，往田埂上盘腿一坐：“教我们。”两个字说得又快又硬，像是怕自己反悔。
王二柱笑了，从包里掏出个小陶罐，里面是煮熟的番薯。“先尝尝，”他往松平次郎手里塞了一块，“甜的，顶饿。”蒸汽混着甜香漫开来，几个农夫的喉结都跟着动了动，佐藤健已经拿起一块，烫得直搓手，却舍不得放下。
春耕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每天天不亮，王二柱的茅草屋就亮起了灯，窗纸上映着他和佐藤健的影子——佐藤健在学写汉字，王二柱教他写的第一个词就是“番薯”，说这样记起来快。屋外的场院里，曲辕犁被擦得锃亮，旁边堆着新做的木耙，齿距比日本传统的密一倍，王二柱说，这样能把土坷垃耙得更碎。
可麻烦还是来了。北九州的山地多，曲辕犁的轮子卡在石缝里，怎么也拉不出来。松平次郎蹲在地上抽烟，烟杆是用樱木做的，斗里塞着明军给的烟草——比他们自己种的呛，却更解乏。“我说不行吧，”他吐着烟圈，“咱们这破地，就配用锹犁。”
王二柱没说话，盯着轮子看了半天，忽然跑回村里，找铁匠打了块铁板，垫在轮子底下。“试试？”他往铁板上撒了点沙子，增加摩擦力。佐藤健牵着牛往前拉，这次轮子居然动了，虽然慢，却没再卡住。松平次郎的烟杆顿在地上，火星烫了手也没察觉。
更让人头疼的是灌溉。日本的水渠都是用竹子挖的，漏水厉害，刚引的水没走多远就没了。王二柱看着田埂上龟裂的土地，急得嘴上起了泡。夜里翻《农桑辑要》时，忽然看到“龙骨水车”的图样，连夜找木匠比划：“做个这样的东西，能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还不漏水。”
木匠是个干瘦的老头，手指关节粗大，却能在木头上刻出极细的花纹。他盯着图样看了三天，用樱木做了个小模型，齿轮咬合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像某种新奇的乐器。“能成，”他把模型往王二柱面前一推，“就是费木料，得用硬木。”
王二柱去找驻军的将领，想要点楠木边角料。将领正在看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要修水渠的地方。“木料有，”他指着墙角的木板，“但得让你们村的人帮着修水渠，用咱们中原的法子，用石头砌，再抹上石灰，保准不漏水。”
松平次郎起初不乐意，觉得明军是在使唤他们。可当龙骨水车转起来，清水顺着石渠流进稻田时，他忽然不说话了。佐藤健踩着水车的踏板，唱着王二柱教的歌谣：“龙骨转，清水流，稻花香里庆丰收……”调子跑了八百里，却让旁边的农夫都跟着笑了起来。
试种番薯的日子最让人揪心。埋下去的块根过了半个月，只冒出细细的芽，松平次郎天天往地里跑，看芽尖有没有长高。有天夜里下了场暴雨，他披着蓑衣在地里守了一夜，用石头把番薯藤压住，怕被冲走。王二柱发现时，他的胡子上都结了冰碴，却咧着嘴笑：“芽还在。”
初夏的时候，番薯藤爬满了田地，绿油油的像块毯子。王二柱教大家给藤子翻个身，说这样能长更多块根。松平次郎的手在藤蔓上轻轻拂过，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就是这样给他翻被子的。佐藤健蹲在地里，用刚学会的汉字在木牌上写“番薯田”，笔画歪歪扭扭，却很认真。
除了番薯，王二柱还带来了棉花种子。在大阪湾沿岸试种时，农夫们都觉得新鲜——这东西开的花白白的，不像稻子能结谷，也不像蔬菜能吃。“能织布，”王二柱指着自己的粗布衣服，“比麻衣暖和，比丝绸结实。”
可棉花怕冷，春天的倒春寒差点把苗冻死。王二柱让人把稻草铺在苗根上，像给它们盖了层被子。松平次郎的老婆偷偷把家里的旧棉衣拆了，把棉絮塞在稻草底下，说：“都是棉的，能认亲。”这话被佐藤健翻译给王二柱听时，王二柱的眼睛忽然有点湿。
秋收的日子终于来了。割稻子的时候，农夫们发现，用王二柱教的“单刀割法”，比他们传统的“双手割”快一倍，而且稻穗掉得少。松平次郎割得最快，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稻穗上，折射出金红色的光。他忽然直起腰，对着明军的营地喊：“王小哥，晚上来我家喝酒！”
番薯的收获更让人惊喜。一锄头下去，土里滚出一串圆滚滚的块根，紫皮的，红皮的，像些奇怪的果子。佐藤健抱着最大的一个，足有五斤重，往秤上一放，秤砣滑到最头端还没平衡。松平次郎用袖子擦了擦秤杆上的字——那是王二柱写的“十斤”，他现在已经能认得了。
棉花地里，女人们正忙着摘棉桃，手指被棉絮染得白白的。松平次郎的女儿也在其中，她手里拿着个小布包，里面是给王二柱缝的护腕，用的是刚收的新棉，针脚歪歪扭扭，却塞了满满一层棉絮。
打谷场上，新做的脱粒机转得飞快，稻壳飞起来，像金色的雪。王二柱站在旁边，看着农夫们把稻谷装袋，袋子上用红漆写着“大明”，旁边还有松平次郎歪歪扭扭的签名。佐藤健跑过来，手里拿着本账簿，上面用汉字记着收成：“比去年多了三成！”
夜里的松平家，米酒的香气漫了出来。松平次郎端着酒碗，非要跟王二柱碰杯，粗粝的碗沿碰在一起，发出闷闷的响。“王小哥，”他喝得脸红脖子粗，“明年，教我们种麦子吧？听说你们中原的麦子，能磨成白面，做……做那个叫‘馒头’的东西。”
王二柱笑着点头，往他碗里添了点酒。窗外的月光落在曲辕犁上，犁身上的水珠像碎银，闪着温柔的光。远处的水车还在转，咔嗒咔嗒的声里，混着农夫们的鼾声和稻田里青蛙的鸣唱，像一首关于新生的歌谣。
佐藤健忽然想起白天在田埂上看到的景象：王二柱把番薯种子分给路过的乞丐，还教他们怎么种。乞丐们的破碗里，第一次装满了能吃的东西，不再是石子和草籽。“王小哥，”他轻声问，“你们中原，是不是人人都有饭吃？”
王二柱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自己的家乡山东，那里的稻田一望无际，龙骨水车转得像飞。“会的，”他说，“只要好好种庄稼，都会有的。”
松平次郎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却端起碗，对着月亮敬了一口。酒液滑过喉咙，带着暖意，也带着某种他说不清的希望。他知道，从今年开始，冬天再也不会有人冻饿而死了，因为地里长出的不只是粮食，还有比粮食更金贵的东西。
春耕的曲辕犁，夏灌的龙骨水车，秋收的脱粒机，还有那些带着甜香的番薯……这些来自中原的东西，像一粒粒种子，落在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也落在了人们的心里。王二柱看着松平次郎碗里的酒，忽然觉得，或许这就是陛下说的“长久之计”——不用刀枪，只用锄头和种子，就能让这片土地真正安稳下来。
夜色渐深，茅草屋的灯还亮着。佐藤健还在学写“麦”字，王二柱在旁边给他纠正笔画。屋外的场院里，新收的棉花堆得像座小山，月光落在上面，白得像雪，软得像云。远处的海面上，明军的战船静静泊着，帆影在月光里像沉睡的巨鸟，守护着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