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二十五年春，距北伐之役已两年，距还都成都已近七载。朝廷在养精蓄锐与培养二代栋梁的策略下，国力稳步提升，新一代文臣武将渐次成长，朝局呈现中兴气象。卫将军录尚书事诸葛瞻，于总揽枢机、操劳国事之际，常夜观星象，独坐沉思，眉宇间深锁着一丝超越日常政务的忧思。他深知，军事上的胜利、人才的涌现，固然可喜，然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能否在激烈的存亡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本所系，在于制度，在于法度。昔日，其父武侯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方能使弱小的蜀汉与魏吴鼎足数十年。今虽克复故土，然立国根基已变，疆域、民情、敌我态势皆非往昔。旧有的《蜀科》律令，部分沿袭汉代，部分为应急所设，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政权的统治需求。能否建立起一套完备、公正、高效，既能震慑奸邪、又能凝聚人心的典章制度，成为关乎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深层次课题。此事，关乎国本，非旦夕可成，需深谋远虑，更需要超越一时功利的长远眼光，是制度立国的远见卓识。
一日深夜，成都卫将军府内，烛火通明。诸葛瞻并未歇息，而是召来了秘书令郤正、尚书令陈祗、以及以精通律法、史学着称的着作郎陈寿、郎官李密等数位心腹文臣。案头摊开的，是几卷边角磨损的《蜀科》旧简，以及部分近年来颁布的诏令、法规汇编。
诸葛瞻轻抚案上竹简，声音沉静而带着追思：“诸公，今日请诸位来，非为急务，乃为百年之计。瞻每览旧牍，思及先父武侯治蜀，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我辈当效法之。”
他话锋一转，指向当下：“然，时移世易。我朝自南中复兴，疆土有变，民情有异，敌国有别。旧日《蜀科》，虽为圭臬，然条文或有疏漏，刑罚或有轻重失宜之处。近年来，各地奏报，刑狱稽滞，律令解释不一，乃至豪强钻营，吏民困惑。长此以往，非社稷之福。故，瞻有意奏请陛下，主持修订律法，整理典章，使官民有所循，赏罚有所据，诸公以为如何？” 此举，意在为蜀汉立定规矩，奠定长久之基。
秘书令郤正首先表示支持，他学识渊博，熟知典故：“卫将军深谋远虑，实为根本之图。昔萧何入关中，先收秦律令图籍；叔孙通制礼，方定汉初朝仪。今我朝中兴，确需明定律令，统一法度。不仅刑律，官制、礼仪、赋税、兵役，皆需系统厘定，方显新朝气象，亦利政令畅通。” 他看到了制度建设的全面性。
尚书令陈祗则从行政实务角度提出建议：“卫将军所虑极是。然修律之事，工程浩大，牵涉甚广。需先定宗旨，是沿袭汉律为主，参以《蜀科》及近年新制？还是另起炉灶？需设立专司，博采众议，尤需听取地方郡守、将领之见，使新律贴合实际，而非空中楼阁。” 他强调了程序的严谨与现实的贴合。
年轻的着作郎陈寿，目光敏锐，直言核心难点：“卫将军，修律易，行法难。难点非在条文，而在‘公允’二字，在于能否‘刑上大夫’。益州旧族，随驾元从，功勋之后，关系盘根错节。新律若不能一视同仁，则形同虚设，反损朝廷威信。譬如，对侵占田土、偷漏赋税、军功冒滥等事，能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言一针见血，触及了权贵利益的深水区。
郎官李密补充道：“还有夷汉之别。南中、越嶲新附之地，夷人习俗与汉法大有不同。是强行推行汉法，还是允许其依‘故俗’决事，但纳入朝廷监管？此需慎重，处理不当，易生边衅。”
诸葛瞻静静倾听，目光扫过众人，缓缓道：“诸公所言，皆切中肯綮。修律之意，正在于‘定分止争，一断于法’。郤令君言其广，陈令君言其序，承祚言其难，令伯言其变，皆金玉之言。此事，确需慎始慎终。首要者，在于陛下之决心，朝廷之共识。其次，需明确修律宗旨：当以‘扶助民生，彰显公正，巩固国本，威慑奸邪’为纲，既要承袭汉家法统之精华，亦要吸纳武侯治蜀之智慧，更要契合当下之时局。” 他心中已有初步框架。
数日后，常朝之上。待日常政务奏毕，卫将军诸葛瞻出列，手持玉笏，神情肃穆，高声奏道：“陛下，臣有本奏。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祀以敬天法祖，戎以保境安民，而其根本，在于制度，在于法度。今我朝中兴，基业渐固，然典章制度，多因旧章，或为权宜。律令不清，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国危矣。昔先帝入川，武侯制法，施弊理乱，化腐朽为神奇。今陛下光复旧物，正宜斟酌损益，修订律令，整理典章，使百官有司，知所循守；四海黎民，知所避就。此乃立国之本，长治久安之基。伏请陛下圣裁！”
此言一出，殿内群臣皆凝神静听。大将军姜维、安南将军霍弋等武将，深知军法严明之要，微微颔首。大司农张质、光禄大夫谯周等，亦知赋税、礼仪需有定规，表示赞同。然亦有部分与益州豪强关系密切的官员，面露忧色，担心新法损及自身利益。
皇帝刘禅端坐龙庭，聆听奏报，面色凝重。历经磨砺，他已深知制度的重要性。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卫将军所奏，关乎国本，老成谋国之言也。无规矩不成方圆。朕准卿所奏！着即设立‘律令馆’，由卫将军诸葛瞻总领其事，秘书令郤正、尚书令陈祗协理，着作郎陈寿、郎官李密、及精通律法之臣工如文立、常忌等参与。博采众议，考订旧典，参酌时宜，务求宽严得中，简明可行。修律宗旨，便依卫将军所言：‘扶助民生，彰显公正，巩固国本，威慑奸邪’！诸卿需同心协力，克期完成！”
刘禅的明确支持，为修律工作扫清了最高层面的障碍。他随即下达具体旨意：“修律期间，各地刑狱，暂依旧例，然需将疑难案件上报律令馆，以为参考。军中法令，由大将军姜维主持厘定，报律令馆审议。涉及夷务之法，由安南将军霍弋提供方略。务使新律，能行之于边陲，用之于战阵，施之于黎庶！”
律令馆随即在秘书省旁设立，成为一时之盛事。诸葛瞻亲自主持，郤正、陈祗副之，陈寿、李密等青年才俊为主要编纂者。馆内日夜灯火不息，辩论之声不绝。
争论焦点纷呈：
* 刑律轻重： 针对盗窃、贪墨等罪，是沿袭汉律的严刑峻法，还是适当减轻，以体现“仁政”？陈寿引经据典，主张“刑乱世用重典”，然对普通小罪宜宽；李密则从教化角度，主张慎刑恤罚。最终，诸葛瞻裁定：重惩贪腐、谋逆等重罪，以儆效尤；对民间细故，则酌量减轻，给以自新之路。
* 土地赋税： 如何抑制土地兼并，保障编户齐民？是实行限田，还是承认现状、改革税制？争论激烈。最终，参考井田精神与现实，制定了“占田制”与“课田制”相结合的方案，限制豪强无限占田，同时保障国家赋税来源，并对新垦荒地给予优惠。
* 官制考课： 如何选拔、考核官吏？是重门第，还是重才干？诸葛瞻力主“唯才是举”，完善“察举”与“考课”相结合的制度，强调政绩、德行，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由御史台负责。
* 军功爵赏： 姜维派人参与了军法部分的修订，明确了战功评定标准、爵位晋升序列、伤残抚恤条例，使赏罚更为清晰，激励将士。
* 夷汉关系： 霍弋从南中送来详细建议，最终确立了“因其故俗，统以汉法”的原则，承认夷人首领的有限自治权，但重大案件需由汉官依汉律审理，逐步推进法治统一。
每一条文的拟定，都经过反复辩论，诸葛瞻常至深夜仍与诸臣推敲字句。他强调：“法者，国之权衡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务求精准，务求公允。” 其严谨态度，颇有当年武侯遗风。陈寿、李密等年轻学者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锻炼，对国政有了更深理解。
修律过程中，阻力亦现。部分益州豪强出身的官员，联合一些担心利益受损的元从功臣，通过光禄大夫谯周等渠道，委婉向刘禅进言，称“变法易惹动荡”，“宜静不宜动”，暗示新法过于严苛，恐失人心。甚至有小道消息流传，诽谤陈寿、李密等年轻官员标新立异，欲以刀笔倾轧功臣。
消息传到律令馆，陈寿、李密等倍感压力。诸葛瞻闻之，勃然变色，但并未发作。他于次日早朝，手持已修订的部分律条草案，面对群臣，慷慨陈词：“法者，天子与天下共者也，非为一人一族而立！今修律令，意在划一制度，使天下无冤民，朝中无幸臣！若因触犯少数人私利而止步，则国法何在？朝廷威信何存？若有认为某条不公，可在律令馆公然辩论，以理服人！若行暗中谤讪，阻挠国是，莫怪律法无情！” 其辞色俱厉，正气凛然，令反对者一时噤声。
皇帝刘禅亦明确表态：“朕意已决，新律必行！卫将军及诸卿，但依公允之心修订，朕为汝等做主！但有徇私枉法、阻挠新政者，无论勋旧，严惩不贷！” 帝相的坚定支持，彻底粉碎了阻力。
至章武二十五年秋，历时近半载，《章武律令》及一系列配套的官制、礼仪、赋役法规初具雏形。新律体系吸收了汉律精髓、武侯治国智慧，又针对新形势进行了创新，强调公正、务实、惠民，体系更为完备。
刘禅阅毕草案，于宫中设宴慰劳律令馆诸臣，手持新律草案，对诸葛瞻感慨道：“朕观此律，宽严相济，纲举目张。昔丞相治蜀，科教严明；今卫将军修律，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此真乃长史遗风，社稷之福也！” 言语中充满了对诸葛瞻的肯定与对未来的期望。
诸葛瞻躬身答道：“此乃陛下圣明，群臣合力之功。然，法贵在行。新律颁布，尤需各级官吏身体力行，更需陛下与朝廷持之以恒，方能使纸面之法，化为治国之器。路漫漫其修远兮，此仅第一步耳。”
不久，皇帝下诏，将新律草案发往各州郡，命官吏学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准备来年颁行天下。同时，大力表彰诸葛瞻、郤正、陈祗、陈寿、李密等修律功臣。
《章武律令》的编纂，是蜀汉政权在制度建设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它试图将汉室重光的军事胜利，转化为制度性的优势，为政权的长期稳定和未来的北伐事业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