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尚未褪尽，琉璃瓶中的蛊虫仍在掌心微微震颤。我将它轻轻放入袖袋，起身推开窗。檐角铜铃静垂，风已止，巡防更替的信号不再响起。
绿芜进来时脚步很轻，手中捧着一封密报。“京郊三县有学子聚议，传抄檄文，指新政扰民。”她低声说，“领头者多为书院生员，署名‘清议同道’。”
我接过纸页，火漆印未干，字迹工整却刻意模仿民间笔法。内容罗列七项“苛政”，皆是断章取义，将地方官执行偏差归咎于中枢决策。末尾一句尤为刺眼：“女帝不恤黎庶，唯利是图。”
这不像谢知章的风格。他向来以礼法自居，不会用如此粗鄙之辞。但能调动三州士子，又必是他背后授意。
“备便装。”我说，“通行令要户部签发的实名帖。”
绿芜顿了一下。“陛下要出宫？”
“宫里看得见影子，看不见人。”我解下凤冠，“我要听真话，不是奏报上的措辞。”
天刚破晓，城门初启。我和两名暗卫扮作巡查御史一行，由西直门出城，直往漕运码头而去。
晨雾弥漫，河面泊着数十艘货船。脚夫赤膊扛麻袋上岸，肩头压出血痕。一个老汉蹲在石阶边喘气，裤管卷到膝盖，小腿浮肿。
我让绿芜递上水囊。“大叔歇会儿吧。”
他摇头，声音沙哑：“不敢歇。今日若完不成三十趟，工头就要扣半日薪。”
“不是新工律定了按劳计酬？”
“定是定了。”他苦笑，“可金家商会说了，完不成就算怠工，要罚。”
我记下这话，继续往织坊走。集镇上已有市集，布摊前几个妇人正争执。
“凭什么我家织一匹绸才给八文？去年还九文！”
“你没听说？金家新规矩，织得慢的按七文算。”
“那不是逼人赶工？前日李家妹子熬到半夜，吐了血。”
我拦住一个提篮的老农问话。他起初警惕，听说是御史查弊，才开口：“免役法倒是好，我家小子不用去修河堤了。可乡里催税更勤，说国库要补亏空，连鸡崽都估了价。”
“你觉得新政好不好？”
他挠头：“官老爷换汤不换药。上面说是减赋，底下照样收。不过……”他压低声音，“比起三年前饿死人的光景，现在还能喘口气。”
回程路上，我把这些话默记在心。绿芜看出我的意图：“要不要找几个识字的百姓，写个状子？”
“不必。”我说，“百姓不擅笔墨，但会说话。找个嘴皮利索的，编成故事，在茶馆酒楼讲。”
午后，京郊最大的茶肆里，一个穿青衫的“说书人”登台开讲。
“话说上月北境流民南迁，一家三口饿倒在官道旁。恰逢惠民司放粮，每人领到两升米、一件棉袍。那孩子抱着米袋哭：‘娘，皇帝没吃咱家的米啊！’”
台下哄笑，又有叹息。
“再讲个真事。染坊张嫂，以前干活没准数，东家说给多少就多少。如今呢？每月初五，银钱当面点清，少一文告到府衙都认账！”
“哪个府衙？”有人问。
“钦天监旁边新设的‘民诉堂’！”说书人一拍醒木，“凡涉新政纠纷，三日内必审！”
消息像水波般散开。第二天，街头巷尾多了些顺口溜。
“谢夫子讲仁义，金家船队运铜器。”
“女帝不开加税令，县丞半夜敲门请。”
第三日清晨，我收到内线急报：谢知章在国子监听讲《孟子》，当众叹息：“今有君行霸政，假利民之名，行敛财之实。”引发士子共鸣。
我当即返宫。
紫宸殿内，我提笔写下《问民帖》。全文不用典，不引经，只问三件事：
一问百姓，新政是否加重负担；
二问官吏，执行中有无阻滞；
三问士人，何为真正仁政。
末尾附录四则案例：
其一，雁州退役军卒凭惠民司凭证领到耕牛；
其二，灾区孤老收到金元宝“捐赠”的狐裘；
其三，织坊女工因工受伤，获商会赔偿十贯；
其四，某县令虚报灾情，被稽查司革职查办。
“贴满京城六街十三坊。”我对绿芜说，“孩童识字的，念给不识的听。”
当天傍晚，民情直奏箱就收到了第一批投书。有控诉地方胥吏借新政索贿的，也有感谢免役法救了一家性命的。最薄的一封只有两个字：“谢谢。”
第四日，谢知章入宫请安。
“陛下近日广开言路，臣甚欣慰。”他躬身道，“然民间愚昧，易受蛊惑。恐有奸人借‘民意’之名，行乱政之实。”
我看他一眼。“那你以为，什么是真正的民意？”
“民心所向，圣人教化而成。”他说，“非市井喧哗可定。”
“所以你要替他们想，替他们说？”
“臣不敢。唯愿陛下纳谏如流，勿偏听偏信。”
我从案上拿起一份誊抄的童谣集。“你说这是偏听？那这首‘女帝不收割头税，谢夫子家米满仓’，又是谁家孩子编的？”
他脸色微变。
“三日前你在国子监说的话，我也听说了。”我合上册子，“你说我行霸政。可你有没有去过码头？看过脚夫肩上的血痂？有没有进过织坊？听过女工咳血的声音？”
他低头不语。
“你可以批评我。”我说，“但别把百姓当成你讲学的道具。他们不是你的文章注脚，也不是你争权的筹码。”
他退下后，我命绿芜将最新汇总的舆情抄本送至各衙门，特别注明“陛下亲览，以为施政镜鉴”。
夜深，我独坐御书房批阅民情奏片。烛火跳动，映出窗外星河一片。
一支笔搁在砚台边缘，笔尖朝外，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