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那场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思想罢工”，就像海边的一场骤雨，来得猛，去得也快。雨过天晴之后，饲养班的这片“责任田”，便被他用汗水浇灌得生机勃勃。
解开了心结的他，如同真的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再把喂猪看成是一种惩罚，而是当成了他在西河大队刨地、种高粱一样的正经事业。他把他那股子在训练场上无处安放的蛮劲，和从黄土地里带来的、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都倾注到了这件“保障全营战斗力”的光荣革命工作上。
每天，当营区的起床号还在山谷里回荡时，王卫国早已挑着两个巨大的泔水桶，借着微弱的晨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炊事班与猪圈的小路上。炊事班的战士们睡眼惺忪地打开后门时，总能看到他那铁塔般的身影，以及那张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憨厚的笑脸。他煮猪食，就像是在熬制一锅传家的秘方老汤，不仅要把剩饭剩菜煮熟，还要搭配上他自己去山里割来的新鲜猪草，甚至会偷偷“挪用”一点炊事班剩下的菜叶子。他总说：“人吃不好没劲儿训练，猪吃不好，人就更没劲儿了！”
这套歪理邪说，竟让一向抠门的炊事班长老钱也无法反驳。
他很快就成了这群哼哼唧唧的“宝贝疙瘩”们名副其实的“猪司令”。他给每一头猪都起了名字，有叫“黑旋风”的，有叫“白牡丹”的，甚至有一头特别能吃、长得最肥的老母猪，被他命名为“教导员”，气得李教导员每次路过猪圈，都要笑骂他几句。他能通过猪的叫声，分辨出它们是饿了、病了，还是在“闹情绪”。
这天夜里，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王卫国睡到半夜，总觉得不踏实，好像听到了猪圈里有异样的动静。他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发现他最宝贝的那头名叫“教导员”的母猪，竟然要生了！
初冬的雨又冷又急，刚出生的小猪崽，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嗷嗷直叫，有几只体弱的，眼看就要活不成了。这可把王卫国急坏了。他看着这些脆弱的小生命，脑子里那根名为“内务条令”的弦，瞬间就崩断了。他做出了一个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找来一个大箩筐，在里面铺上干净的稻草，小心翼翼地把那十几只粉嫩嫩、嗷嗷待哺的小猪崽，全都装了进去。然后，他顶着狂风暴雨，像个偷了地主家孩子的贼，把这一筐“宝贝”，一步一个泥水印地端回了饲养班那间简陋的宿舍里！
他把小猪崽一只只地从箩筐里掏出来，用自己那件发黄的洗脸毛巾，一个个擦干。然后，他掀开自己那床带着汗味的军被，把这十几只小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了自己的床铺上。
第二天早上，正值营部内务检查。当检查组走进王卫国的那间宿舍里，总觉得屋里味道不对劲。等他看到王卫国床上那蠕动的一窝“粉色肉团”时，检查组王排长那口老黄牙都差点惊掉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猪崽风波”，就此爆发。闻讯赶来的教导员，看着那些被王卫国照顾得精神抖擞的小猪崽，哭笑不得。
最终，教导员要求王卫国必须遵守军营纪律，让他写一份检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
王卫国那份由方俊代笔的、题为《关于如何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人与猪的矛盾》的检查，后来成了全营的笑谈。
除了“仁心”，王卫国还展现了他惊人的“智慧”。老张班长每天用一把大铡刀铡猪草，费时又费力，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王卫国看在眼里，就动起了心思。他跑到营里的修理班，像个牛皮糖一样，缠着修理班长，软磨硬泡，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淘换来了一堆生了锈的齿轮、铁皮和一根废弃的传动轴。
接下来的几天，饲养班就变成了铁匠铺。王卫国凭着小时候蹲在村里铁匠铺门口看人打铁的模糊记忆，请来方俊当技术指导，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他用石头当铁砧，用铁锤当榔头，把铁皮敲打成刀片，把齿轮用铁丝固定在传动轴上。整个过程，土得掉渣，却充满了原始的创造力。几天后，一台长得歪瓜裂枣，看上去随时都会散架的“新式铡草机”，居然真的被他给捣鼓了出来。机器的主体是一个大木架子，下面连着一个脚踏板，人踩上去，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那一排简陋的刀片飞速转动。
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老张班长和炊事班长老钱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这玩意儿会当场散架。可王卫国一脚踩下去，那台“土发明”在一阵“嘎啦嘎啦”的抗议声中，居然真的飞速转动起来，一把猪草塞进去，瞬间就被切成了细碎的草末！
效率，比手铡高了至少三四倍！
“我的乖乖！”李大嘴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围着那台还在嘎吱作响的机器转了好几圈，最后重重地拍了拍王卫国的肩膀，“王卫国，你小子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台柴油马达？”
从此，“猪倌王卫国”的名头，在三营的后勤单位里，算是彻底叫响了。他不再是那个被人同情、甚至有些瞧不起的“倒霉蛋”，而是成了一个既会搞发明创造、又敢把猪崽抱回床上睡觉的、浑身都散发着猪食清香和传奇色彩的“养猪专家”。
而就在王卫国与他的“猪兵猪将”们，在后山坡上开创着一番热火朝天的事业时，方俊的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侦察排，是三营这头猛虎最锐利的眼睛和最灵敏的耳朵。他们的营房，就建在“恶魔岛”的最高处，像一座孤悬的鹰巢。这里视野开阔，能俯瞰整片海峡，但也意味着，他们是第一个承受海风侵袭、第一个暴露在敌人视线下的存在。他们的工作，枯燥、高度机密，且充满了看不见的硝烟和无形的压力。
方俊下连后的第一个专业训练科目，就是——使用望远镜，成为鹰巢里那只最敏锐的“鹰眼”。
那是一台苏式的高倍军用望远镜，通体漆黑，冰冷沉重，充满了金属的质感。它被牢牢地固定在观察站的射击口后，像一门无声的巨炮，炮口，永远对准着危机四伏的远方。班长施斌，亲自教他如何校准焦距，如何使用密位测距，如何用坐标纸快速锁定和标记目标。
“记住，”施斌班长指着海峡对岸，那片在望远镜里被放大了四十倍、连沙滩上的贝壳都依稀可见的灰蒙蒙的陆地，语气严肃得像一块花岗岩，“我们的眼睛，就要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上面！从日出到日落，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面任何一艘船的型号和航线，任何一个哨所的换防规律，甚至……营房区里任何一缕不正常的炊烟，都可能是致命的情报！”
方俊第一次把眼睛凑到那冰凉的橡胶目镜上时，心脏都忍不住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只在报纸社论和广播里听到过的、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的符号——“金门岛”，就这么突兀地、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闯入了他的视野。他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碉堡上那面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看到在沙滩上荷枪巡逻、面目模糊的哨兵，甚至能看到远处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驶过时扬起的尘土。
那不是一张地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呼吸着的、充满了敌意的存在。它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像一头与你隔着一道玻璃墙对视的猛兽，随时可能撞破这脆弱的和平，亮出它的獠牙。
和平年代的幻觉，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战争的阴影，是如此真实，如此具体。
方俊很快就在这项枯燥的工作中，展现出了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近乎强迫症的观察力，更有那颗如同计算机般精准的、过目不忘的大脑。
他可以连续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趴在观察口，像个入定的老僧，盯着一片看似毫无变化的海域。别的老兵看久了都会眼花缭乱，产生幻觉，他却能敏锐地发现，今天清晨出海作业的渔船编队，比昨天少了两艘，而且航线向南偏移了大约五度；对岸那个代号“狮山”的哨所，顶部的探照灯，在夜间闪烁的固定频率，比平时快了五秒。
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细节，在他眼里，都可能是某种信号。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用代码和坐标，用一手漂亮的字迹，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一个专用的加密本子上。晚上，他还会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把这些枯燥的数据，和班长施斌交给他的那本地图册进行比对，试图从这片混沌的信息海洋中，找出隐藏的规律和破绽。
他这种近乎自虐的“钻研精神”，让老班长施斌都暗暗称奇，觉得这小子，天生就是个干侦察的料。
这天下午，轮到方俊值班。海面上一片平静，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海鸟在低空盘旋。
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丝异动。在对岸一个被他标记为“三号危险区域”的礁石滩附近，似乎有几个不寻常的小黑点，在迅速地移动。他立刻屏住呼吸，手指稳定地转动调焦轮，将镜头缓缓地推到了最大。
那不是渔民！更不是海鸟！是几个穿着黑色紧身潜水服的蛙人！他们正利用礁石的掩护，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某种登陆渗透的战术演练！
方俊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他立刻拿起身旁的手摇电话机，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用在新兵连里学到的标准通话术语，向营部报告了他看到的坐标、目标数量和行动特征。
几分钟后，营区里那刺耳的战斗警报，第一次因为他的情报，而急促地响彻了整个山谷。虽然最后查明，那几个蛙人并没有越过海峡中线，只是一次极具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但方俊的这次“首次发现”，还是让他得到了营部值班室的通报表扬。
那天，王卫国提着一桶刚从连队厨房倒来的泔水、哼着跑调的家乡小曲，正准备去犒劳他那些“宝贝疙瘩”。路过营部操场的宣传栏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新一期的黑板报。那是方俊亲手出的，字迹挺拔，版面漂亮。在最醒目的“光荣榜”一栏里，用红色粉笔书写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侦察班，方俊”。
他停下脚步，把沉甸甸的木桶放在地上，站在黑板报前，看了很久，很久。
他不关心上面写的那些“警惕性高”、“专业素质过硬”、“及时发现敌情”之类的表扬词句，但他认出了“方俊”那两个字。那两个字，是方俊手把手教他写的，比他自己的名字还熟悉。
他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憨厚的、发自内心的、无比灿烂的笑容。
然后，他重新挑起那桶沉甸甸的猪食，转过身，朝着后山坡走去。他的脚步，似乎比刚才更加沉稳，也更加有力了。
方俊，在山顶上，用望远镜保卫着国家。
俺，就在这山脚下，用猪食槽保卫着他和全营的兄弟们。
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