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又璀璨的东方明珠香江城，中环德辅道上的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像一座钢铁巨人，在晨曦中泛着冷峻的金属光泽。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太阳的金辉，将街道切割成明暗交错的色块，早起的电车驶过，“叮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许峰与司徒倩穿过旋转铜门，门轴转动时发出低沉的嗡鸣。大理石地面的光洁倒映着他们略显凝重的身影，许峰的深灰色西装熨帖笔挺，司徒倩穿着一条月白色连衣裙，领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那是她母亲留下的遗物。连皮鞋踩上去的回声都透着肃穆，仿佛每一步都踏在时间的刻度上。
银行经理早已在贵宾室等候，他穿着熨帖的深色西装，胸前口袋巾露出一角白色，手指上戴着一枚朴素的金戒指。见到两人立刻起身，脸上堆着职业性的微笑，却掩不住好奇——他查过记录，这个编号柒零贰的保险箱，自1975年存入后就再未开启过，这对年轻男女要开启的，是近二十年的尘封往事。
验明钥匙与身份后，他带领他们穿过一道道需要双重验证的安全门。每扇门开启时都伴随着电子锁“嘀”的轻响，走廊两侧的监控探头缓缓转动，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灰尘与一丝若有若无的防虫剂气味，时间在这里仿佛变得缓慢而具象，连光线都比外面黯淡几分，像是进入了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保险箱库房沉重的金属门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回响，震得人耳膜微麻。
编号“柒零贰”的保险箱被两名保安小心翼翼地从架上取下，放置在铺着墨绿色绒布的小桌上。箱子表面覆盖着一层薄尘，用手指一抹就能留下清晰的痕迹，边角的镀铬有些氧化发黑，露出底下的黄铜底色。
许峰握着那把从老宅书房寻得的黄铜钥匙，指尖能感受到金属冰凉的触感与岁月的磨蚀感，钥匙柄上的花纹已被磨得模糊，却仍能辨认出是许家的族徽图案。他看了司徒倩一眼，她站在身旁，白色连衣裙的袖口轻轻垂落，遮住了半截手腕，眼神里是无声的支持与鼓励，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指尖在裙摆下悄悄蜷了蜷——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许峰早已熟记于心。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打破了库房内的寂静。
箱门开启的瞬间，一股更浓重的旧纸味扑面而来，混杂着干燥的油墨气息。里面并非金银珠宝，而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几叠文件，用牛皮纸档案袋分装着，袋口系着褪色的红绳，绳结是许敬鸿常用的“双套结”，紧实而不易松散。
最上面是一封许敬鸿亲笔书写的、纸张已然泛黄的信笺，边缘有些微卷，像是被反复抚摸过。抬头写着“致吾儿许峰或相关检视者”，字迹比日记里的沉稳许多，许峰认出，这是父亲晚年常用的笔锋，少了年轻时的锋芒，多了几分历经世事后的厚重。
信中以清晰而冷静的笔触，阐明留存这些文件的目的：“此为一九七二至七五年间，与英资‘远东联合贸易’及薇薇安·劳伦斯女士往来之全部记录，留存并非为饰非，实为证清白，以备不时之需，亦望后人明辨商海之诡谲，情义之真假。”末尾没有署名，只画了一个小小的船锚图案——那是父子俩小时候约定的秘密符号。
许峰小心翼翼地拿起第一份文件，指尖触到纸张的粗糙质感。那是一份极其详尽的商业谈判纪要，用蓝色复写纸复写，字迹有些模糊，需要凑近才能看清。
记录了“远东联合贸易”如何利用许敬鸿急于打开欧洲市场的心理，在合作条款中设置了一系列极其隐蔽的陷阱：不平等的利润分成——英方占七成，却只承担三成风险；高昂的专利使用费——远超市场均价的五个百分点；近乎苛刻的违约条款——延迟交货一天，罚款总金额的百分之一。
附页还有许敬鸿用红笔做的批注与分析，“此条看似宽松，实则暗藏玄机，一旦签署，等于将定价权拱手让人”，字迹力透纸背，精准地预判了对方每一步的意图。这显示他并非完全受蒙蔽，而是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努力周旋，像在布满暗礁的海面上掌舵，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
接下来是几份关键的合约草案修改过程稿，用回形针别在一起，纸张边缘有反复翻阅的折痕，边角都磨圆了。第一版草案相对公平，到第三版时，风险条款已密密麻麻添加了十几处，红色的修改液在纸上凝固成块，像一道道丑陋的伤疤。
许敬鸿在关键处都做了标记，用箭头指向“此条必删”“需律师复核”，并附上了当时香江法律顾问的谨慎意见复印件——“条款过于苛刻，恐对许氏不利，建议暂缓签署”，律师的签名旁还盖着红色的事务所印章，印章边缘有些模糊。
这表明他深知风险，但似乎被某种力量推动着，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许峰想起日记里父亲写的“工地工资快发不出”，瞬间明白那份无奈：家族企业的重担压在肩上，上百号工人等着吃饭，退一步可能就是万丈深渊。这些文件系统性地揭示了“远东联合贸易”企图通过商业合作逐步控制、最终吞并许氏海外业务的完整阴谋链条，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要将许家拖入绝境。
箱内另一个独立的文件袋里，妥善存放着几封以优雅字体书写的英文信件，信封上印着伦敦西区的地址，火漆印已开裂，露出里面的暗红色蜡质。寄件人正是薇薇安·劳伦斯，她的签名花体优美，却透着一丝锋芒。
许峰抽出信纸，纸张是上好的奶油色道林纸，质地厚实，淡淡的、属于那个年代的香水味依稀可辨，像是栀子与檀香的混合，并不浓烈，却带着侵略性，仿佛要钻进人的骨髓里。
信件内容从最初的公事公办——“关于贵方提出的钢材进口税率问题，我方已咨询海关”，到后来逐渐夹杂着私人问候与情感流露，“上周在皇家艺术学院看到一幅中国画，笔触与您相似，便想起您说过喜欢水墨画”，言辞巧妙，像温水煮青蛙，让人不知不觉放松警惕。
她既表达了对许敬鸿个人能力与魅力的“欣赏”，又不时透露出对合作前景的“担忧”与“个人建议”，“若条款能尽快敲定，或许我能说服董事会降低三个点的费用”，模糊了商业与情感的边界，像一条缠绕的藤蔓，看似温柔，实则想勒紧对方的脖颈。
其中一封信尤为关键，薇薇安在信中看似不经意地提及，“听闻许太太身体抱恙，深表关切”，并暗示若合作顺利，她可动用在英国的医疗资源提供帮助，“我认识圣托马斯医院的肺病专家，或许能提供些建议”。
这封信的日期，恰好与许敬鸿日记中记载妻子病情加重、他内心最为焦虑痛苦的时期吻合。结合商业条款的步步紧逼，其意图昭然若揭——利用许敬鸿的家庭困境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打一张温情牌，实则釜底抽薪。许峰捏着信纸的手指微微用力，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仿佛能看到父亲当年读这封信时，眉头紧锁，指尖在桌上反复敲击的模样。
司徒倩仔细阅读着这些信件，指尖轻轻点在“医疗资源”几个词上，轻声道：“她的笔触很厉害，每封信都像精心编织的网，既有情感的拉扯，又有现实的胁迫。知道爸爸重视家庭，就从太太的病情入手；清楚许氏当时的资金压力，就用降低费用做诱饵。”
她抬眼看向许峰，目光里带着理解，“爸爸当年身处异国，语言不通，人脉不熟，家族事业和家庭同时面临巨大压力，能保持清醒并最终保全核心利益，实在不容易。换作是我，未必能做得更好。”她的分析让许峰从最初的愤怒与不适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更理性地审视这段往事——父亲不是神，只是在绝境中努力撑住的普通人，有挣扎，有软弱，却始终没丢了底线。
他们继续翻阅，找到了许敬鸿亲笔记录的几次关键会面摘要，用的是带格的笔记本，封面印着“伦敦记事”四个字，字迹潦草却清晰，像是匆忙间写就。
其中明确写到他如何识破薇薇安试图利用情感影响商业判断的意图，“晚宴上她提及私人生活，我当即转谈合同细节，她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以及他最终下定决心，宁愿承受短期巨大损失，也要果断终止合作、止损回港的决策过程，“1975年3月12日，召集海外员工开会，宣布终止合作，虽损失百万，但保住了内地市场的渠道，值得”。
最后一份文件，是一份签署于1975年末的、完全撇清与“远东联合贸易”关系的最终法律协议副本，签名处许敬鸿的名字写得刚劲有力，笔画间带着决绝，标志着这场持续数年的商业与情感纠葛以许氏的惨痛代价但保全根基告终。
所有文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仅洗刷了所谓“灰色交易”的污名，反而凸显了许敬鸿在极端困境下的挣扎、警惕与最终守住底线的商业操守。
许峰长舒一口气，胸口像是卸下了一块巨石，心中对父亲的误解与疑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敬意与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解。“爸爸留下这些，不只是为了自证清白，更是为了警示后人。”他将文件仔细收好，按顺序放回保险箱，对司徒倩说，“他是想告诉我们，面对诱惑和胁迫，守住本心比什么都重要。”
司徒倩伸手帮他理了理微乱的领带，动作自然而轻柔，“你爸爸一定知道，他的儿子会像他一样，分得清是非，守得住底线。”她的指尖带着暖意，驱散了许峰心中最后一丝阴霾。
与此同时，陈宇那边也有了进展。他顶着黑眼圈，在办公室熬了两个通宵，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上还放着半盒吃剩的叉烧饭，已经凉透了。
通过追踪匿名电话的信号源（虽然对方使用了变声器和跳转装置，从香江转到新加坡再转至伦敦，但每一次跳转都留下了0.3秒的延迟记录，像狐狸留下的脚印），并结合对劳伦斯家族近年活动的调查，他锁定了一个活跃于港岛与伦敦之间的中间人——马克·陈。
此人有多次为英资财团处理“敏感事务”的前科，档案里记着他曾帮某公司匿名举报竞争对手偷税漏税，手段阴狠。更关键的是，陈宇查到他上个月曾在伦敦与薇薇安·劳伦斯的侄子共进晚餐，餐厅的消费记录还留着，账单上有两份牛排和一瓶1982年的波尔多红酒——那是劳伦斯家族偏爱的酒款。
证据指向，此次匿名举报和散布谣言，极有可能是劳伦斯家族残余势力，在得知基金会成立后，视其为许氏进一步巩固影响力的信号，便意图利用旧事进行报复和阻挠，见不得许家有安宁日子。
然而，就在许峰和司徒倩认为掌握了主动权时，司徒倩在上海的音乐学院同事通过长途电话传来消息。那时的长途电话线路不稳定，声音里夹杂着“滋滋”的杂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
对方的语速很快，透着焦急：“倩啊，你可得当心，沪上文化圈内开始流传一些关于你的风言风语，说你跟港商许峰合作成立基金会，实质是借文化项目为许家不甚光彩的家族历史‘洗白镀金’，甚至影射你利用自身影响力为许氏谋取不当利益，说你拿了许家的好处。”
对方顿了顿，压低声音，“那些话编得有鼻子有眼，连你去年带学生去香江交流的事都扯上了，说是为许家的地产项目做宣传。周教授听了都气坏了，让我赶紧告诉你。”
司徒倩接到电话时，正在帮助基金会遴选首批资助的青年艺术家名单，桌上摊着几十份简历，上面用红笔标注着“重点关注”“风格不符”，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杯壁上凝着水珠。
她握着听筒，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指节都露了出来，但声音依旧平静：“我知道了，谢谢您告诉我，费心了。清者自清，基金会的每一个项目都会在阳光下运行，有凭有据，不怕人查。”
放下电话，她看向窗外上海阴沉的天空，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乱晃，像无数只挥舞的手。她意识到这场战斗已经从香江蔓延到了她事业起步的地方，对方是想让她腹背受敌，乱了方寸。
许峰得知后，立刻表示要亲自去上海澄清，他已经让秘书查好了下周去上海的船票——那个年代，飞机票昂贵且班次少，长途旅行多靠邮轮，最快的“东方明珠号”每周三启航，要在海上漂三天两夜。
司徒倩却摇了摇头，伸手按住他正在翻船期表的手，他的掌心带着薄茧，是常年握笔和处理文件磨出来的。“你现在去，反而显得我们心虚，正中他们下怀。他们在上海散播谣言，就是想分散我们的精力，扰乱基金会的正常运作，让我们顾头不顾尾。”
她思考片刻，目光落在桌上的项目遴选标准上，接着说，“上海那边，我会联系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比如带过我的周教授，还有市文联的李主任，他们在圈内有威望，让他们帮忙了解谣言的具体来源和传播范围。同时，我们可以将基金首批资助的艺术项目公开招标细则尽快发布，特别是那些强调历史真实性、反映时代变迁的题材，比如资助一个‘沪港码头变迁’的摄影展，用实打实的项目回应一切质疑，比空口辩解有用。”
当晚，许峰和司徒倩在许氏办公室熬夜工作。办公室在顶楼，窗外是香江城的万家灯火，霓虹灯的光芒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长条状的光影，像钢琴的琴键。
许峰负责整理保险箱中取出的关键证据，将合约副本、父亲批注、薇薇安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用红笔标出关键节点，准备在必要时通过香江的《明报》《星岛日报》予以公开反击，他甚至想好了标题——“还原七十年代商业真相：许敬鸿如何抵御英资陷阱”。
司徒倩则与基金会的沪港两地成员召开电话会议，线路时断时续，她不得不重复说几遍才能让对方听清，“大家放心，所有资金流向都会公示，每个项目都会有第三方评估”，稳定人心，部署工作，并亲自起草了一份针对基金会宗旨与透明运作机制的说明文件，用打字机一字一句敲出来，键盘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准备适时向媒体和合作机构发放。
中途，许峰泡了两杯热咖啡，加了司徒倩喜欢的炼乳，递过去时不小心烫到了手指，她立刻拉过他的手，用嘴轻轻吹着，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灯光下，两人并肩作战的身影，透着无比的坚定与默契，偶尔抬头相视一笑，疲惫里带着安心。
在面对父辈复杂纠葛的往事与眼前新一轮的恶意攻击，许峰和司徒倩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或家族名誉，更是彼此间历经考验的信任，以及推动两地文化交流的初心。前方的路或许仍有风雨，但他们握紧彼此的手，便无惧任何方面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