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帅离去时那扇门合拢的闷响，仿佛一道最终的分割线，将我与我过往拥有的一切——真实与虚幻的——彻底隔绝。我没有立刻离开“云阙”那散发着腐朽香薰气味的走廊，而是像一尊被遗弃的石雕，在昏黄的光线下站立了许久，直到刺骨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才猛地一个激灵，被求生本能推着，踉跄地冲出了那扇象征着堕落与毁灭的大门。
室外，华灯初上，城市的霓虹如同无数双冷漠的眼睛，俯瞰着我的狼狈。深秋的夜风裹挟着冰凉的湿气，像无数把无形的小刀，轻易穿透我单薄的羊绒家居服，直刺肌肤。寒冷，前所未有的具体，不再是感官上的不适，而是变成了生存本身最直接的威胁。
我必须离开北京。立刻，马上！
这个念头如同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我近乎空白的脑海里疯狂燃烧。然而，“离开”这两个字，对于此刻身无分文的我而言，重若千钧。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右手。那张红色的、边缘已被我手汗浸得有些发软的百元假钞，像一块灼热的炭，紧贴在我的掌心。它是邹帅对我终极的否定，是钉死我尊严的最后一颗棺材钉。理智告诉我，应该将它撕碎，扬弃，让它连同我那可笑的过去一起湮灭。
可是……我的手却违背了理智的指令，将它攥得更紧。
万一呢？
一个微弱、卑劣、却又无比顽固的声音，在心底最阴暗的角落里响起。它像沼泽地里冒出的气泡，带着毒气，却也是黑暗中唯一可见的、扭曲的光源。
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件很快就不再属于我的家居服，我触手可及的“资产”，就只有这张假钞。我知道这是幻想，是自欺欺人，是我性格里那个导致我万劫不复的、总期待着奇迹和侥幸的缺陷在垂死挣扎。可如果我连这最后一点可怜的、肮脏的幻想都亲手掐灭，我还拿什么支撑自己走向下一个未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明天？
我裹紧了根本无法抵御寒风的家居服，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野狗，低着头，汇入了火车站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冷漠地滚动着车次信息，广播里字正腔圆的播报声在喧嚣中显得格外疏离。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汗味、泡面味、劣质香水的味道、以及地下通道传来的尿骚味……这一切混合成一股强大的、粗糙的、属于底层生存的洪流，将我这条刚刚从金色池塘里被捞出的、濒死的鱼，无情地冲刷着。
我的目标明确，又无比茫然。售票大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是我理论上该去的地方。但刚刚经历的一切，让我对那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偏离了主通道，拐向了广场边缘那些光线昏暗、更加混乱的区域。
这里是小贩的天下。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油炸食物的滋滋声，混杂着流浪歌手跑调的吉他声，构成了一幅嘈杂而充满生命力的浮世绘。摊主们大多面容沧桑，在寒风中用力地吆喝着，眼神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疲惫和对每一分收入的渴求。
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带着一种连自己都厌恶的审视，扫过一个个摊位，最终锁定在那些看起来最没有威胁、最容易得手的目标上——一个蜷缩在广告牌阴影里、面前只摆着几双廉价毛线手套和鞋垫的老太太，她花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飘动，双手插在袖管里，身体微微发抖；一个推着锈迹斑斑三轮车、卖着“正宗长沙臭豆腐”的干瘦男人，他正忙着给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打包，收下几张零碎的纸币，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还有一个抱着熟睡婴儿、面前纸板上写着“求助”二字、脚下放着一个小铁罐的年轻母亲，她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仿佛与周围的喧嚣隔绝。
他们……也许……不会发现吧？
那卑劣的念头再次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天色这么暗，他们那么忙，或者那么绝望……我这身看似“体面”的打扮，或许能麻痹他们？用这张假钞，买一双根本不需要的手套，或者一碗臭豆腐，然后换来九十多块救命的真钱……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一种混合着巨大羞耻和病态侥幸的撕裂感。我知道这想法有多么无耻。这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他们或许一天也赚不到一百块，这张假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天甚至几天的辛苦付诸东流。
道德感像一根粗糙的绳索，死死地勒住了我的喉咙。我想起了老周，想起了那碗承载着过往温暖与真诚的炸酱面。与眼前这些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的面孔相比，我此刻的念头显得如此肮脏和不堪。
我朝着卖手套的老太太，慢慢地挪了过去。她抬起浑浊的双眼，看向我，那目光里没有期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顺从。
“手套……五块，鞋垫……三块。”她声音微弱，几乎被风声淹没。
我的右手在口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假钞，汗水几乎要将它浸透。我张了张嘴，想说“买双手套”，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沾满污泥的棉花。我看着她那双布满冻疮和老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的手，看着她面前那个装着几张毛票和硬币的破旧铝饭盒，一股强烈的自我厌恶感猛地涌了上来。
我做不到。至少，对她，我下不去手。
我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收回目光，几乎是逃跑般地转身，冲向了旁边那个臭豆腐摊。浓烈、怪异的气味扑面而来，带着一种底层生活的、粗粝的真实。
“老板，来一份。”我声音干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好嘞！五块！”摊主麻利地夹起几块黑乎乎的豆腐，开始涂抹酱料。他的动作熟练而快速，脸上带着一种小生意人特有的、对生计的专注。
就是现在！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右手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假钞，动作僵硬地递了过去。那一刻，我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内心疯狂地祈祷着：快接过去，快找钱，快！
然而，就在我的手指即将触碰到他沾满油污的手时，我的动作顿住了。我看到他三轮车把手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小书包，上面印着某个模糊的卡通图案，书包侧面插着一个掉了漆的儿童水杯。他可能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正在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这寒冷的夜晚辛苦劳作。
我这轻轻一递，递出去的不仅仅是一张假钞，更是砸向他本就艰难生活的一块巨石。
那残存的、该死的良知，再次扼住了我的手腕。
摊主已经调好了酱料，用一次性纸碗装好，伸手来接钱，却看到我僵在半空的手，和脸上挣扎扭曲的表情。他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
“……算了，突然不想吃了。”我猛地收回手，将假钞重新塞回口袋，几乎是语无伦次地丢下一句，再次仓皇逃离。身后似乎传来摊主不满的嘟囔声，但我已经听不清了。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不是因为运动，而是因为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与自己内心魔鬼的搏斗。我失败了，败给了自己那点可怜又可恨的“良心”。我痛恨这样的自己，既做不了彻头彻尾的恶人，又无法维持曾经虚假的体面，活得像一个挣扎在泥潭里的、可悲的小丑。
寒冷和绝望，如同两只无形的手，越来越紧地扼住我的喉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这样下去，我会冻死，或者饿死在这广场上。售票大厅，成了我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奔赴刑场一般，拖着沉重的步伐，再次走向那灯火通明的大厅。里面依旧人声鼎沸，每一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选择了一个队伍相对移动较快、窗口内的售票员是一位看起来面容和善的中年大姐的队伍，默默地站到了队尾。
等待的过程，每一秒都是煎熬。我低着头，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我这身不合时宜的打扮和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的手始终插在口袋里，紧紧攥着那张假钞，掌心湿滑冰冷。
万一呢？ 那魔鬼般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带着更强的诱惑力。售票员经验丰富，但人也多，她可能不会看得太仔细……也许她看我样子可怜，会通融一下……也许光线……
各种侥幸的念头像水底的泡沫一样不断冒出。我甚至开始在心里演练，如何自然地递出钞票，如何在她可能提出疑问时，用一种“不小心拿错了”的、带着些许尴尬又镇定的语气回应。
队伍一点点前进。终于，前面只剩下一个人了。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呼吸变得急促而不规律。我能清晰地听到窗口内验钞机划过真钞时那清脆的“嘀”声，每一声都像是对我的最终审判的倒计时。
轮到我了。
我僵硬地走到窗口前，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去哪？”里面的中年大姐头也没抬，手指熟练地在键盘上敲打着。
我用颤抖的左手，指向屏幕上那个最便宜的、通往南方陌生小城的车次。“硬座，一张。”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
“七十八块五。”
就是现在！
我的右手，那只紧握着最后希望（或者说最后耻辱）的右手，极其缓慢地、带着巨大的决心和一丝连自己都唾弃的期盼，伸向了窗口下的凹槽。我将那张皱巴巴、被汗水浸得有些柔软的百元假钞，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心脏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
我死死地盯着售票大姐的手。她像之前无数次一样，拈起了钞票。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我看到她的手指在钞票的毛主席水印处和金属线上习惯性地摩挲了一下。动作有不到半秒钟的凝滞。
她抬起头，目光第一次正式地落在我的脸上。那目光里没有冰冷的鄙夷，反而带着一种……一种不易察觉的、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谨慎，甚至是一丝微弱的、试图维护对方颜面的善意。
她微微皱了下眉，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将钞票往我这边稍微推回了一点，同时，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同志，您……是不是拿错钱了？要不要再仔细看看？”
她在给我台阶下！
我的脸颊瞬间变得滚烫！她看出来了！但她没有声张，她在暗示我！只要我现在立刻收回假钞，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不好意思拿错了！”，然后狼狈离开，至少，能保住这最后一点可怜的、在陌生人善意维护下的体面！
血液嗡的一下冲上头顶，巨大的羞耻感和一丝得救般的侥幸同时攫住了我。我几乎就要伸手去拿回那张假钞——
“喂！前面的！搞什么名堂啊？快点行不行？我们都等着呢！”
一个粗鲁、不耐烦的声音在我身后炸响，像一记重锤，狠狠砸碎了我刚刚升起的那点卑微的期望。
我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穿着工装、满脸横肉、脖子上挂着一条脏兮兮毛巾的中年男人，正不满地瞪着我，他身后排队的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抱怨声四起。
“就是啊！磨磨蹭蹭的！”
“没钱买什么票啊！”
“拿张假钱糊弄谁呢？当人家看不出来啊？”另一个尖利的女声故意拔高了音量，带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恶意。
那售票大姐的脸色也变得有些为难和急促起来。在众目睽睽和一片催促声中，她那点微弱的善意，瞬间被现实的洪流冲垮了。
她不再犹豫，拿起那张假钞，对着窗口内的灯光再次快速确认了一下，然后看向我，语气虽然依旧保持着克制，但之前的那点维护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冷硬：
“对不起，你这张是假币，按规定需要没收。请你换一张。”
“假币！”
“果然是假钱！”
“穿得人模狗样的，用假钞！”
身后的议论声和嘲笑声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淹没。那些目光，如同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将我最后一点试图维持的遮羞布彻底撕碎。我不是一个“可能拿错钱”的可怜人，我是一个“使用假钞”的、活该被唾弃的骗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脸颊火辣辣的，如同被无数只手掌反复抽打。在那一片混乱和鄙夷的目光中，我几乎是本能地、僵硬地伸出手，没有去拿回那张被宣判死刑的假钞（它已被售票员收起），而是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踉踉跄跄地挤开身后的人群，在一片“嘘”声和指责声中，无比狼狈地逃出了售票大厅。
冰冷的雨水混合着屈辱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重新站在广场上，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单薄的身体。完了，最后的希望，连同那点可怜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就在这时，那个之前卖臭豆腐的干瘦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不远处。他此刻没有推着他的三轮车，而是换上了一件略显宽大的旧夹克，揣着手，鸭舌帽压得很低，眼神里不再是之前那种做小生意时的讨好，而是闪烁着一种精明的、如同评估货物般的光芒。
他慢慢踱过来，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油滑：
“哥们儿，窗口走不通了吧？”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要票吗？我这儿有。不过嘛……得用值钱的东西换。”
我猛地抬头，看向他。这张脸，几分钟前我还因为一丝可笑的“良心”而放过了他，此刻，却以黄牛的身份，带着毫不掩饰的算计，出现在我面前。
巨大的讽刺，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瞬间刺穿了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
原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自以为是的“善良”，在残酷的现实和生存法则面前，是如此的可笑和一文不值。
我看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唯一值钱的、已经被雨水打湿的羊绒家居服。寒冷已经让我的身体开始失去知觉，意识也开始模糊。
我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彻底放弃一切的麻木，对着这个曾经的“臭豆腐摊主”，如今的“黄牛”，说出了最终的交易：
“……我用这件衣服，换一张……最快离开这里的……站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