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9日，鲁北的冬天正透着钻骨的冷。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掠过山东涝陵正店镇外那片荒滩时，还会卷起枯草碎屑，打着旋儿撞向远处那栋灰蒙蒙的建筑——那是座荒废了五年的化工厂，墙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厂区大门歪歪斜斜挂着半块铁皮，风一吹就“吱呀”作响，活像个咽气前还在喘气的老物件。
家住镇上的徐大哥，这天揣着刚从集上赚的几十块零钱，裹紧了身上洗得发白的棉袄往家走。他是个干零活的，平时帮人搬搬货物、修修农具，这天赶的是邻镇的年集，想着快过年了，给家里娃买点糖块，顺便扯块布让媳妇做件新棉袄。走到离化工厂还有百十米远时，徐大哥下意识放慢了脚步——这地方他打小就熟，自打五年前化工厂倒闭，老板欠着工资跑了之后，就再也没人踏足过，厂区坝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夏天能藏住野兔，冬天就只剩一片枯黄，连拾荒的都嫌这儿晦气。
可今儿个，那片荒草掩映的坝子里，偏偏多了个“不速之客”。
徐大哥眯着眼睛往那边瞅，风把他的刘海吹得贴在额头上，他抬手扒拉了一下，再定睛看——是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坝子正中间，车身蒙了层薄灰，却在冷光里透着股不属于这儿的“新气”。他心里犯了嘀咕：这时候谁会把车停在这儿？上午天没亮他去赶集时，好像就瞅见个模糊的影子，当时天太黑，他还以为是看错了，可现在下午三点多，太阳斜斜挂在西边，那辆车的轮廓清清楚楚——车头朝着化工厂的方向，车尾对着公路，就那么孤零零地杵在荒草里，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按理说，这儿连条正经路都没有，车开进来都得绕半天，谁会没事把车停在这儿？”徐大哥站在路边，手插在棉袄兜里，指节攥得发紧。他想转身走，可脚像被钉在了地上——那辆车太扎眼了，荒无人烟的废厂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个东西，就像白纸上溅了滴黑墨，怎么看都不对劲。
犹豫了好一会儿，徐大哥还是迈开了步子，顺着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往坝子里走。荒草没过了他的脚踝，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枯草断裂的“咔嚓”声，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化工厂里飘来的怪味儿——那是种混合了铁锈、腐烂树叶和残留化学试剂的味道，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离车还有十米远时，徐大哥就看清了：这车没有牌照。前后车牌的位置都是空的，只留下几道螺丝孔，像是被人特意卸走了。他心里的不安又多了几分，凑近了些，隔着结了霜花的车窗往里看——驾驶座空着，副驾驶也空着，后座堆着件黑色的外套，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东西。
“没人？”徐大哥皱着眉，绕着车走了一圈。走到副驾驶这边时，他无意间低头，借着夕阳的光，突然瞥见副驾驶座椅的靠背上，沾着几滴暗红色的东西。
那颜色太扎眼了，在灰色的布料上，像凝固的血。
徐大哥的心脏“咯噔”一下，猛地往后退了一步，脚底下绊到了石头，差点摔在地上。他扶着车屁股站稳，再往那座椅上看——没错，就是血！虽然只有几滴，可边缘已经发黑，显然不是刚沾上的。
“没人的废厂，没牌照的车，还有血……”徐大哥的声音发颤，手不由自主地摸向口袋里的手机——那是个旧款诺基亚，屏幕裂了道缝，是他去年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他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抖了半天，才按对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同志吗？我在涝陵镇外的废化工厂里，发现一辆没牌照的车，车上还有血……你们快来看看吧！”
挂了电话，徐大哥没敢再待，退到公路边等着，眼睛死死盯着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好像生怕它突然消失似的。风越来越大，刮得他耳朵生疼，可他一点都没察觉——他满脑子都是那几滴血，琢磨着这车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又怕自己惹上麻烦，可转念一想，要是真出了大事，自己不管不顾，心里又过意不去。
大约二十分钟后，远处传来了警笛声。两辆警车沿着公路驶来，红蓝交替的灯光划破了冬日的冷清，停在了徐大哥面前。下来了五六个民警，都穿着藏蓝色的制服，戴着警帽，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掏出本子问徐大哥：“同志，是你报的警？车在哪儿？”
徐大哥指了指坝子里的车，声音还有点发紧：“就在那儿，我上午路过就看见了，下午回来还在，没牌照，副驾驶座椅上有血。”
老民警点了点头，朝身后的人递了个眼色：“小王，小李，你们去查车，注意保护现场，别破坏痕迹；剩下的跟我去厂区周边看看，仔细点搜。”
几人分工明确，两个年轻民警拿着勘查箱，小心翼翼地走到车边，先在车周围撒了粉，再用手电筒照着车窗，一点点观察；老民警则带着另外三人，顺着化工厂的围墙往里走，厂区里的荒草比坝子里的还高，他们得用棍子拨开草才能往前走，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看地面上有没有脚印、烟头之类的痕迹。
徐大哥站在公路边，看着民警们忙碌的身影，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听见年轻民警在车里翻找的声音，还听见老民警喊“这边草有被踩过的痕迹”，可没一会儿，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
“张队！快过来！这儿有情况！”
那是个年轻民警的声音，透着股急切，还带着点慌乱。老民警（后来徐大哥才知道，他是涝陵镇派出所的张所长）立刻带着人跑了过去，徐大哥也忍不住跟着凑了过去，只见几个民警围着厂区西北角的一个池子，正探头往下看。
那是个废弃的化工原料池，方形的，边长有两米多，深约三米，池口围着半米高的水泥台，上面长满了青苔，还沾着些褐色的污渍。池子旁边堆着几根生锈的钢管，池子里飘着股刺鼻的气味，比刚才闻到的更重，像是硫酸混着腐烂的味道，呛得人忍不住捂鼻子。
张所长蹲在池口边，从兜里掏出个手电筒，顺着池壁往下照。光线穿过昏暗的空气，落在池子底部——徐大哥也凑过去，顺着光线往下看，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池子底部，蜷缩着一个人。
那是个中年男人，上身赤裸，皮肤苍白得像纸，脸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霜花，像是冻住了；下身的深色裤子褪到了膝盖以下，露出两条细瘦的腿，脚尖微微踮着，手指蜷缩成爪状，一动不动地躺在池底的泥水里。在他旁边，散落着几件衣服——一件黑色的棉袄，一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条秋裤，旁边还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干硬的馒头，以及一瓶没拧盖的矿泉水，瓶身上结着一层冰。
“这……这是死人？”徐大哥的声音抖得厉害，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撞到身后的民警。
张所长没说话，眉头拧得紧紧的，对着身后的人说：“赶紧联系法医和技术队，让他们过来！另外，把池子周围封了，别让人靠近！”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有人拉警戒带，有人打电话，张所长则继续蹲在池口边，用手电筒仔细照着池底的每一个角落。徐大哥看着那具冻僵的尸体，心里直发毛——他活了四十多年，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场面，荒郊野岭的废厂里，一个男人光着上身死在化工池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
大约一个小时后，法医和技术队的人来了。法医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拿着勘查工具下到池底——池子深三米，他们找了个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下去，先是检查了尸体的外观，又摸了摸尸体的僵硬程度，还翻看了死者的眼睛和指甲，最后才把尸体抬了上来，放在铺着白布的担架上。
技术队的人则在池口周围勘查，有人用相机拍照，有人提取地面上的痕迹，还有人检查池壁上有没有攀爬的印记。徐大哥站在警戒带外，看着法医蹲在担架旁，对着尸体小声说着什么，张所长在一旁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
过了一会儿，法医站起身，摘了口罩，对张所长说：“张队，初步判断，死者是中年男性，身高约一米八，体型壮实，死亡时间大概在半个月前。死因是低温症导致的冻死——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应该是在池底挣扎时弄的。另外，死者的衣服是自己脱的，不是别人扒的，从脱衣的顺序和姿势来看，是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符合低温症的特征。”
“低温症？自己脱衣服冻死的？”张所长皱着眉，“可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化工池里？还带着馒头和矿泉水，难道是来这儿自杀的？”
法医点了点头：“从尸体状态来看，确实是冻死的。低温症这东西，很多人不了解——当人体体温降到32c以下时，大脑会出现幻觉，身体会产生‘热感’，就算周围环境很冷，也会觉得浑身燥热，然后无意识地脱衣服。就像冬天洗凉水澡，一开始觉得冷，过一会儿反而觉得热，是一个道理。死者应该是在池底待了一段时间，温度太低，出现了低温症，自己把衣服脱了，最后冻僵死亡。”
张所长没说话，走到池口边，又往下看了一眼。池底的泥水还在反光，旁边的馒头和矿泉水瓶孤零零地躺在那儿——如果是自杀，为什么要带食物和水？自杀的人通常不会准备这些东西，更不会选择在这么偏僻的化工池里冻死自己。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张所长摇了摇头，“再仔细查，池子里有没有别的东西？池口周围有没有异常？”
技术队的人立刻加大了勘查力度。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蹲在池口的水泥台上，用小刷子刷着上面的青苔，突然喊了一声：“张队！你看这儿！”
张所长走过去，顺着技术员指的方向看——水泥台的边缘，有一道新鲜的摩擦痕迹，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青苔都被蹭掉了，露出下面的水泥原色。技术员又指了指池口旁边的地面：“这儿有块石板，好像被移动过。”
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池口右侧的地面上，放着一块方形的水泥板，约一米见方，厚度有十厘米左右，上面沾着青苔和泥土，边缘还有些新鲜的划痕。两个民警试着抬了抬，使出了浑身力气，石板才动了一下。
“这石板至少有一百斤重。”一个民警喘着气说，“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它就放在这儿，还以为是原来就有的，没太在意。”
张所长蹲下身，仔细看了看石板的底部，又看了看池口边缘的摩擦痕迹，突然眼睛一亮：“你们看，石板底部的泥土，和池口水泥台上的泥土是一样的——这说明，这块石板之前是盖在池口上的，后来被人移开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池深三米，死者在池底，怎么可能自己把一百多斤的石板盖在池口上？就算他能爬上来，也没力气搬这么重的石板；更何况，池底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东西，死者一旦下去，根本不可能上来。
“也就是说，当时池子里有死者，池子外面还有另一个人。”张所长站起身，声音严肃起来，“那个人在死者进入池子后，用这块石板把池口盖住了，把死者困在了里面！死者在池底又冷又怕，最后出现低温症，脱了衣服冻死——这不是自杀，是他杀！”
这个结论让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徐大哥站在警戒带外，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更是惊得不行——原来这不是简单的自杀，是有人故意把死者困在池子里，让他活活冻死！
技术队的人立刻对石板进行了勘查，试图提取指纹，可石板表面太粗糙，还沾着泥土和青苔，根本提取不到清晰的指纹。他们又在池子周围扩大勘查范围，可因为天气太冷，地面都冻硬了，加上之前的风刮过，很难找到完整的脚印。
“先把尸体运回局里，做进一步尸检。”张所长对着手下说，“另外，重点查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车没牌照，但肯定有车架号，通过车架号找车主，说不定能找到死者的身份。还有，查一下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周边的村民有没有见过可疑人员。”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将尸体抬上救护车，送往县局；查车的民警则回到那辆银灰色小轿车旁，打开了引擎盖——在发动机的侧面，他们找到了车架号，用拓印纸将号码拓了下来，然后通过警务系统，将车架号发给了县局的信息科，让他们查询车主信息。
没过多久，信息科就回了电话——这辆车的车主叫李楠，43岁，天津人，职业是个体司机，也就是俗称的“黑出租”司机。
“天津人？黑出租司机？”张所长皱着眉，“天津离这儿有几百公里，他怎么会跑到山东涝陵镇的废厂里，还死在化工池里？”
他立刻让民警联系天津警方，查询李楠的信息。天津警方很快回复：李楠已经失踪18天了，他的家人在1月11号就报了警，天津警方一直在找他，还贴了寻人启事，询问了不少黑车司机，可一直没消息。
“联系李楠的家属，让他们来辨认尸体，顺便提取dNA，和死者的dNA做比对。”张所长说。
第二天，李楠的妻子和弟弟从天津赶到了涝陵镇。李楠的妻子是个盲人，眼睛看不见，由弟弟搀扶着，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当民警把死者的照片拿给李楠弟弟看时，他只看了一眼，就红了眼睛，哽咽着说：“是……是我哥……他穿的裤子，还有旁边的棉袄，都是他失踪前穿的……”
dNA比对结果也很快出来了——死者确实是李楠。
身份确定了，可疑问更多了：李楠是天津的黑出租司机，平时在天津市区跑车，怎么会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山东涝陵镇？他为什么会被人困在废化工厂的化工池里？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他？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张所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涝陵镇，继续勘查现场，走访周边村民，寻找可疑人员；另一路则前往天津，调查李楠的社会关系、失踪前的行踪，以及他开的黑出租的情况。
前往天津的民警很快有了消息。他们找到了李楠平时跑车的地方——天津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黑车聚集地，找到了几个和李楠关系不错的黑车司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不少关于李楠的情况。
李楠的日子过得很苦。他妻子天生失明，不能工作，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全靠他开黑车赚钱养活。他每天早上五点就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家，一天要跑十几个小时，赚的钱除了加油和交“管理费”（黑车聚集地的地头蛇收的保护费），剩下的都给家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中午就啃两个馒头，喝瓶矿泉水。
“李楠这人，性格特别软，老实巴交的，从来不敢跟人争。”一个和李楠认识多年的黑车司机说，“有一回，一个乘客坐他的车，到地方了不给钱，还骂他，他都没敢还嘴，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帮他把钱要回来的。他这辈子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养活老婆孩子，没跟谁结过仇，怎么会让人杀了呢？”
民警还了解到，李楠失踪前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月11号，有人在天津火车站见过他。那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想包车去山东，先问了几个司机，都嫌价格太低没同意，最后找到了李楠。两人谈了一会儿，李楠同意了，然后就带着小伙子上了车，往山东方向开去——那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李楠。
“那个小伙子什么样？”民警问。
“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挺瘦的，穿件黑色的夹克，戴个黑色的帽子，说话有点山东口音。”那个黑车司机回忆道，“当时我还跟李楠说，‘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去，小心点’，他说没事，就是赚点辛苦钱，没想到……”
这个线索让民警眼前一亮——小伙子是山东口音，要去山东，而李楠最后死在了山东涝陵镇，这两者之间肯定有关联！
与此同时，留在涝陵镇的民警也有了新发现。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里，发现了一个不属于李楠的东西——一台豪华车载音响。李楠的家属说，李楠的车是辆旧款捷达，买回来的时候就没装音响，平时他也舍不得花钱装，这辆车上怎么会突然多了一台豪华音响？
“凶手为什么要给车装音响？”张所长琢磨着，“如果是抢劫，杀了李楠之后，直接把车开走卖掉就行了，没必要花钱装音响，最后还把车扔在废厂里——这不符合抢劫犯的逻辑。”
更奇怪的是，根据周边村民的回忆，这辆车是1月29号才出现在废化工厂的坝子里的，而法医判断李楠的死亡时间是1月15号左右——也就是说，李楠死后，这辆车还在山东境内跑了半个月，直到1月29号才被凶手扔在废厂里。
“凶手在李楠死后，开着他的车在山东跑了半个月，还装了音响，最后才把车扔掉——他到底想干什么？”张所长觉得这案子越来越复杂，“难道他不是为了抢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技术队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的副驾驶脚垫下，以及废化工厂坝子的角落里，各找到了一张纸条。这两张纸条都是从同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的边缘还留着撕裂的痕迹，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内容一模一样：“今欠崔鹏飞人民币贰万元整（元），欠款人：李楠。”
两张纸条的落款日期不一样：一张是2009年5月10号，另一张是2010年1月12号。
“崔鹏飞？”张所长拿着纸条，眉头紧锁，“李楠的家属说，他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李楠欠了别人钱。这两张欠条是怎么回事？”
民警立刻将纸条送到了市局的笔迹鉴定科。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两张欠条上的字迹，确实是李楠的亲笔所写。但鉴定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疑点——两张欠条上的墨水，虽然看起来颜色略有不同，但老化程度一致，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段写的，而不是像落款日期那样，间隔了八个月。
“也就是说，这两张欠条是李楠在同一时间写的，一张落款是1月12号（也就是他失踪后的第二天），另一张是伪造的2009年5月——这肯定是有人逼着他写的！”张所长立刻意识到，“这个崔鹏飞，很可能就是凶手！”
民警立刻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里查询“崔鹏飞”这个名字，重点排查山东境内，尤其是涝陵镇周边的人员。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崔鹏飞，24岁，山东阳信县人，阳信县离涝陵镇只有几十公里，而且他的老家，就在废化工厂附近的崔家村！
更重要的是，这个崔鹏飞一直在天津打工，去年年底才从天津回老家——这和那个黑车司机描述的“山东口音、从天津去山东”的小伙子完全吻合！
“就是他！”张所长一拍桌子，“立刻调查崔鹏飞的行踪，准备抓捕！”
民警很快查到，崔鹏飞1月11号从天津出发，1月12号回到阳信县老家，之后又开着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在济南、德州、滨州等地转悠，1月29号回到涝陵镇，把车扔在了废化工厂，然后回了崔家村。
1月30号早上，民警在崔家村的一个小饭馆里找到了崔鹏飞。当时他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吃着面条，喝着啤酒，看起来很悠闲。当民警走进饭馆，亮出证件时，崔鹏飞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放下筷子，说：“我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李楠是我杀的。”
被捕后的崔鹏飞，在审讯室里表现得异常嚣张。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可说起话来却带着股狠劲，尤其是提到如何制服李楠时，嘴角还带着得意的笑。
“我去年在天津打工，年底准备回家过年，结果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我他妈混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我坑别人，没想到这次被别人坑了，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崔鹏飞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我想，反正没钱了，不如干一票大的——抢个黑车，既能拿到钱，还能有车开。”
1月11号下午，崔鹏飞在天津火车站找到了李楠，以“包车去山东阳信”为由，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崔鹏飞都在观察李楠——他看李楠个子高，但说话温和，看起来很老实，就觉得这个人好欺负。
1月12号凌晨，车开到阳信县境内的一条偏僻公路上时，崔鹏飞突然动手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趁李楠不注意，从怀里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钢管，猛地砸向李楠的后脑勺。李楠没防备，被砸得头晕目眩，方向盘都没握住，车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
“他当时就慌了，双手乱挥，还想喊救命。”崔鹏飞得意地说，“我又用钢管砸了他几下，他就不敢动了，一个劲地求饶，说‘兄弟，钱都给你，别杀我’。”
崔鹏飞把车停在路边，逼着李楠交出了身上的所有钱——只有八百多块。他嫌少，又盯上了李楠的车：“这破车虽然旧，但好歹能开，不如你写个欠条，就说欠我两万块，用这车抵债。”
李楠不敢反抗，只好按照崔鹏飞的要求，写了一张落款为1月12号的欠条。可崔鹏飞觉得这张欠条太假，怕李楠回去报警，又逼着他写了一张落款为2009年5月的欠条，假装两人早就有债务纠纷。
“写完欠条，我本来想放他走，可又琢磨着——他要是报警，我就算有欠条也没用，不如干脆把他弄死，一了百了。”崔鹏飞说，“我问他‘你想怎么死’，他吓得哭了，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崔鹏飞想了想，决定把李楠带到涝陵镇外的废化工厂——那地方他小时候常去，知道有个深不见底的化工池，没人会去那儿。他逼着李楠钻进了汽车后备箱，然后开着车往废化工厂走。
“他还挺听话，我让他进后备箱，他就乖乖进去了，还问我‘会不会闷死’。”崔鹏飞嗤笑了一声，“一路上，我停了好几次车，去买东西、吃饭，车钥匙就插在上面，他要是想跑，早就跑了，可他就是不敢——真是个窝囊废！”
1月15号下午，崔鹏飞把车开到了废化工厂。他打开后备箱，逼着李楠从里面出来，然后把他带到了那个化工池边。李楠这时候才意识到崔鹏飞要杀他，开始反抗，可他平时没打过架，又被崔鹏飞之前砸伤了脑袋，没几下就被崔鹏飞制服了。
“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在他脑袋上，他就晕过去了。”崔鹏飞说，“我把他扔进池子里，然后搬了块石板，把池口盖住——我想，让他在里面冻死，谁也发现不了。”
之后的半个月里，崔鹏飞开着李楠的车，在济南、德州、滨州等地转悠，还花了几百块钱，给车装了台豪华音响，觉得这样“有面子”。可他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尤其是看到路边的警车时，更是吓得不行。
1月29号，崔鹏飞觉得这车不能再开了，就把车开回了废化工厂，扔在坝子里，然后回了老家。他没想到，自己在扔车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两张欠条掉在了车里和坝子上，最后成了警方抓他的证据。
“我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崔鹏飞低着头，声音里没了之前的嚣张，多了几分沮丧。
2010年10月，崔鹏飞因故意杀人罪，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宣判那天，李楠的妻子由弟弟搀扶着，来到了法庭。当听到“死刑”两个字时，她虽然看不见，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她终于为丈夫讨回了公道。
徐大哥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废化工厂。每次路过那儿，他都会绕着走，想起那天看到的银灰色小轿车、副驾驶上的血迹，还有池底那具冻僵的尸体，心里就直发毛。他常跟人说：“做人啊，千万别干坏事，不管你藏得多深，最后都会被揪出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那座废化工厂，后来被当地政府拆除了，改成了一片农田。春天的时候，田里种上了小麦，绿油油的一片，再也看不出曾经发生过的惨案。可当地人都记得，2010年的那个冬天，在这片荒地里，曾发生过一起令人唏嘘的命案——一个老实巴交的黑车司机，因为懦弱，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最终惨死在冰冷的化工池里；而一个心狠手辣的歹徒，虽然一时得逞，却最终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这个故事，也成了涝陵镇人茶余饭后的警示——它提醒着人们，面对危险时，不能一味懦弱退让，要学会反抗；更提醒着那些心怀歹念的人，任何罪恶，都终将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