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狂贺知章：83岁辞官归隐，敢拿金龟换酒，一生把日子过成诗酒派对
第一章 狂萌初现：从越州才子到长安“大龄考生”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的贺家，迎来了一个哭声格外响亮的男婴——贺知章。这贺家算不上顶级豪门，但也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家里藏的书能堆满三间屋，用贺知章后来的话说：“我打小就没玩过泥巴，全在书堆里摸爬滚打。”
按说书香门第的孩子，大多走“乖乖仔”路线：背诗、练字、考科举，一步一个脚印。可贺知章偏不，他的“狂”从小时候就藏不住——别的小孩背诗要摇头晃脑念十遍，他扫一眼就能记住，还敢跟教书先生“抬杠”：“先生，‘床前明月光’要是改成‘窗前明月光’，是不是更顺口？”气得先生拿着戒尺追他，他却边跑边喊：“写诗哪有那么多规矩！”
长大点的贺知章，更是把“狂”写在脸上。他不爱在家啃书本，总爱往钱塘江边跑，要么跟渔夫喝酒聊天，要么对着江水吟诗作对，喝醉了就躺在江边的草地上，枕着石头睡觉，嘴里还念叨：“江风是我的被子，月亮是我的灯，这日子比待在书房舒服多了！”
家人劝他：“你都二十多了，该好好准备科举了，总在外面疯玩像什么样子？”贺知章却满不在乎：“科举有什么难的？等我想考了，随手就能中！”这话听着像吹牛，可贺知章还真有底气——他肚子里的墨水，比钱塘江都深，只是没把“考功名”当回事。
就这么晃悠到36岁，贺知章才突然“开窍”：“要不，去长安考个科举玩玩？顺便看看京城的月亮跟家乡的是不是不一样。”要知道，在唐朝，科举可比现在的“国考”难多了，每年成千上万的考生，能考上进士的也就几十人，36岁在当时算“大龄考生”，很多人这个年纪早就放弃了。
可贺知章偏要“逆风翻盘”。他背着一捆诗稿，揣着家人给的盘缠，慢悠悠往长安走，一路上边走边玩，遇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写诗，遇到好喝的酒就坐下来跟人拼桌，走到长安的时候，盘缠快花光了，诗稿倒多了好几本。
考试那天，别的考生紧张得手发抖，贺知章却气定神闲，拿起笔就写，别人还在琢磨第一句，他已经写完了整篇文章，提前交卷就去考场外的小酒馆喝酒了。酒馆老板问他：“小伙子，考得怎么样？”贺知章喝了一口酒，笑着说：“放心，等着看榜吧，我名字肯定在前面！”
放榜那天，贺知章挤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贺知章”三个字，排在进士榜单的中游。他没像别人那样欢呼雀跃，只是找了个酒馆，点了一碟花生米，一壶酒，自斟自饮：“果然不难，跟我想的一样。”
有人问他：“你都36岁才中进士，不觉得晚吗？”贺知章摇摇头：“晚什么？我这才刚开始呢！长安这么大，有酒有诗，够我玩一辈子了！”
这时候的贺知章，还没被叫做“诗狂”，但“狂”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他不把功名利禄当回事，不把世俗规矩放在眼里，只跟着自己的心意走，喜欢诗就写，喜欢酒就喝，这种“随性而为”的态度，正是“诗狂”的底色。而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会在长安把“狂”玩出花样，还会遇到一个跟他一样“狂”的知己。
第二章 长安官场“显眼包”：把仕途过成诗酒局
中了进士的贺知章，顺理成章地当了官，一开始只是个小小的“国子四门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讲师”，负责给学生讲课。别的讲师上课，要么板着脸念经书，要么拿着戒尺训学生，贺知章却不一样——他上课像开“诗酒派对”。
他讲课从不带课本，全凭记忆，讲到兴头上，就把学生叫到教室外的院子里，指着天上的云说：“你们看这云，像不像‘白云千载空悠悠’？”讲到春天，就摘一朵花递给学生：“这花要是能写诗，肯定比你们背的那些文章有趣。”学生们都喜欢听他上课，连别的讲师都偷偷来蹭课，说：“贺博士讲课，比听戏还过瘾！”
后来，贺知章升了官，当了“太常博士”，负责祭祀礼仪之类的事，按理说这是个严肃的差事，可贺知章还是改不了“狂”脾气。有一次，朝廷要举行祭祀大典，皇帝让他写祭祀用的“祝文”，要求庄重典雅。贺知章满口答应，结果前一天晚上跟朋友喝酒喝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睡过头了，急急忙忙赶到皇宫，拿起笔就写，写完还没检查就交了上去。
负责审核的官员一看，差点吓掉魂——祝文里居然有一句“酒酣耳热忘形骸”，这哪是祭祀祝文，明明是喝酒的打油诗！官员赶紧找贺知章，让他改。贺知章却满不在乎：“祭祀是为了敬神，神也喜欢热闹嘛！这句话多真实，神肯定不会生气！”
没想到，皇帝看了祝文，居然笑了：“贺知章这性子，真是率真！这句话写得好，就这么用！”从那以后，皇帝也知道贺知章是个“狂得可爱”的人，不仅不怪他，还经常找他聊天喝酒。
贺知章在官场待了几十年，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越做越大，最后当了“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相当于“太子的老师+正三品高官”，可他一点都没有“高官架子”。别的官员上班穿得整整齐齐，他却经常穿着便服，趿着木屐就去了；别的官员开会时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他却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还会跟皇帝开玩笑。
有一次，唐玄宗跟大臣们讨论“如何让百姓更富裕”，大臣们都顺着皇帝的话说“陛下英明，只要减税就能富裕”，只有贺知章站起来说：“陛下，减税是好，可要是官员贪腐，减再多税百姓也富不起来！不如先管管那些贪钱的官，再让他们多读读我的诗，说不定就不贪了！”
唐玄宗听了，不仅没生气，还哈哈大笑：“贺爱卿说得对！不过你的诗能不能让人不贪，我可不知道，但肯定能让人开心！”说完，还赏了他一坛好酒。
贺知章在官场的“狂”，不是狂妄自大，而是不趋炎附势，不虚伪做作。他跟同僚相处，从不搞“拉帮结派”，只跟聊得来的人喝酒写诗；他对待下属，从不摆架子，下属犯错了，他不骂也不罚，而是拉着下属喝一杯，说：“没事，下次注意，谁还没犯过错呢？”
有人问他：“你都当这么大的官了，怎么还这么‘没正形’？”贺知章笑着说：“当官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装样子。我要是整天板着脸，不仅自己累，别人也累，不如活得轻松点，有酒有诗，多好！”
这时候的贺知章，在长安已经小有名气，文人墨客都喜欢跟他交朋友，因为他没有“高官架子”，还特别会喝酒写诗。有人开始叫他“诗狂”，他听了不仅不生气，还挺高兴：“狂就狂呗！写诗不狂，还有什么意思？”
而真正让“诗狂”这个雅号传遍长安的，是他跟一个人的相遇——这个人，就是李白。
第三章 金龟换酒识谪仙：诗狂与诗仙的神仙联动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42岁的李白终于得到唐玄宗的召见，从蜀地来到长安。李白早就听说长安有个“诗狂贺知章”，喝酒写诗都很厉害，心里一直想跟他见一面。
巧的是，有一天，贺知章在长安的“紫极宫”（道观）上香，正好遇到了李白。贺知章早就听说过李白的诗名，一看李白长得“风度翩翩，自带仙气”，就主动上前打招呼：“你就是蜀地来的李白吧？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李白一见贺知章，也很激动：“您就是贺大人吧？我读您的诗，就觉得您肯定是个有趣的人！”
两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从诗歌聊到人生，从家乡聊到长安，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贺知章说：“走，咱们找个酒馆，边喝边聊！”李白赶紧答应：“好啊！我请客！”
可两人走到酒馆门口，李白摸了摸口袋，才发现自己没带钱——他刚到长安，还没领到俸禄，身上只有几吊零钱，根本不够点好酒好菜。李白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我今天没带钱……”
贺知章一看，哈哈大笑：“没事！我带了！”说着，他从腰间解下一个金灿灿的东西——那是皇帝赐给他的“金龟”，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的饰品，相当于现在的“限量版奢侈品”，不仅值钱，还是身份的象征。
贺知章拿着金龟，对酒馆老板说：“老板，这个金龟，能换你最好的酒和菜吗？”
酒馆老板一看是金龟，眼睛都亮了：“当然能！贺大人，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准备最好的酒！”
李白赶紧拦住他：“贺大人，这金龟是陛下赐的，太贵重了，不能换酒！”
贺知章却摆摆手：“什么贵重不贵重的！陛下赐我金龟，是让我开心；现在跟你喝酒，我更开心！金龟没了可以再要，跟你这样的知己喝酒，可遇不可求！”
就这样，贺知章用皇帝赐的金龟，换了一坛好酒和一桌子菜，两人边喝边聊，喝到兴头上，还当场写诗。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忍不住拍着桌子说：“你这哪里是凡人写的诗？分明是天上的仙人下凡写的！你就是‘谪仙人’啊！”
“谪仙人”这个称呼，就是从这时候来的。后来，李白每次跟人介绍自己，都会说：“我是贺知章先生说的‘谪仙人’！”
这次“金龟换酒”的事，很快就传遍了长安。有人说贺知章“太狂了，居然拿皇帝赐的金龟换酒”，也有人说“贺知章真性情，这样的人才配叫‘诗狂’”。唐玄宗听说后，也只是笑着说：“贺爱卿真是率真，只要他开心就好！”还特意又赐了他一个金龟。
从那以后，贺知章和李白就成了“忘年交”，经常一起喝酒写诗。贺知章80多岁，李白40多岁，两人相差40多岁，却像同龄人一样合拍。他们有时候在长安的街头喝酒，喝醉了就对着月亮吟诗；有时候去郊外的山上游玩，看到美景就当场写下来；有时候还会去朋友家蹭饭，蹭完饭还不忘写首诗感谢。
有一次，两人去一个朋友家喝酒，喝到半夜，朋友家的酒喝完了，贺知章居然拉着李白，翻墙去邻居家“借酒”。邻居一看是贺知章和李白，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贺大人、李大人，你们早说啊，我这有好酒，不用翻墙！”
李白后来在诗里写：“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这首诗里，满是对贺知章的怀念，也记录了他们“金龟换酒”的神仙友谊。
贺知章的“狂”，在遇到李白后，变得更加鲜活。他的“狂”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能发现别人的才华，能为了知己放下身份和贵重物品。这种“狂”，让他在长安的文人圈里，成了人人都喜欢的“老顽童”，也让“诗狂”这个雅号，变得更加响亮。
第四章 诗里藏狂：两句成名的“随性派”诗人
贺知章一辈子写了很多诗，可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二十多首。但就是这二十多首诗里，有两首成了千古名作，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读过——《咏柳》和《回乡偶书》。而这两首诗，都写得“随性又狂放”，没有一点刻意雕琢的痕迹，就像他的人一样，自然又真实。
先说说《咏柳》。有一年春天，贺知章在长安的街头散步，看到路边的柳树发芽了，嫩黄的柳叶像剪刀剪出来的一样，随风飘动，特别好看。他当时正喝了点酒，诗兴大发，随口就念了出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旁边的路人一听，都停下来鼓掌：“好诗！太形象了！把柳树写活了！”贺知章自己也觉得不错，就把这首诗记了下来，没多想，也没修改——在他看来，写诗就像说话一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改来改去。
没想到，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长安，不管是读书人还是老百姓，都喜欢读。有人说：“贺大人的诗，就像春天的风一样，舒服又自然！”也有人说：“这诗写得太‘狂’了，把春风比作剪刀，也就贺大人能想出来！”
贺知章听了，只是笑着说：“我就是看到柳树好看，随口说的，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写诗嘛，本来就是开心就好！”
再说说《回乡偶书》，这是贺知章晚年写的诗，也是他最有名的诗之一。当时他已经83岁了，想辞官回家，唐玄宗答应了，还亲自送他出城。贺知章回到家乡越州永兴，走在小时候熟悉的街上，发现一切都变了——房子变了，街道变了，连路上的人都不认识了。
有几个小孩在路边玩，看到贺知章白发苍苍，穿着官服，就围过来问：“老爷爷，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
贺知章看着这些小孩，又看看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忍不住笑了，随口就念了出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里，没有一点“高官回乡”的架子，只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和对家乡的亲切。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回乡偶书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两首诗，成了所有“游子”的心声，不管离开家乡多久，回到家乡，都会想起这两句诗。
贺知章的诗，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广？因为他的诗里没有“官话”，没有“客套话”，只有“真心话”；没有复杂的辞藻，没有难懂的典故，只有简单又生动的画面。他的“狂”在诗里，不是豪放不羁的呐喊，而是自然流露的真情——看到柳树就写柳树，回到家乡就写家乡，不用刻意讨好谁，也不用刻意追求什么，这种“随性而为”的写诗态度，正是“诗狂”的精髓。
有人问贺知章：“你写诗为什么不打草稿，也不修改？”贺知章说：“写诗靠的是灵感，灵感来了，就像酒来了一样，不喝就没了，不写也没了。修改来修改去，灵感早就跑了，还有什么意思？”
他的这种“随性派”写诗风格，影响了很多后来的诗人，比如李白就深受他影响，李白写诗也不喜欢刻意雕琢，喜欢“斗酒诗百篇”，跟贺知章的风格很像。有人说：“没有贺知章的‘狂’，就没有李白的‘狂’；没有贺知章的‘随性’，就没有李白的‘随性’。”
贺知章的诗，虽然不多，但每一首都像一杯好酒，初读觉得简单，再读觉得有味，越读越觉得亲切。就像《咏柳》，不管读多少遍，都能想到春天的柳树；就像《回乡偶书》，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都能想起回家的感觉。这种“接地气”的诗，比那些华丽空洞的诗，更能打动人心。
第五章 归隐也疯狂：把故乡变成诗酒江湖
83岁的贺知章，在长安待了几十年，突然觉得“长安的酒喝够了，想回家喝家乡的酒了”。他向唐玄宗上书，请求辞官归隐，回越州永兴老家。唐玄宗舍不得他走，劝了好几次：“贺爱卿，你还能再帮我几年，怎么就要走了？”
贺知章笑着说：“陛下，我都83岁了，再当官就成‘老糊涂’了，不如回家乡，喝喝酒，写写诗，还能多活几年！”
唐玄宗见他态度坚决，就答应了，还赐了他很多钱和礼物，亲自送他到长安城外，说：“贺爱卿，你要是想长安了，就回来看看；要是想喝酒了，就给我写信，我给你寄好酒！”
贺知章感动得不行，对着唐玄宗拜了三拜，说：“陛下放心，我会想您的，也会想长安的酒！”
就这样，贺知章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坛长安的好酒，回到了家乡越州永兴。家乡的人听说“贺大人回来了”，都跑到街上迎接他，有的送水果，有的送好酒，有的还拉着他的手，问他长安的事。贺知章一点都不嫌弃，跟每个人都打招呼，还把唐玄宗赐的礼物分给大家。
回到家乡后，贺知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在老家的房子捐了，改成了一座道观，叫“千秋观”，他说：“房子我住不了多久，改成道观，让大家有地方祈福，多好！”然后，他自己找了个小院子住，院子里种了几棵柳树，挖了一口井，还摆了一张石桌，专门用来喝酒写诗。
贺知章归隐后的生活，比在长安还“狂”。他每天早上起来，先到钱塘江边散步，看看江水，吹吹江风，然后找老乡喝酒；中午在家睡一觉，下午要么跟小孩一起玩，要么在院子里写诗；晚上就约几个老朋友，在石桌上喝酒，喝醉了就躺在石桌上睡觉，嘴里还念叨着诗。
有一次，他跟老乡喝酒，喝到兴头上，居然跑到村里的墙上写诗，老乡想拦他，他却说：“这墙空着也是空着，写首诗上去，既好看，又能让大家记住，多好！”老乡没办法，只能看着他写，没想到第二天，全村的人都来看墙上的诗，还有人特意从别的村来，就为了看贺知章写的诗。
贺知章还喜欢跟小孩玩，他经常把糖分给村里的小孩，然后让小孩陪他聊天，问他们“现在的学堂教什么诗”“家乡的柳树有没有长高”。小孩们都喜欢他，经常围着他，叫他“贺爷爷”，有的还会跟他学写诗，虽然写得不好，但贺知章每次都夸：“写得好！比我小时候写得还好！”
有一次，他带着小孩去钱塘江边玩，看到有渔夫在捕鱼，就跟渔夫说：“我用一首诗换你一条鱼，怎么样？”渔夫笑着说：“贺大人，您的诗比鱼值钱多了，我给您两条鱼，您给我写一首诗就行！”贺知章高兴得不行，当场写了一首诗，渔夫拿着诗，宝贝得不行，还把诗裱了起来，挂在家里。
贺知章归隐后的日子，没有一点“退休老人”的沉闷，反而像个“老顽童”，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有酒有诗，有朋友有小孩。他的“狂”，在故乡变成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亲切，这种“狂”，没有一点攻击性，只有满满的温暖和快乐。
唐玄宗后来真的给贺知章寄了好酒，还写信问他“家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贺知章回信说：“家乡的酒比长安的酒甜，家乡的人比长安的人亲，我过得很开心，陛下不用惦记！”
就这样，贺知章在故乡过了两年快乐的日子，85岁那年，他在睡梦中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手里还握着一支笔——他大概是在梦里，还在写诗吧。
家乡的人都很伤心，他们把贺知章葬在钱塘江边，还在他的坟前种了很多柳树，就像他诗里写的“碧玉妆成一树高”那样。每年春天，柳树发芽的时候，都会有人来他的坟前，放一壶好酒，念一首他的诗，就像他还在的时候一样。
第六章 诗狂不朽：让快乐成为永恒的风格
贺知章去世后，他的故事和诗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文人墨客都很怀念他，李白更是悲痛欲绝，写了很多诗怀念他，说“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每次想起跟贺知章用金龟换酒的日子，都会忍不住掉眼泪。
唐玄宗听说贺知章去世了，也很伤心，说：“贺爱卿是个好人，是个有趣的人，长安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他还特意下旨，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让他的名声更响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知章的“诗狂”精神，越来越被人认可。人们为什么叫他“诗狂”？不是因为他狂妄自大，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热爱——不管是当官还是归隐，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他都能找到生活的快乐；是因为他对诗歌的随性——写诗不刻意，不雕琢，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让诗歌回归最本真的样子；是因为他对名利的超脱——不把金龟当宝贝，不把官位当回事，只跟着自己的心意走，活得轻松又自在。
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很喜欢贺知章的诗和为人，他说：“贺知章是‘狂而不傲，放而不纵’，这样的人才配叫‘诗狂’！”明代的文学家袁宏道，也很崇拜贺知章，说：“贺知章的诗，就像他的人一样，简单又快乐，读他的诗，就像跟他一起喝酒一样，开心！”
到了现代，贺知章的诗依然是“语文课本常客”——《咏柳》和《回乡偶书》，几乎每个中国小孩都会背。当小孩们读“碧玉妆成一树高”的时候，会想象春天的柳树有多美；当他们读“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时候，会想象贺知章回到家乡的样子。贺知章的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孩子们对春天、对家乡的想象。
除了诗，贺知章的“快乐哲学”也影响着很多人。他告诉我们：生活不用太严肃，偶尔“狂”一点也没关系；名利不用太看重，有酒有诗有朋友，才是最幸福的；年龄不是限制，就算80多岁，也能像小孩一样快乐。
现在，当我们再读贺知章的诗，再想起“诗狂”这个雅号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可爱、豁达、热爱生活的“老顽童”——他在长安用金龟换酒，在故乡跟小孩玩闹，在诗里写满了快乐。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酒派对；他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简单的快乐传递了千年。
这，就是“诗狂”贺知章——一个83岁辞官归隐，敢拿金龟换酒，一生把日子过成诗酒派对的诗人。他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他的诗，会一直被人背诵；他的“狂”，会一直提醒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都要活得快乐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