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尽，余烬未冷。谈判桌取代了战场，成为了决定暹罗东南部命运的最终角力场。这场谈判，在曼谷一家由王室背景贵族拥有的、戒备森严的私人庄园内进行，历时长达一个半月。窗外是湄南河畔的旖旎风光，窗内则是唇枪舌剑、寸土必争的无形厮杀。
李金唐派出的代表团，以苏望海为首，成员包括精通国际法的顾问、熟悉军事部署的军官，以及一位德高望重、被特意请出山的前朝元老作为象征性的调停人。政府方面则由帕拉·触巴硕上将主导，成员来自国防部、内政部和外交部，阵容强大，但眉宇间难掩疲惫与焦躁。
谈判的核心，不再是李金唐是否有罪，而是**如何在新的现实力量对比下，重新划分权力边界**。
每一条款的敲定，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漫长的拉锯。
* **军事地位问题：** 政府方面坚持要求解散“救国军”，至少将其大部分编入政府军序列。苏望海则强硬表示，这支部队是维护地区稳定、防范渗透的核心力量，必须保留其独立建制和指挥体系。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部队更名为“暹罗王国东南边境防卫总队”，在法律上正式纳入国防部预备役序列，但其内部人事、指挥、训练仍由李金唐负责，国防部派遣的“联络观察组”权限被严格限定于“协调与情报交流”，不得干涉具体军务。** 防卫总队的员额和主要装备清单需向国防部报备，但默许其保有相当程度的“非公开”实力。
* **控制区域问题：** 政府意图收回达叻府、尖竹汶府等地的直接行政管理权。李金唐方面则寸步不让，强调其在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上的有效性和不可或缺性。最终的协议划定了一个**“东南边境经济发展与管理特别区”**，范围涵盖了李金唐实际控制的核心区域。在该特区内，李金唐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地方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行业许可审批等，但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管辖，且需按比例上缴部分税收。
* **政治权利问题：** 这是李金唐最为看重的突破点。他不再满足于幕后操纵，要求走到台前。协议最终同意，**“泰国华人联合会”可作为合法的政治团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李金唐本人及其指定的数名亲信，将在下一届议会中获得“委任议员”席位，拥有了在最高立法机构发声的权利。
* **经济产业问题：** 被查封的产业全部归还，“金唐重工”等企业获得合法经营地位，并与政府达成一系列国防相关的采购与合作意向，以此换取政府对其部分“灰色”生产领域的默许。
这份名为《王国政府与东南特别区关于共同发展与安全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是一份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文件。它既重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白纸黑字地承认了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合法存在。它既是和平的保证书，也是未来潜在冲突的新导火索。
协议的签署仪式，在总理府一个不大的会议室举行，刻意保持了低调。沙立元帅本人并未出席，由帕拉上将代表政府签字。李金唐则亲自到场，他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而非往日常穿的军便装或唐装，神态从容，目光平静。
当两人在文件上签下名字，交换文本时，闪光灯亮起，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两人握手，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微笑，但眼神交汇的瞬间，却没有任何温度。彼此都清楚，这并非和解，只是力量平衡下的暂时休战。
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
在曼谷，反对派议员们欢呼这是“民主与理性的胜利”，知识界认为看到了制约军政府独裁的希望。而沙立核心圈内，则弥漫着一种屈辱和愤懑的情绪，视此为权宜之计，暗中磨刀霍霍。
在东南特别区，民众则奔走相告，欢庆和平的降临。新唐村和达叻府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感激李金唐带领他们顶住了压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李金唐站在新落成的“特别区行政公署”大楼的阳台上，望着楼下欢呼的人群，心中并无太多喜悦，只有如履薄冰的清醒。他对身后的核心层说：“不要被这纸协议迷惑。沙立签下它，不是因为他认同我们，而是因为他暂时无法消灭我们。我们得到的，不是恩赐，是我们用血和命换来的生存空间。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空间，打造成谁也无法撼动的堡垒。”
和平并非意味着懈怠。李金唐利用协议带来的合法性，开始了新一轮、更深层次的布局。
* **政治上台：** 他本人和苏望海等几人顺利成为国会委任议员。首次进入议会，他们并未急于激进发声，而是低调观察，谨慎建立同盟，逐步学习国家层面的政治规则。同时，“华人联合会”开始系统性地培养和推送本阵营的年轻才俊，参与地方选举，将政治根基扎得更广、更深。
* **经济上转型：** “金唐系”企业开始“洗白”和转型。与可口可乐的合作进一步扩大；房地产项目在曼谷正式启动；入股和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始向正规化银行演变。更重要的是，依托“特别区”的地位和政策优势，他开始大规模吸引海外华人资本和西方技术，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和现代农业，试图将特别区建设成一个繁荣的“样板”，以彰显其治理能力。
* **军事上精进：** “东南边境防卫总队”名义上纳入国防体系，实则进入了更为隐秘的现代化进程。利用合作协议，他们得以更便利地获取某些国外军事技术和装备，进行升级。训练更加侧重于特种作战、信息化和与正规军的协同（尽管是纸上谈兵），战斗力不降反升。
* **文化上融合：** 李金唐更加注重淡化自己的纯华人色彩，强调“泰人认同”。他要求所有公开场合必须使用泰语，鼓励华泰通婚，大力资助泰语教育和泰国传统文化活动，塑造自己作为“暹罗爱国者”而非“华人领袖”的形象。
另一方面，沙立政府在这场冲突中也并非全无收获。至少，它被迫从唯我独尊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暹罗社会的复杂性和自身统治的脆弱性。
为了应对新的格局和内外压力，沙立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姿态：
* **有限度的政治开放：** 放松了对新闻和言论的部分管制，允许议会拥有稍多一点的辩论空间，以安抚国内反对派和知识界。
* **经济政策调整：** 开始注重经济发展，吸引外资，改善民生，以削弱李金唐“特区模式”的吸引力，并缓解国内矛盾。
* **军队现代化：** 加速从美国获取军事援助，推动军队的现代化改革，虽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巩固统治和应对未来可能再次与李金唐爆发的冲突。
这些改革是被动的、不情愿的，甚至充满了权术算计，但客观上，确实让暹罗过去铁板一块的军政府统治，出现了一丝缝隙。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不确定的时代，悄然来临。
从此，暹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李金唐这样一个拥有独立武装、经济基础和特定政治诉求的强大地方势力，打破了军政府一言堂的局面。虽然表面上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但曼谷与东南特区之间的博弈，从明面的军事冲突，转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全面、更深刻的竞争轨道。
李金唐站在新的起点上，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东南一隅。他知道，脚下的路依然布满荆棘，沙立政府的敌意并未消除，内部的稳固和外部的挑战依然严峻。但他更加坚信，凭借手中掌握的力量、精心构筑的基业以及对时势的敏锐把握，他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撬开了一道通往更大舞台的门缝。
暹罗的未来，不再只由曼谷的少数人决定。东南方的星辰，正闪烁着不容忽视的光芒，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之河，将流向一个更加波澜壮阔、却也更加未知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