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重庆，终于从连绵的阴雨中挣脱出来。久违的阳光，穿透薄雾，稀稀疏疏地洒在这座饱经磨难的山城，给灰色的建筑和行色匆匆的人们，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江边的黄桷树，也在这乍暖还寒的空气中，悄悄地吐露新芽，仿佛在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然而，这春回大地的暖意，却丝毫无法渗透进我那位于地下深处的作战室。这里的空气，依旧凝滞、冰冷，充满了失败的苦涩和未来的迷茫。桂南的战火虽然暂时平息，但那道横亘在南宁城外的対峙线，如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深刻在墙上的巨幅地图上，也烙印在我的心头。
三月的第一周，我是在堆积如山的战报和伤亡统计表中度过的。桂南会战，从去年十一月日军登陆，到二月底我军反攻宾阳失败，历时三个半月，双方在这片亚热带的红土地上，投入了超过四十万的兵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惨烈到极致的血肉搏杀。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冰冷的数字，指尖却感到一阵阵灼痛。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破碎。我军总伤亡，超过十万人。杜聿明的第五军，作为我们的“铁拳”，在昆仑关攻坚和宾阳反击战中，几乎被打残，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短期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李延年的第二军、甘丽初的第六军，以及其他参战的桂系、粤系部队，也个个元气大伤。
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我们收复了昆仑关，但又丢掉了宾阳；我们粉碎了日军沿桂越公路直捣我西南腹地的战略企图，但南宁依旧在敌手，我们的国际交通线依然受到严重威胁。从战略上看，我们打成了一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是“惨胜如败”。
“次长，这是第四战区张长官发来的战况总结，以及杜聿明军长、李延年军长联名签署的部队整补计划。”林森上校将一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的桌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压抑。
我没有立刻去看。这些计划的内容，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请求补充兵员、武器、弹药，请求将部队撤往后方休整……这些都是最基本、也最合理的要求。但是，我又能从哪里，给他们变出这些东西来呢？
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已经运转到了极限。兵员，可以从后方省份征召，但那些未经训练的新兵，拉上桂南那种绞肉机一样的战场，与炮灰无异。武器弹药，更是捉襟见肘。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产量有限，国际援助物资又因为滇越铁路被日军飞机反复轰炸，运输效率大打折扣。
我的内心充满了焦灼和无力。我意识到，桂南的僵局，短期内根本无法打破。这不是战术或指挥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力层面的硬伤。我们，耗不起了。
在军事委员会的例会上，气氛压抑得可怕。昆仑关大捷时的那种兴奋和乐观，早已被宾阳失守的残酷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没有人再提“乘胜追击、收复南宁”的豪言壮语。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吵和相互指责。
“桂南之战，我中央军将士伤亡殆尽，某些地方部队却出工不出力，保存实力！此风不长，国将不国！”一位中央军系的将领，拍着桌子，矛头直指桂系和粤系的部队。
他的话立刻引来了第四战区一位代表的反唇相讥：“笑话！我广西子弟兵，保家卫国，哪次不是冲在最前头？倒是某些部队，装备精良，补给优先，打起仗来却畏首畏尾，一触即溃！”
争吵愈演愈烈，几乎要演变成全武行。我冷眼旁观，一言不发。我知道，这种内部的撕裂和攻讦，比前线的失败更可怕。它正在从内部，腐蚀着我们这个国家本就脆弱的抵抗意志。
“够了！”我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各位将军！”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人，“前线将士尸骨未寒，数十万大军还在泥泞的战壕里忍饥挨饿。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争论谁的功劳大，谁的过错多！而是要拿出一个办法，一个能让我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活下去的办法！”
“桂南的仗，已经打成了烂仗，成了一锅谁也吃不下去的夹生饭。我的意见是，‘拖’！”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从现在开始，桂南战场的战略，由主动进攻，转为积极防御。依托昆仑关等有利地形，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与敌对峙。我们的目的，不再是收复南宁，而是要将日军的数个精锐师团，牢牢地拖在广西的山沟里，让他们既无法前进，也无法轻易脱身，把这里变成一个持续消耗他们兵力和物资的泥潭！”
“那我们的国际交通线怎么办？”有人立刻提出质疑。
“另辟蹊径！”我的指挥棒指向了西边的云南，“滇缅公路，必须加快修筑速度！命令工兵部队和沿线民工，日夜赶工，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打通这条新的生命线！另外，命令空军，将我们仅有的远程轰炸机，全部调往云南，重点轰炸越南境内的日军机场，掩护我们的物资运输。”
我的计划，是一个痛苦而又现实的选择。它意味着，我们暂时放弃了在桂南战场上寻求决定性胜利的幻想，转而进入一种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消耗战。这需要巨大的战略耐心和坚韧的意志。
三月的第二周，随着我的战略部署被逐步传达下去，桂南前线那震耳欲聋的炮火声，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双方都像两头斗得精疲力竭的公牛，各自退后一步，喘着粗气，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舔舐着自己流血的伤口。
前线虽然平静了，但我的内心，却掀起了新的波澜。我的目光，开始从桂南那片令人心碎的土地上移开，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全国战局。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日本人，在桂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他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为了打破僵局，他们必然会在其他方向，寻找新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会在哪里？
我让林森将过去一个月，全国所有战区，特别是第二、第五、第九战区的情报汇总，全部搬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自己关在里面，一张一张地仔细研读。我要从这些浩如烟海、真假难辨的信息中，嗅出危险的气息。
“报告！第二战区阎长官来电，报告其当面之日军，近期调动频繁，似有西进渡过黄河，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报告！第九战区薛长官密报，日军第十一军在赣北、鄂南地区，集结兵力，似乎有再次进犯长沙的迹象。”
一条条情报摆在我的面前，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每一个方向，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都可能是敌人下一次主攻的目标。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坐在蛛网中心的蜘蛛，任何一根蛛丝的轻微颤动，都必须引起我最高度的警觉。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划过山西的黄河渡口，划过湖南的洞庭湖平原，最终，停留在了湖北西部，长江三峡的入口处——宜昌。
宜昌，这座位于长江中上游分界线上的城市，自武汉失守后，其战略地位便急剧上升。它不仅是拱卫我们战时首都重庆的东大门，更是连接华中与西南水路交通的唯一枢纽。大量的兵员、物资，都要通过宜昌，溯江而上，运抵重庆。一旦宜昌失守，长江航道将被彻底切断，重庆将成为一座真正的孤城，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上，日军在1940年5月，正是发动了旨在攻占宜昌的“枣宜会战”。而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开始为这场战役，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了。
“林森！”我抬起头，眼神凝重。
“到！”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第五战区李长官发电。提醒他，密切关注其防区内，特别是襄河两岸日军的动向。我判断，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长沙碰壁、桂南失利之后，极有可能将其下一个主攻方向，转向襄樊、宜昌一线。务必让他提前做好准备，加固防线，储备物资，万不可掉以轻心！”
“是！”林森领命而去。
发出这封电报后，我的心并没有丝毫的放松。我知道，一封电报，并不能改变什么。李长官虽然也是一代名将，但他麾下的部队，成分复杂，战力参差不齐。面对园部和一郎那狡猾如狐、凶猛如虎的第十一军，能否抵挡得住，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而我手中，已经没有了像第五军这样可以一锤定音的战略预备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险正在逼近，却无法派出最得力的消防员。这种感觉，让我备受煎熬。
三月的第三周，就在我对中原战局的深深忧虑中度过。然而，一个比军事失利更沉重的打击，却从另一个方向，悄然而至。
“次长，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一天清晨，林森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愤怒和鄙夷的复杂表情，将一份《中央日报》放在我的桌上。
报纸的头版头条，用触目惊心的大号黑体字，刊登了一条消息：汪逆兆铭，于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伪国民政府。
尽管对此事早有预料，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的胸中还是燃起了一股熊熊的怒火。汪兆铭，这个曾经的革命元勋，国府的二号人物，竟然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投敌，卖国求荣，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
我一把将报纸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地上。
“无耻之尤！民族败类！”
这是对抗战以来，我们民心士气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军事上的失败，只会让我们同仇敌忾，越挫越勇。但这种来自内部的、最高层的背叛，却足以动摇许多人坚持抗战的信念。它让“曲线救国”、“和平运动”之类的汉奸论调，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幌子。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重庆都陷入了一种愤怒而又迷茫的氛围中。人们走上街头，焚烧汪兆铭的模拟像，高喊着“打倒汉奸”的口号。但在激愤的背后，我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虑。连国府曾经的二号人物都投降了，这场仗，我们还打得赢吗？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对冲这种负面影响。仅仅是口头上的谴责和咒骂，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必须用实际的、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向全国人民，也向日本人和汪兆铭证明：中国，是不会屈服的！任何背叛国家民族的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胆计划，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三月的第四周，我秘密召见了一个特殊部门的负责人——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对于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特务头子，我的观感很复杂。我厌恶他和他手下那些人的行事手段，但又不得不承认，在某些特殊的战场上，这把见不得光的利刃，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一盏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戴笠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形瘦削，隐藏在阴影里，只有那双眼睛，在昏暗中闪烁着鹰隼般锐利的光芒。
“雨农兄，”我开门见山，“汪逆在南京成立伪府，如同一颗毒瘤，长在了我们的心腹之地。如果不尽快将其切除，必将贻害无穷。常规的军事手段，我们暂时用不上，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戴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次长的意思，我明白。对付这种败类，就该用非常之手段。实际上，我们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在上海、南京的行动组，已经接到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制裁那些追随汪逆的大汉奸。上个月，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已经被我们的人，在上海的寓所里，连开三枪，当场击毙。这只是一个开始。”
“很好。”我点了点头，“但是，仅仅是制裁几个小喽啰，还远远不够。我要的是，一场足以震动全国，让所有汉奸都闻风丧胆的行动。我要让汪兆铭，坐在他的伪主席宝座上，如坐针毡，寝食难安！”
我的目光，投向了墙上的地图，落在了上海那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上。
“上海，是远东的情报中心，也是敌伪的心脏。我要你，集中军统最精锐的力量，在上海，给我搞出一番大动静来！”我转过头，盯着戴笠的眼睛，“我要炸掉他们的军火库，烧掉他们的物资仓库，捣毁他们的伪政府机关！我要让上海的夜晚，被爆炸的火光所照亮！我要让枪声，成为那些汉奸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催眠曲！”
戴笠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他显然没有想到，我这个一直专注于正规作战的参谋次长，竟然会提出如此激进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计划。
“次长放心！”他站起身，向我立正敬礼，“只要有您这句话，有参谋本部的支持，我保证，不出一个月，就让上海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天天晚上都做噩梦！”
“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让他们做噩梦。我需要战果。”我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文件，递给他，“这是我让情报部门整理的，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的几个重要军事目标，包括码头、仓库、兵营。另外，这是汪伪政府在上海的几个核心机构地址。你们的任务，就是围绕这些目标，制定一个详细的、代号为‘铁拳’的行动计划。需要任何武器、经费、人员上的支持，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戴笠接过文件，双手都有些微微颤抖。他知道，这几张薄薄的纸，分量有多重。这等于我，这个参谋本部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为他的“黑色行动”，开了绿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请次长静候佳音！”他再次向我敬礼，然后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中。
送走戴笠，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让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我不知道，这把双刃剑，在刺伤敌人的同时，会不会也伤到我们自己。
但是，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在国家危亡的非常时期，必须行非常之事。为了唤醒那些麻木的、动摇的人心，有时候，就需要一剂猛药。
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戴笠的第一份报告。报告很简洁，只有几个字：“‘铁拳’一号行动成功。日军虹口海军仓库，起火爆炸，火势冲天。”
我看着这份报告，没有喜悦，也没有激动，心中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场发生在城市阴影下的、同样血腥残酷的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而我的目光，已经再次转向了中原。那里的天空，乌云正在聚集。园部和一郎的獠牙，已经若隐若现。一场更大规模的会战，即将到来。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窗户。三月的夜风，带着春天的气息，吹了进来，却吹不散我心头的凝重。
这个春天，注定不会平静。